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钟摆，摆向何方？

余昕

“欠债还钱”—如果说光怪陆离的现代社会有任何形式的普世道德，那么这一定是其中之一，为了加强这种道德的迫切，人们往往还会狠狠地加一个后缀—“天经地义”。或许也只有刚刚骤然离世的无政府主义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DavidGraeber）有勇气挑战这一“常识”，并为此撰写了大部头论著—《债：第一个5000年》。这部著作及格雷伯的提议—消除债务—如此“离经叛道”，甫一出版便引发了广泛讨论。但这并非格雷伯带给学界和大众的第一次冲击，而是他一生志业中学术与政治关系最紧密的一部分：批判霍布斯式的美国中产阶级常识，并以直接行动（directaction）的方式探寻经济和政治的别样道德及人性基础。恰因如此，《债》或许为我们理解当下状况和探寻未来出路提供了可能。

文如其人，格雷伯的行事也常常出人意料。他十二岁时因为破译玛雅文字获得哈佛奖学金，却没有按照计划进入哈佛学习考古，而是考到了芝加哥大学人类学系，并被导师萨林斯赞为“教不了”（unteachable）的学生。在耶鲁大学工作期间，在别人忙于申请各种项目时，他把全部时间投入写作，然后将著作上传网络供免费下载。连他的去世都显得如此不同寻常—前一天还在社交媒体上活跃，第二天便拂袖而去，好像再一次告诉世人：不，你们又想错了。

债务语言的确很早就被用于思考和表述社会及政治关系，但前现代社会中人们关于“债务”的立场往往是模糊甚至矛盾的。一方面几乎所有宗教传统都在表达人的存在状态就是负债—对父母、神灵、宇宙的债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