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关系视域下《孩子的愤怒》的多重创伤解读

刘晓丽

（黄山学院外国语学院 安徽黄山 245021）

创伤是莫里森的永恒主题，《孩子的愤怒》也是典型的创伤叙事文本。小说的主人公黑人小女孩布莱德经历了种族创伤，背负着童年创伤。小说中的其他黑人和孩童也遭遇了种族歧视和亲情缺失等伤害。本文试图以福柯的微观权力理论为研究视角，从权力空间隔离、权力空间规训和权力空间重构三个维度来分析黑人和孩子们在不同权力机制下的生存困境和身心折磨，解读权力在小说创伤书写中的具体表现。

一、权力空间的隔离与黑人集体创伤

福柯的权力空间理论是指从权力视角来思考权力与空间之间的关系。空间作为人类生产活动的基本场合，既是权力关系的表达重要场所，也是权力运作的基础。权力制造空间，不论是社会公共空间还是私人空间都承载一定权力关系。空间划分与空间隔离也代表着权力运行机制。《孩子的愤怒》中，种族主义者对黑人空间的隔离体现了白人对黑人实行的权力限制，造成了黑人难以磨灭的集体创伤。

权力限制了黑人生存空间。《孩子的愤怒》极力描绘了黑人专属的狭小空间。种族主义者在商场后面设置黑人专用试衣间，在街道上设有有色人种专用饮水处，在教堂里放置着黑人专用《圣经》，还设立了黑人专属学校。黑人的生活空间处处受到制约，只能在白人限定的空间内活动。空间是权力关系的载体，黑人集体在社会公共空间中处于边缘地带，被迫沦为权力空间限制的受害者。

权力不但限制了黑人的生存空间，还划分了极其不平等的空间，制造了白人和的黑人差异空间。福柯认为差异空间是“能够在一个独立的真实空间内并置数个彼此不相容的空间”[1](P334）。小说凸显了白人和黑人差异空间。为了把整个人行道让给白人，黑人只能走在排水沟里。白人在商店门口光明正大的试穿衣服，黑人只能躲在商店后面的房间试穿。在食品店里白人可以免费得到纸袋，黑人要花五分钱购买。黑人经常无故被辱骂和殴打，成为白人发泄愤怒的对象。由此推断，白人是权力关系中的统治者，黑人遭受着奴役和欺压。黑人和白人生活空间的鲜明对比呈现权力的不平等，揭示了黑人群体的悲惨生活状况，突出了黑人恶劣的生活处境。

种族主义者还利用手中强权，采取一系列措施，把黑人完全隔离在白人的社会空间之外，加剧了黑人群体的身心痛苦。“小说中主人公布莱德的祖母是肤色很浅的黑人，她在富有的白人家庭里当管家，白人洗澡时还坚持要她搓背，可她就是不能和白人触碰同一本《圣经》。虽然法律禁止房屋租赁中白人歧视黑人行为，但是白人房东依然编造各种理由拒绝租房给黑人。由此看出，即使黑人付出巨大的努力，即使他们拥有法律保障，他们依然无法选择生活空间，无望进入主流社会空间。他们在社会公共空间里根本无法获取存在感和归属感，遭遇了严重身心创伤。

为了减少空间限制，享受白人特权，肤色浅一些的黑人被迫伪装成白人。小说中主人公布莱德的祖父母哪怕渴得要死，也绝不会去“有色人种专用”的饮水处。布莱德的曾祖母装成白人，从此没跟她的孩子多说一个字。这些令人匪夷所思的行为都表明黑人被迫接受白人审美标准，揭示了黑人集体的巨大心理伤害和痛苦生存状态。

权力空间隔离不仅给黑人的生存空间打上权力烙印，黑人的精神空间也屈从于白人的霸权。在肤色决定权力空间的现实压迫下，黑人扭曲了审美观，信奉“肤色越浅越高贵”。因此在黑人群体中浅肤色歧视深肤色，深黑肤色自我厌弃。甚至出现浅黑色皮肤父母歧视自己深黑色皮肤孩子的可怕现象。黑人深受种族歧视的创伤，创伤的记忆代际相传。

显而易见，权力空间隔离使黑人集体一直处于被控制、被压迫的劣势。他们被完全隔离在主流社会之外，深受种族歧视的伤害。《孩子的愤怒》反映了种族主义者通过对黑人的空间直接或间接限制，使黑人被迫屈服于他们的霸权，造成了无法释怀的黑人集体创伤。莫里森不仅揭露了种族歧视的罪恶，也为孩子的童年创伤做出铺垫。

