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过桂北时实施的民族政策及其当代启示

2021-02-13 11:42韦贵方廖国一
广西民族研究 2021年6期
关键词:民族政策中国共产党

韦贵方 廖国一

【摘 要】红军长征过桂北时,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桂北地区民族问题实际相结合,制定了民族平等、团结、联合的基本政策。民族政策在桂北地区的成功实践,为红军长征经过其他民族地区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与借鉴,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中国化和党对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道路的探索。在新时代,必须继续深入实施民族平等政策,持续推动民族地区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创新民族政策宣传方式和载体,建立民族政策宣传教育常态化机制;坚持从少数民族地区实际出发制定民族政策,才能确保党的民族工作顺利有效地推进,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关键词】红军长征;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桂北地区

【作 者】韦贵方,中南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院博士研究生,广西科技师范学院助理研究员。湖北武汉,430074;廖国一,广西师范大学广西地方民族史研究所所长,教授。广西桂林,541001。

【中图分类号】D63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21)06-0011-0008

引 言

2021年8月,习近平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学习教育中,深入总结我们党百年民族工作的成功经验,深化对我们党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重要思想的研究。[1]作为党的民族政策及理论形成的早期探索阶段,红军长征过桂北时民族工作的成功经验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民族工作成功经验的重要部分。

1934年12月,中央红军在历经惨烈的湘江战役后,最终突破了国民党的第四道封锁线,成功穿越了今广西北部的灌阳、全州、兴安、资源、龙胜等县(简称桂北地区),历时19天。[2]42在桂北地区,突出的民族问题促使党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具体民族情况相结合,制定相应的民族政策。1934年11月19日,红军总政治部发布了《关于争取少数民族的指示》[3],11月29日又发布了《关于瑶苗民族中工作的原则指示》《对苗瑶民口号13条》等民族政策文件及标语,在党和中央红军进入桂北地区后,为开展民族工作提供了指导原则和现实依据。中央红军在桂北地区成功地践行民族政策,为后续中国特色民族政策和解决民族问题之路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新时代,加强对这一时期党的民族政策和工作实践的研究,汲取历史营养和智慧,有利于我们党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推动全国各族人民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一、红军长征过桂北时实施民族政策的社会背景及原因

民国时期,桂北地区各少数民族在国民党桂系集团统治下,深受压迫和歧视。中央红军长征途经桂北地区时,国民党桂系集团又刻意制造民族矛盾,企图利用民族问题阻挠红军过境桂北地区。

(一)国民党反动派实行民族压迫、歧视政策,桂北地区民族矛盾突出

1.实行保甲制度,严密控制乡村基层社会。1928年,新桂系为了加强对基层乡村的控制,开始着手解决基层政权问题。1931年8月,新桂系设立了第一训政区,并在区内开展试查户口,整理户籍,推行保甲制度。1933年,新桂系在镇压桂北瑶民起义后,为防止再发生类似事件,出台了《广西各县苗瑶民户编制通则》,开始在全省范围内对少数民族进行编管,[4]对苗瑶等少数民族进行严密控制,并规定“苗瑶民户之正副甲长及村长,由区公所或县政府委派,呈报省政府备案”[4]。通过这样的方式,新桂系强化了对苗瑶地区的乡村基层社会的把控。

2.实施“特种教育”,同化少数民族。1928年,新桂系为“教化”苗瑶人民,拟定了“苗瑶教育计划”,提出“造就苗瑶领袖人才,培养苗瑶师资力量,筹设苗瑶学校,编辑乡土教材”[5]802。1933年,广西省政府颁发了《开辟瑶山案》和《广西苗瑶教育实施方案》,在全省苗瑶地区推行“特种部族”教育,虽然对苗瑶地区教育事业有些许益处,但“特种部族”教育的本质在于同化少数民族,巩固统治。因为“同化教育”是“特种教育”准则,各民族的语言、文化、习俗在学校教育中被同化,在实施中完全忽略少数民族的情感。正如黄旭初所评价:“广西省政府,为改造其社会,适应其需求,以达到政权统一及同化合作起见。”[6]1

