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新走了。这以前就听说他的身體不好,去年回国时想去探望,但诸事繁多未能成行。就像过去几十年一样,总觉得他就在那里,见不见都是老朋友,此次不见下次还可以见。但他真的就走了。
我说“几十年”并非虚词—我们首次见面是在五十七年前的一九六三年,当时他作为美术史系的学长之一,在校门口欢迎我们这班刚进入中央美术学院的一年级学生。那年由于政治原因,美术史系之外的系都不招生,我们这班的十个人因此也就是学院新生的全部。美术史系在美院中算是新创之系,当时只有三届:杨新在最高一届,我们是最低一届,中间还有院校调整转过来的一届。我们班是“文革”前美院招收的最后一届本科生,杨新他们却在“文革”之前就已毕业分配,因此重叠时间不长。记得他个子矮小但神采奕奕,讲起话来带着湖南口音。听同学说他爱画画,也画得不错,这使我感到和他较为亲近。有一次他到我们班的绘画教室来串门,我们刚完成的人物写生还立在画架上。他一张张仔细看过去,像是参观一个展览,时不时赞上两句。少有的认真态度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这种小事在我和他相处的过程里有很多, 没有什么特别意义,时间一长,大都也就忘却了。突然跃入脑海的另一瞬间是在一九八四年,那时我已经去哈佛大学读研究生,杨新那年也作为卢斯基金会访问学者,受高居翰邀请去加州伯克利大学访学一年。初夏,我正好得到一笔基金会资助,去美国西海岸参观美术馆并会见同行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