二、权力空间的规训和孩童的童年创伤

索亚认为：“每个城市，在一定程度上来说，都是一座环形监狱。”[2](P235)在城市空间里，一些人行使权力监视公民，另一些人则成为受监视的对象。家庭属于私人空间，是父母和孩子活动的重要场所。在权力关系不平等的家庭空间中，家庭犹如环形监狱，像监视者的父母是权力主体，主宰着家庭空间，被监视的孩子是权力客体，谨小慎微以避免惩罚。

空间规训演绎着权力的运作机制。福柯认为：“权力通过身体起作用，它把人不断地构造和塑造成符合一定社会规范的主体;人的身体被整合在知识和权力的结构之中，权力通过话语对身体进行规训和惩罚。”[3](P257)《孩子的愤怒》中权力空间规训是指在私人家庭空间里，父母过对孩童身体、知识或话语规训，实施空间暴力。空间规训主要表现为权力对孩子的身体规训、语言规训和知识规训。权力空间规训给孩童带来不堪忍受的童年创伤。

小说主人公布莱德父母是种族创伤的受害者，他们嫌恶皮肤黝黑的亲身女儿。她的父亲怀疑她不是亲生，狠心抛弃了家庭，造成了她父爱的缺失。母亲鄙视女儿的黑皮肤，认为她的肤色是永远脱不掉的十字架。于是在体现母权意志的家庭空间里，孩子被迫接受母亲的身体规训。福柯指出：“权力关系总是直接控制身体，干预它，训练它，强迫它完成某些任务。”[4](P27)母亲尽量避免和女儿有身体上的接触。她拒绝给女儿哺乳，给女儿洗澡时也只是漫不经心地擦几下。这些身体疏离行为给布莱德造成了极大的心灵创伤。为了和母亲有身体上的亲密接触，她不惜作伪证指控无辜的白人女教师索非亚犯有性侵儿童罪行。这使她愧疚万分，无法接受良心的拷问，增加了她的童年创伤维度和修复的难度。此外，母亲还对孩子进行语言训诫。在福柯看来，权力的多种运作方式体现的最明显是话语。语言就是权力的眼睛,传播着权力的影响。母亲不让女儿布莱德喊她妈妈而是“甜心”。称呼“甜心”表明母亲无情剥夺了女儿应有的话语权。当惊魂未定的布莱德向母亲提及房东强奸小男孩的暴力行为，还未说完，母亲就对她怒吼：“别说出去一个字，跟谁也别说，管好你的嘴。”[5](P61)丧失话语自主权的孩子内心受到极大伤害。局限在家庭空间中的布莱德，通过服从母亲强权的空间顺序，不断强化着自我行为，努力成为符合母亲意志的乖巧孩子形象。她总是低眉顺眼，规规矩矩。在大街上看到白人男孩，就乖乖走到街道对面去。在学校里受到白人小孩的欺凌和羞辱时，她默默承受。权力空间规训给孩子的身心健康带来严重伤害。在规训的过程中充满了各种语言歧视和身体暴力，给孩子造成不堪重负的精神创伤。孩子的内心深处留下了难以消除的家庭创伤。童年创伤使她极度缺乏安全感和归属感。

《孩子的愤怒》中黑人小男孩布克也被迫接受权力空间规训。因为哥哥亚当遭受性暴力谋杀，布克心灵遭到严重的创伤。他内心创伤难以愈合，无法回到正常的生活轨道中。然而在父亲强权的家庭空间里，父母没有给予他温暖的亲情慰籍。兄弟姐妹还总是责难他挑战父亲的权威，加重了他的亲情创伤。布克深陷苦闷和伤痛之中无法自拔。家庭空间演绎着父权意志的运行机制，他的内心创伤和自我意识只能不断被抑制。后来布克和父亲提议设立同名奖学金来纪念哥哥，却遭到父亲的坚决反对。“我们没有那个闲钱，也没有干那种事的时间。”[5](P138)父亲拒绝的话语彰显着父亲在家庭空间的强势地位和权力。受到父亲的言语训诫，布克无法违抗父亲强权，只能强忍内心的伤痛。当他最终发现哥哥原有的生活空间完全被改造和取代，彻底被悲伤击垮。而他的父亲又一次使用语言暴力，命令他“要么老实呆着，要么滚出去。”[5](P137)“滚出去”是父亲对布克的语言训诫，意味着在家庭空间中父亲拥有绝对的权力，是权力的主体。布克处于权力关系的弱势地位，内心的伤痛无法摆脱。只好在暴风雨中毅然决然地离开了家。