3.实行“风俗改良”,歧视少数民族。1926年,广西省政府下令广西各地瑶民改装易俗,不依办理,即遭到监禁或罚款。1933年又修正公布了《广西省改良风俗规则》,成为新桂系政权推行“风俗改良”的总的法律规范。根据该法规,广西各少数民族需要改装易服,摒弃本民族传统服饰;不准聚集歌圩唱和;不得迎神建醮,奉祀淫祠及送鬼还愿。[7]甚至将少数民族“生育子女,分送红蛋。做弥月,外婆送鸡米”的习俗也视为陋俗。[8]19在新桂系的强权压制下,各地在改良风俗的过程中,强行同化政策,侮辱歧视少数民族,引起少数民族的强烈不满。

4.强迫少数民族放弃民族传统宗教信仰。新桂系为迫使少数民族放弃传统的民间信仰,严厉规定“凡游神、醮会、求神、拜佛、送鬼、放花炮、完花愿及清明、中元节焚烧冥镪、纸扎等迷信行为,均应革除”[9]427。1933年《广西省改良风俗规则》第二十四条明确规定“不得迎神建醮,违者没收其所筹集之捐款,并处首事者二十元以上一百元以下罚金,其在场僧道法衣法器没收之”[8]31。为达目的,新桂系采取破壞庙宇、神像,严禁僧道地师营业,禁造迷信品物,严厉处罚等措施。在这些措施的打击之下,桂北地区各族群众被迫放弃自身的传统宗教和民间信仰,导致很多历史文化遗产被毁坏,民族传统文化损失严重。

国民党桂系实行的民族压迫、歧视、同化政策和肆意破坏民族关系,加剧了桂北少数民族对国民党桂系军阀、汉族军队的仇恨和敌视,桂北地区民族矛盾突出。严重激化的民族矛盾,引起瑶、苗等少数民族对汉族军队的反感和抵抗。这就很有可能会导致以汉族为主体的红军进入桂北地区时被各族群众误解,面临孤立无援,甚至遭到武装袭扰的境地。

(二)民族问题事关军事行动成败,开展民族工作势在必行

红军即将进入桂北时,桂系当局利用少数民族对汉人心存疑惧和仇视的心理,在各族群众中大肆造谣,搞欺骗宣传。他们污蔑共产党“共产共妻”“奸党匪帮”“江西蛮子”[10]等;对各族群众造谣说红军“杀人放火,抢劫民财民女”[11],鼓噪共产党和红军是来“夷平”各兄弟民族的,妄图挑起少数民族对红军的仇恨。国民党桂系集团还派飞机散发传单,严令群众“速往山顶躲避,并将粮食亦要运藏上山”[12]46。强迫各族群众去修筑碉堡,组织各乡、村民团守备队胁迫群众在野外埋设毒竹签和加固防守寨门,企图阻截、袭扰红军入境、过境。国民党桂系还专门派出特务人员趁夜潜入红军住地放火烧房,并嫁祸于红军。如龙坪、广南城、平溪、流源等红军夜宿营地失火主要原因是反革命势力有计划的纵火,[13]43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国民党桂系刻意制造民族矛盾,目的在于制造隔阂,挑拨红军与少数民族的关系,激起各少数民族对红军的仇恨。

由于国民党当局的造谣和高压政策,在红军还未到达桂北地区前,各族群众已对红军产生误解和惧怕心理。红军进入桂北地区时,“每到一处,全村甚至全镇的房屋以及粮食被统统烧光,使部队无法得到给养,也得不到好的休息”[13]153,将士们只能借宿在群众的堂屋、檐下、楼底。当红军到龙胜时,在反动派的欺骗和威逼之下,侗族群众不敢接近红军,差不多都躲进深山去了,偌大的寨子只剩下些老人小孩在家[14]。上述问题致使红军出现“粮食快吃光了”“有钱买不到粮食”[15]83~85的尴尬困难局面。同时,桂北地区地理情况复杂,加之当地民团的袭扰不断,时常导致行军方向错误和联络中断的情况。[16]24由于流动作战,没有稳固的根据地,以致落伍人员剧增、部队较乱。[16]23

