漫谈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屈辱感”和“民族性苦闷”

张颖

内容摘要：“屈辱感”和由之而来的“民族性苦闷”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关键词。而“民族性苦闷”其实又包含“民族”、“性”、“苦闷”三个元素。这三个元素在不同时代的不同组合，衍生出不同的故事。为什么是这样的而不是那样的故事，为什么故事只能这样讲而不能那样讲，当我们讲故事的时候，我们其实在讲什么？这将是本文将着重探讨的问题。

关键词：屈辱感 民族性苦闷 浪漫爱

“屈辱感”是20世纪中国文学书写的一个“习惯性动作”。几乎现当代作家在作品中都会涉及这一命题。为何书写，如何书写，是笔者在本文中将要着重探讨的问题。

首先是“为何书写”。这一点鲁迅的经历具有典型性。先生早年的“走异路，逃异地”即是源于“屈辱感”;后来的“弃医从文”亦是源于“屈辱感”。不同在于：第一个“屈辱感”是独属于少年周树人的，第二个“屈辱感”却是既属于成年周树人，又属于被“国家化”的“中华民族”和“中国人”的。“屈辱感”在先生的一生中如影相随。由“屈辱感”所引发的“苦闷”是先生文学书写的核心。“被看”，“被吃”的“狂人”自不必说，“看人”“吃人”的“庸众”之所以乐于“吃瓜”，乐此不疲的赏玩别人的苦难，又何尝不是“屈辱感”和“苦闷”心境的一种变相转移？

但在先生笔下，不同社会身份的人对于“屈辱感”和“苦闷”心境的处理方式也有所不同。这便又牵涉到第二个问题：“如何书写”：

第一类：农民。“奴隶”是生态，“奴才”是心态。先生的态度与其说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不妨说是“哀其被欺，怒其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