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化时期邵东农民游商的动力机制研究

徐德信， 肖功为

(1. 邵阳学院 政法学院， 湖南 邵阳 422000；2. 邵阳学院 湖南省民营经济研究基地， 湖南 邵阳 422000)

邵东素有商贸之城的美称，不管是政府还是民间都引以为豪，但是在历史上，商业经常是被抑制的对象，商人地位也比较低。在中国古代社会，自周朝以来，就强调农业之本，鄙视商业，战国时期管仲曾以商兴齐，但秦朝统一后又推行重农抑商的政策。虽然从元朝开始商人地位有所提高，明朝时期的徽商有“十儒九贾”之称，王阳明也强调“四民异业而同道”，到了清代强调儒士有“治生为本论”等，都在不断强调商业的重要性，但是商业地位的边缘性与商人等级的末位依旧[1]183-191。在中国古代的文学作品里面，商人也多以一种负面的形象出现，最广为人知的当属白居易的《琵琶行》，其中的“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使得琵琶女在江口独守空船。不仅仅在中国，重农主义也是早期西方文明的一个特点。但事实上，农民的经商活动却一直存在，也非常普遍。在等级化的社会里面，金钱却是跨越等级的。根据布迪厄的资本理论，不同资本之间存在着互换的可能性。作为农民，获取的资本无非两种：一是通过学习参加科举考试获得知识资本，二是通过经商积累金钱资本，两者都是农民实现阶层跨越的手段。但是前人对第一种关注非常多，而有意无意忽视了第二种，列维和史国衡认为：“汉人社会中两个相当数量的阶层——绅士和农民——之间的鸿沟，大体上仅仅存在一个可能的桥梁，即理论上并不体面的阶层——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