总的来说,中央红军在桂北地区既面临异常危急的军事任务,也面临着棘手的民族问题,这些问题促使党意识到军事任务与民族工作密不可分。因此,党认识到必须把解决民族问题提上重要的议事日程,积极开展民族工作,才能确保党和红军进入民族地区后赢得各族群众的信任与支持。

二、红军长征过桂北时党的民族政策及实践方式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革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编委两个纵队与中央红军主力组成战略转移野战军。[13]19因此,在中央红军面临民族问题的困境时,党和红军的领导机构依据形势,及时研究制定相应的民族政策,为开展民族工作提供指导原则和依据。

(一)民族工作的基本原则和主张

1.坚持民族平等,反对民族压迫。历史上,桂北各少数民族长期遭受封建官僚、地主、军阀、奸商等残酷的压迫与剥削,因此他们仇恨民族压迫和歧视。党认识到帮助桂北各族群众反抗民族压迫、实现民族平等、消除过去的隔阂,是获得他们的接纳与支持的首要任务。因此,1934年12月29日红军总政治部颁布了《关于瑶苗民族中工作的原则指示》,并附《对苗瑶民的口号》13条。文件指出:我们对瑶民(或苗民)的基本主张,是反对一切汉族压迫与剥削,汉民与瑶民的民族平等。[17]244~245这体现了党坚持民族平等的主张,而为了真正实现民族平等,不仅要“在精神上与物质上给他们以实际的帮助”,同时还要帮助他们反抗压迫。因而党又提出“瑶民民族的敌人即是中国勞苦民族的敌人,瑶民与中国劳苦民众是弟兄,所以要联合起来,协力同心,为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而奋斗”[17]245。上述指示和口号确定了党坚持民族平等团结、反对民族压迫的基本原则。

2.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在党和红军到来之前,桂系当局强迫少数民族移风易俗和放弃民族传统宗教信仰,引起桂北各族群众极大的反感。因此,党为了与各族群众建立良好的关系,将尊重民族风俗习惯作为民族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1934年12月24日,红军总政治部颁发《关于红军沿途注意与苗民关系加强纪律检查的指示》指出:“红军经过之地苗民甚多,居民视牛如命,绝不应杀牛,对杀牛行为进行严厉处罚。”[17]249而在《关于瑶苗民族中工作的原则指示》中也明确要求“对于他们的统治的方式、思想习惯以及宗教仪式,应该表示尊重”[17]245。红军突破湘江进入越城岭山区后,总政治部又及时作出规定要求:“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在少数民族地区停止打土豪;见到群众有礼貌,主动打招呼……屋内无人,不得入内借宿;不准入内室,只能借宿于檐下、堂屋和楼底;不得争井水、共厕所。”[3]

3.从民族实际出发,争取和团结少数民族进步阶层。红军总政治部经过分析,认为“瑶民的土司管事等,在瑶民心目中还有极大的权威与威信……在反对汉族的军阀、官僚、财富佬的民族压迫方面,这些瑶族上层阶层显然还带有革命作用”[17]244。在特定历史环境下,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敏锐地察觉到少数民族上层具有的革命觉悟性和进步性,以及在组织各族群众反抗民族压迫方面,具有着积极作用。因此,党认为现阶段要“经过他们去推动广大的瑶民群众,进入革命斗争的阵线”,并提出“不求过早的去发动瑶民内部的阶级斗争,来破坏我们同他们的反帝国主义的一致行动”的主张。[17]245可见,党的主张是与苗瑶民族上层建立紧密的联系,与他们在政治、军事上进行联盟,并通过他们去帮助吸收广大群众参与革命,最大限度地团结桂北民族地区的革命力量。