权力空间规训的对象不仅有黑人孩童，还有白人女孩雷恩。她的母亲靠卖淫为生。为了生存，母亲竟然强迫年仅六岁的雷恩出卖身体，使她幼小的身体承受非人的折磨。在母亲强权规定的家庭空间秩序里，孩子只能默默承受。后来雷恩因为得罪了母亲的“客人”，母亲让她在外面罚站。“罚站”代表着对孩子违规的身体处罚，也是再次对孩子的规训。当孩子不断敲门表示反抗，母亲让她“滚出去！”母亲的身体和语言暴力完全剥夺了雷恩对家庭空间的依恋。她对母亲极度痛恨甚至想砍掉母亲的头。权力空间规训让孩子的身心遭到重创，甚至出现了暴力倾向。

受到权力空间规训的还有蒙冤入狱的女教师索菲亚。“在我长大的家庭，孩子们只许阅读宗教小册子和圣经。”[5](P76)“小册子”和“圣经”是知识的体现，是父母禁锢孩子思想的有力工具。在封闭的家庭空间里，处于弱势地位的孩子必须接受父母传递的知识。福柯指出,“权力制造知识，权力和知识直接关联”。[6](P29)她的家里还制定了过于严苛的规定使得孩子被迫服从。在父母知识规训下，孩子的主体意志被无情抹杀。父母的训诫让她驯服和顺从，也为她的人生悲剧埋下了伏笔。虽然她是清白无罪的，但是驯顺的索菲亚在法庭上面对学生的伪证指控，完全不敢争取自己应有的权力，最后在监狱里度过了痛苦的15年，童年创伤成为她心头挥之不去的阴霾。

由此可见，在家庭空间中儿童的身体被驯服，话语权被剥夺，知识受到限制。空间规训表明他们处于权力关系的客体地位，遭受了不同程度的童年创伤。权力空间规训打破了孩子们对家庭的依恋,使他们失去了安全感和信任感，质疑基本的人际关系,甚至自我封闭或产生暴力倾向。童年创伤还在孩童的记忆中留下永久的印记，创伤体验会反复出现。童年的伤痕会化脓溃烂，永远都不会结痂痊愈。[5](P148）

三、权力空间的重构：创伤复原

权力建构和维持空间，然而权力关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分散的、流动的。权力的流动性成为抵抗空间束缚的有效手段。福柯将权力关系的其中一种定义为“统治镇压模式”，其对立关系为“反抗与妥协”[6](P92)。

黑人虽然遭受白人空间霸权欺压，但从未停止过反抗。几个世纪以来黑人的集体反抗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他们打破了空间界限，成功扩大了黑人生存和活动的疆域。“皮肤黑得发蓝的男女在电视上、广告上随处可见，有的人甚至主演了电影。”[5]（P196）这些行为也意味着黑人精神空间意识的觉醒，认同和接受了自己的身体，审美观也已经完全转变。在布莱德的曾祖母所处时代，黑人遵从“白色至上”，到了布莱德成年时期，开始崇尚“以黑为美”。黑色是卖点，是文明世界里最炙手可热的商品。“白皮肤甚至棕色皮肤的要脱光了才能吸引到黑色女孩的那种注意力。”[5]（P40）黑人的反抗打破了空间的桎梏，为黑人集体争取到可以自由生存的社会空间，创造了安全包容的社会环境，宽容的社会环境对于孩童的童年创伤修复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朱蒂斯·赫曼认为创伤修复主要包括以下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受害者试图控制自己的身体和周围环境；第二阶段受害者言说创伤经历，第三阶段患者逐渐积极加强和现实世界联系，建立起新的自我。[7]（P155）小说再现了孩子们创伤修复的整个过程。在第一阶段孩子们冲破了空间束缚，脱离原有的家庭空间，摆脱了权力空间的规训。在第二阶段他们重构了属于自己的空间，重塑了自己的身体，获得了话语权，言说内心的创伤。在第三阶段即在新的权力空间里，他们逐渐成长为权力的主体，积极主动投入现实世界。

