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飞,张瀝元
(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兰州 730030)
由文字民族志进入影像民族志,要面对两个问题:一是在文字民族志的方法基础上,实现从文字语言到影像语言的转换,并与文字民族志相对照,完成对文化的参与式观察和多文本表达;二是超越文字民族志,依赖影像语言的特点充分发挥其优势,实现文字民族志所无法实现的文化解释与表达。两个问题决定了影像民族志发展的方向。经过近百年的实践积累,几代学者在学科框架中对第一个问题进行长期工作与研究,已获得很多成果和经验;而对第二个问题,应该说现阶段才逐渐开始有了一些探索。
一般认为,民族志影像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民族志文本,因为与现代影像技术的密切联系和视觉语言天生所具有的更强的通约性和张力,民族志影像总是表现出自觉地、积极超越“本我”的特征。[1]在一百年的发展中,从忠实模仿人眼的客观现实记录,①苏联纪录片导演吉加·维尔托夫的“电影眼睛”理论即认为摄影机是人眼之外更强大的“第三只眼”。到强调对文化的“深描”,再到20世纪四五十年代对非虚构电影主观性的反思,[2]直到近年来,学界所重视的影像本体论的探讨,在经验与科学、研究与写作之间,民族志影像这一特殊的民族志文本背后的理论体系不断丰富与完善。在新媒体技术的催化下,影像对文化的多元表达能力和表达方式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围绕影像民族志表达能力和表达方式的探讨逐渐成为最近影视人类学学界的共同议题,并由此产生多种研究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