4.宣传革命思想,激发少数民族群众的革命热情。桂北地区各族群众具有反抗压迫的强烈愿望,即便是在1933年桂北瑶民起义失败后,瑶、苗等民族这种反抗压迫、剥削的思想依然不减。这为宣传革命思想和建立党组织提供了群众基础。因此,宣传革命思想、发展革命组织和培育革命力量成了民族政策的重要内容。一是发展少数民族党员。党提出要“推动更左的革命分子走上领导地位,并从他们中间吸收共产党党员”;二是建立党组织和开展革命思想教育。“共产党在瑶民中间,应该不断吸收最觉悟与先进分子加入共产党,在瑶民中发展共产党组织,而且在一切实际斗争中,以共产主义的教育,教育所有瑶民群众。”[17]245~246吸收有革命觉悟的瑶族、苗族群众参与革命,并通过他们播撒革命火种,激活桂北各族群众反抗压迫的革命热情,这正是民族政策服务于军事目标的体现。

(二)践行民族政策的主要方法和体现

1.以形式多样、生动活泼的措施宣传民族政策。为了落实党的民族政策,无论在行军途中,还是休整的时候,红军将士都想方设法向各族群众宣传党的民族政策。以红军总政治部为代表的领导机关根据形势,制定了具有科学性、前瞻性的民族政策,党和红军的领导集体,则以身作则,积极带头贯彻落实民族政策。时任中央宣传干事的陆定一,充分利用难得的休息时间,积极同瑶民进行交谈,宣传党和红军的主张。[18]19据其在《老山界》的描述:“我们谈到红军,谈到苛捐杂税,谈到广西军阀禁止瑶民信仰自己的宗教,残杀瑶民,谈到她住在这里的生活情形。”[19]在《关于瑶苗民族中工作的原则指示》中,还特别要求部队各级政治宣传人员深刻领会、做好对部队指战员和沿途群众的宣传工作。红军的政工人员作为宣传民族政策的主要群体,他们通過书写标语,演舞台剧,广泛张贴、散发宣传品等通俗易懂、灵活多样的形式,向桂北各族群众宣传和阐释党的民族政策。据统计,中央红军在桂北留下的标语口号多达84条,[20]如写于灌阳文市唐家村的“反对李宗仁、白崇禧向瑶民抽税,红军和瑶民是一家人”、刻于龙胜泗水乡周家(白面)瑶寨前龙蛇岩上的“继续斗争,再寻光明”等标语,这些标语言简意赅地阐明了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旨。

2.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关心少数民族群众。(1)切实维护群众利益。红军在龙胜坳头洛岩寨大石头上红军书写了“买卖要公平”“红军不拿工农贫民一点东西”等标语,表明红军维护各族群众利益的态度。在日常行军途中,红军将士“虽然饿得不行,宁愿用泔水充饥,也不拿百姓一个红薯”[21]。(2)关心群众的生活疾苦。在兴安县界首,红军把“财主的二十多万斤粮食分给穷人,还在关帝庙召开了群众大会,杀了二十多头猪,把猪肉切成三四斤一块的分给穷人”[15]420。为了粉碎国民党的阴谋,保护各族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财产利益,红军不论军情如何紧急,凡是发现敌特纵火烧房时,都会奋力抢救,且还会发放救济款。1934年12月7日,朱德发出电令要求各军团到达宿营地时加强巡查,务必设法扑灭火灾,并救济受害群众。[16]51(3)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历史上在对少数民族的称谓上,文字偏旁用的都是带有侮辱性质的反犬旁,如“猺”“狪”等,深为各族群众所痛恨。为了落实尊重少数民族人格尊严的政策,红军政工宣传人员对这些带有侮辱性的族称文字加以纠正。如书写于龙胜泗水乡周家(白面)瑶寨前龙蛇岩上的“红军绝对保护傜民利益”的标语时,改变了以往有辱少数民族人格的用字,把“猺”改写成人字旁的“傜”。一字偏旁之差,体现了红军对少数民族的尊重。(4)向少数民族群众传播革命思想,支持他们反抗压迫。为了团结苗瑶等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红军领导人曾多次与少数民族头人进行座谈,亲自参加群众大会。如红军进入龙胜马堤乡的落岩寨时,即召开了苗族老人座谈会,向苗族上层和群众传达党的民族政策和革命主张。[2]86为支援苗瑶群众开展革命,担任中央红军长征后卫的红三十四师一部,撤退到全县立田村(今属灌阳县新圩乡)时,将60多支步枪、数百发子弹以及几十个麻尾手榴弹送给当地村民。[15]117党和红军关心群众疾苦,尊重民族风俗,提倡民族平等,桂北各族群众理解和认可了红军,他们由衷地称赞:“这样好的军队,打灯笼火把都找不到。”[2]406