这些脱离原有空间的孩子们发挥了自己的主体性，勇敢直面自己的创伤。小说主人公大胆改掉了自己原来的姓名卢拉.安，取名为布莱德。新名字寓意她新生活的开始。这说明她努力摆脱原生家庭空间的控制，努力成长为拯救自己的人。她重新包装自己，当上了区域经理，开发真我女孩系列产品，找到了真爱男友布克。这进一步说明她重塑自己的身体，恢复了自信，成长为成功的职业女性。她不再是隐忍失语的受害者，而是主动言说自己的童年创伤，积极疗愈创伤。她告诉男友布克自己的脑海中经常复现房东性侵儿童场景，布克安慰她不要为别人做的坏事内疚。她还向布克倾诉自己的童年因为深黑皮肤而饱受亲情创伤，布克十分理性地告诉她，黑色只是一种天生的颜色，不是罪过。布克的安慰抚平了她受伤的心灵，缓解了她的痛苦。她还鼓起勇气，勇敢去向索非亚赎罪。这说明布莱德已经能够摆脱童年创伤的阴影，在精神上已经成长了很多。可是她无法获得索非亚的原谅，被索非亚痛打一顿扔了出去，再次沦为权力关系中的弱者。接着她又遭遇了男友布克不明原因抛弃，又一次成为权力关系的受害者。然而这次她一改以往各种权力关系中的被动形象，试图掌控空间，决定寻找真正自我。当她历经重重困难，最终找到布克，布克却让他马上离开。但她已经不再是权力的客体，坚持要求布克说出分手的理由。最终两人冰释前嫌，和好如初。布莱德解构原有空间秩序，成长为权力关系的强者和主体，努力争取属于自己的幸福，最终消除内心的创伤，开启独立自主的人生之旅。

哥哥被性侵致死使布克遭受了惨痛的心理创伤，缺乏亲情关爱又加重了他的童年创伤。童年创伤带给他极大的不安全感。在彻底拒绝父亲对他的空间规训后，他选择逃离压抑的家庭空间。这虽然表明他反抗家庭空间规训，但他始终是权力关系中的客体，蜷缩在封闭自我空间里，以书写的方式消极面对创伤。布莱德的到来和说明真相让他重新认识自己，释放了积压在心中多年无法言说的伤痛。布克从被动消极面对创伤到积极主动和布莱德倾诉创伤的转变本质上是他由被动的客体转变为主体必然结果。这种转变让他修复创伤，重建了安全感和归属感。

雷恩选择离家出走这一行为体现她反抗原有的空间霸权。然而空间的转换未能解决核心问题，离家的孩子并未获得预期的解脱，只能在大街上流浪，最终被白人夫妇强行收养。强行收养暗示孩子在新的家庭空间中仍然处于客体地位。在新的家庭空间中，她的生活虽然得到了照顾，但创伤不能言说，内心的伤痛无法宣泄。“如果我说起在我妈妈家发生的事，他们会皱起眉头，或者避开我的目光。”[5]（P116)这暗示孩子虽然脱离生母的控制，为自己构建了一个相对安全的生活空间，改善了权力的主客体关系，但依然处于弱势地位，精神上仍然遭遇重重困境。后来雷恩遇到了黑人女孩布莱德。她对布莱德敞开心扉，讲述了自己童年创伤经历。布莱德的倾听和同情让雷恩如释重负。在雷恩遭到白人男孩们的枪击时，布莱德奋不顾身地替她挡子弹。布莱德的勇敢和关爱深深感动了雷恩。雷恩逐渐建立了对他人的信任，预示了创伤治愈的可能。雷恩重构了空间，从权力关系的弱者到逐渐成长为强者，最终能够疗愈创伤。

小说《孩子的愤怒》既直面黑人的集体创伤，又揭示了儿童经历童年创伤，折射出黑人的不堪历史境遇和孩子们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在聚焦黑人种族创伤和孩童的童年创伤同时，莫里森浓墨重彩地描写了黑人集体和孩子们解构原有空间秩序，探索广阔的空间，在社会和家庭困境中自我追寻和不断成长。莫里森高度赞扬了黑人群体和孩子们对空间隔离和规训所做出的反抗，指明了创伤修复的途径。

结语

《孩子的愤怒》充分展现了权力关系与多重创伤的对应机制：黑人不堪忍受的种族创伤是白人对黑人的生存和精神空间隔离所致；孩子童年遭受的家庭创伤影射出权力空间规训；空间重构突出了权力的流动性，也是创伤弥合的前提。莫里森不仅追溯了黑人集体创伤的源头，还表现出对儿童身心的诚挚关怀，呼吁全社会和家庭要为孩子的成长提供健康良好的环境。小说还给了我们重要的现实启示：当我们遭受了空间霸权的压迫时,我们要敢于反抗，打破空间秩序，改写空间原有的意义。要依靠自身的努力和外界的帮助，不断完善自身，勇敢追求自己的独特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