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路易斯：梦的纪念

钱佳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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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四月，新冠疫情正在美国发酵，我却在写一系列给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的“分手信”，这类信在美国被叫做“致亲爱的约翰”（Dear John letter），其主要目的在于礼貌而友好地说再见。我写了三封信：一封给导师，一封给系主任，还有一封给慷慨授予我奖学金的麦道国际学者基金会。我决定转去南加大的文学与创意写作博士项目。种种复杂因素的叠加促成了这一“叛逃”行为：我第一学期的彻底不适应，我对目前的项目抱有过于罗曼蒂克的憧憬，再加上一段夭折的爱情。

巧合的是，几乎所有人的回复中都有这么一句：“我理解。洛杉矶会是个更激动人心的地方。”

我久久地注视着电脑屏幕上“我理解”三个字，反复咀嚼其中的反讽意味。我在上海长大，也去过洛杉矶，大城市绝非我离开的原因。但很快，我就明白过来，这句回复也是他们的“致亲爱的约翰”，找一个最无伤大雅的理由，好让双方都有台阶下。

这个无伤大雅的理由符合如今圣路易斯的“自知之明”：它是座小城，要比洛杉矶低好几个等级，无怪乎留不住人。但或许我的老师们不知道，我是喜欢这座城的，喜欢它“自卑”表面下潜藏的落寞和不甘。

土耳其作家帕慕克曾用“呼愁”来形容伊斯坦布尔散发出的失落感，帕慕克的家乡在奥斯曼帝国鼎盛时期曾是全世界的中心，富丽堂皇，车水马龙，而今，每个伊斯坦布尔人都在“呼愁”：提着购物袋回家的父亲们，勉强度日的老书商，生意萧条的理发师，总是等不到公交车的蒙面妇女……帕慕克说，这就像他小时候透着充满水汽的窗户看外面的感受，曾经的辉煌已成废墟，但因为隔着时间和幻想的距离（“水汽”和“玻璃”），隐约还闪现着一种朦胧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