三、红军长征途经桂北民族地区时民族政策的实践成效及其意义

红军长征过桂北时期的民族政策宣传工作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感召力强,宣传了革命真理,鼓舞了士气,赢得了各族群众的支持,为红军顺利通过桂北地区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民族工作取得重要的成效

1.党和红军获得桂北各族人民的理解和支持。受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和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错误指挥的影响,中央红军长途奔袭,经过激战,损失惨重,突破湘江后,面对的又是熟悉地形,且战备、人数优势明显的敌人。要想顺利突围,各族群众的支持尤为重要。在此期间,党在政治上实行民族平等团结政策,反对民族压迫和歧视;在文化上实行入乡随俗的政策,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维护少数民族人格与尊严;在经济上切实维护各族群众的利益,主动帮助困难群众,深受少数民族群众的爱戴。通过将党的民族政策进行耐心和广泛的宣传,红军将士执行铁的纪律,尊重各族群众的风俗习惯,支持少数民族革命斗争,各族人民群众认识到红军是一支纪律严明、真正维护群众利益的军队。在这一期间,党的民族政策深入人心,党和红军赢得各族群众真心的支持,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2.各族人民以实际行动支援红军,壮大了红军的力量,使党和红军顺利实现了突围。在桂北地区,中国共产党与各少数民族群众结下了深厚友谊。首先,红军增添了新鲜的血液,革命力量得到有效补充。据不完全统计,全州县先后有77人参加红军。[22]9龙胜广南寨“有一百多人连续写上名字当红军了”[23]15。有时因为战况紧急,红军迫不得已把带不走的伤员安置在老百姓家里,各族群众给予了红军战士精心照顾。在龙胜瓢里乡,侗族妇女粟显章不顾自身安危,给受伤战士谢心杰送饭送衣服被子。[24]17陈云同志曾回忆:“老百姓对待我们的伤员很好,当他们的伤养好后便把他们送回部队。”[25]7此外,经过有力的宣传和给予经济补偿等,许多群众踊跃为红军充当翻译和带路架桥。1934年12月,红军某部奉命到龙胜县马堤河口布防,得益于瑶民盘贵荣向当地瑶族民团喊话,说明红军是贫苦大众的队伍,瑶族民团才主动拆开寨墙,红军才得以顺利通过。[26]18~20红军到达全县两河乡聂家村时,请瑶民聂昌善带路,他为红军带路四天三夜,帮助红军顺利到达目的地。[15]398龙坪寨的侗族农民伍福斌给红军带路,一直带到了贵州境内,耗时10多天。[26]17中央红军前锋部队进入灌阳后,有村民60多人去帮红军架桥[15]439,瑶族妇女奉小妹、奉九妹,帮助解决了30多名红军官兵粮食问题[15]13。在各族群众的大力支持下,红军得以顺利冲破敌人的围追堵截,迈向了新征程。

(二)党在桂北民族地区的民族政策产生的重要意义

桂北地区是中央红军经过的第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区,是党的民族政策最早成功实践的地方。在红军长征这个特殊历史阶段,党和红军在桂北地区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积极践行民族政策,对于中国特色民族理论与政策的形成与发展具有深远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1.将理论付诸实践,推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民族实际相结合。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由于组织力量尚为弱小,加之国民党的疯狂围剿,虽然对国内民族问题给予了一定的关注,但对民族地区社会状况的调查研究储备不足。长征之前,党的民族理论与政策多源于对苏联的借鉴,整体较为宏观,以理论思想为主。在中央红军战略转移进入桂北民族地区时,正确处理好与桂北各族群众的关系,对于红军能否顺利突围和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这种形势促使党和红军将争取和团结少数民族提升到军事战略组成部分的高度。黨和红军通过与桂北各族群众进行交往交流,充分掌握了桂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宗教、风俗习惯等情况,并依此制定和颁布了具体的民族政策。红军长征顺利通过桂北地区,不仅仅是军事战略转移的成功,同时也是党的民族政策的成功实践,更加坚定了党对于“少数民族解放斗争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的理论认识。在这一时期,党深刻认识到在具体民族工作中必须把握民族问题的具体特征和规律,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国情相结合。因此,党在桂北地区的民族工作实践,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早期探索阶段,丰富和完善了党的民族理论与政策。

2.开启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道路的探索,为红军通过贵州、四川等少数民族地区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示范。在长征经过广西后,党总结了在桂北民族工作的实践经验,进一步发展了自身的民族工作理论和政策。红军长征到达贵州、四川等地时,结合这些地方的民族实际情况,红军政治部分别于1934年12月24日、1935年1月1日、1935年4月、1935年5月19日发布和制定了《关于沿途加强与苗民纪律检查的指示》《关于瓦解贵州白军的指示》《关于注意争取夷民的工作》《关于争取少数民族工作的训令》等一系列民族政策的文件,不断调整和完善党的民族工作政策。特别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颁布的民族政策文件,更是直接来源于这一时期民族工作的实践经验,如1949年政协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1954年颁布的《宪法》等。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得益于长征期间民族工作的经验,中国共产党没有盲目照搬苏联在国家体制、制度设计、政策制定方面的经验,而是在马列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原理基础之上,综合中国各民族的历史与现实,采取了在统一多民族国家之下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民族区域自治的特殊性包含在国家权力结构单一性的统一性之中,实现了政党政治、法律政令、经济社会体制的统一。经过不断地探索和实践,1984年5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颁布实施,意味着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法制化的成熟稳定。不难发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相继制定的民族政策、颁布施行的法律法规,与党在桂北民族地区实行的民族政策有着继承和发展的关系。

总而言之,党的民族政策在桂北地区的成功实践,一方面,为红军后来过贵州、四川等少数民族地区提供了宝贵经验和示范;另一方面,为日后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道路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和实践基础。

四、当代启示

从党和红军在桂北地区的民族政策内容、工作方法及其实践意义上看,其对于新时代开展民族工作、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都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一是继续深入实施民族平等政策,持续推动民族地区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维护好各族群众的利益。党和红军在桂北地区在政治上实行民族平等、经济上维护各族群众切身利益、文化上尊重民族风俗习惯的系列政策,赢得了各民族的拥护和支持,扭转了被动挨打、损失惨重的不利局面,是长征走向胜利的重要保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民族平等体现在政治上各民族不分大小、人数多寡的地位平等。进入新时代,民族平等更体现在满足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发展进步、共同富裕的迫切要求上。当前我国的民族工作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这不仅要发挥中华文化的精神纽带作用,更要维护好作为共同体成员的各族群众的实在利益。首先,新时代必须进一步推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切实回应各族人民群众对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关注。因此,民族政策应依托国家重大发展战略或政策去落实。特别是在当前乡村振兴的背景下,必须加大力度发展民族地方社会、经济、文化事业,全面完善民族地区教育、医疗等基础设施,打牢民族工作的物质和文化基础。其次,在文化上“以文化人”,美美与共,推动各民族树立共享意识。应注重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将传统民族文化价值加以创造性转化,深入发掘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化历史见证,积极推动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共享,构筑好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丰富民族地区精神文化生活。

二是创新民族政策宣传方式和载体,建立民族政策宣传教育常态化机制,提高民族工作的现代化水平。党和红军在桂北地区采取了书写标语、散发张贴宣传品、演讲演戏座谈和召开群众大会等形式,直观地向桂北各族群众宣传了党的宗旨和政策,打破了国民党当局的欺骗宣传,化解各族群众的疑虑和赢得他们的信任与支持。

进入新时代,民族地区网络、电视、手机普及率极大提高,各族群众的生活方式、社交渠道发生了许多新变化。当前在网络上,可以看到许多少数民族群众在微信、抖音、微博等新媒体平台分享交流劳作图景、生活日常,介绍地方民族风情,售卖土特产品等。可以说,网络平台已经成为民族地区群众对内交流、对外交往的主要载体。然而,目前许多地方的民族工作方式还较为滞后,仍是以传达上级会议精神、张贴广告、横幅等宣讲形式为主。固化的形式、枯燥的内容,导致宣传效果不佳,党的民族政策、民族知识在民族地区普及率低,难以深入到普通群众生活之中。为此,新时代开展民族工作要与时俱进,创新载体和方式方法,提升民族工作的现代化水平。其一,要增强新时代民族政策宣传工作的通俗性,要接地气,增强吸引力。各级民族工作部门可以积极运用微信、抖音、微博等新媒体,建立官方自媒体账号,定期推送民族政策、民族文化、民族活动等内容,形成常态化宣传教育机制。其二,应通过网络平台广泛展示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推动各民族共享中华文化,增进共同性。其三,要注意做好对民族工作网络舆情的把控,加强政治把关和正面宣传,引导各族人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三是要坚持从少数民族地区实际出发制定民族政策,实事求是地开展民族工作,确保政策有效落实。在桂北地区,红军总政治部制定颁布的原则、指示、口号等具有前瞻性、及时性、灵活性等优点,为党和红军顺利开展民族工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根本原因是党能够从桂北民族地区的具体情况出发,深入分析桂北地区的历史民族关系、民族问题产生的根源,以及少数民族内部矛盾的本质。

因此,新时代仍然需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根据民族地区社会民情及其长远发展需求来制定民族政策,科学推进民族工作。在脱贫攻坚阶段,不乏不讲实际的教训。一些民族地方为了完成易地扶贫搬迁“三清三拆”任务,不考虑民族村落的长远发展,将许多民族特色建筑进行拆除。如今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民族地方特色建筑是发展乡村旅游的重要旅游资源载体,特别是民宿旅游的必备资源。但由于前期政策不当,致使原先的资源优势成为发展劣势,得不偿失。这样的问题既降低了民族地区自我发展的内生力,也挫伤了民族地区群众响应党和政府的决策积极性。因此,在制定民族政策时,应当更多地进行调查研究,要深入民族地区基层社会,倾听各族群众的心声,了解民族地区的社会民情。应根据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实际,以公平公正为原则,更多针对特定地区、特殊问题、特别事项制定实施差别化、区域化的民族政策。在开展民族工作时,不能生搬硬套上级文件、采取一刀切的方式。要想民族群众之所想,尊重民族地方风俗习惯、民族传统等民族地方的特殊性,提高执行工作的科学性、针对性、灵活性,才能有效推动民族工作落实落地。切实得当的民族政策,能够为党赢得少数民族拥护与支持,也能够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五个认同”。

切合实际的民族政策和工作,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红军长征过桂北时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工作,对当下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走好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经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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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THNIC POLICY IMPLEMENTED BY THE RED ARMY DURING THE LONG MARCH ACROSS NORTHERN

GUANGXI AND ITS CONTEMPORARY

ENLIGHTENMENT

Wei Guifang, Liao Guoyi

Abstract: When the Red Army passed through northern Guangxi,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ombined the Marxist ethnic theory with the reality of ethnic issues in northern Guangxi and formulated the basic policies of ethnic equality and unity. The successful practice of ethnic policies in northern Guangxi provided valuable experience and reference for the Red Army's Long March through other ethnic regions, and promoted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t ethnic theory and the party's exploration of the path to solving ethnic problem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we must continue to implement the ethnic equality policy in depth and continue to promote soci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in ethnic minority areas; innovate the methods and carriers of ethnic policies propaganda, and establish a normalized mechanism for propaganda and education of ethnic policies;insist on formulating ethnic policies based on the actual conditions of ethnic minority regions in order to ensure the smooth and effective advancement of the party's ethnic work, and promote the forging of the Chinese nation's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Keywords:  The Long March of the Red Arm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Ethnic policy; Northern Guangxi

〔責任编辑:俸代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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