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诗情节与角色功能的形态学分析
——以南方少数民族创世史诗为例

蒋亭亭

（西北民族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部 甘肃兰州 730030）

中国大多数民族史诗是在20世纪50年代后才被陆续发现的，对它们的搜集、记录、翻译、整理、出版也是近30年的事情。而对中国民族史诗展开较为系统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自此，学术界开始将史诗作为民俗学的一种样式来研究，尤其是重视挖掘史诗的社会文化内涵。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学者们开始以“活态”的史诗观念为指导，侧重将中国少数民族史诗视为口头传统来研究。从现代学术史的角度来看，近几百年来民俗学、民间文学的发展推动了史诗研究的进度，民族学、人类学、语言学等众多相关学科的建立，也为史诗的发现、搜集、整理和研究开辟了新路径。近年来，许多民间文艺学界的有识之士因深感民间文化的脆弱性及其多层价值性，因此对其倍加关注。口传史诗，作为特定族群的文化表达样式，与其他的民间文化样式一样，具有丰富的研究价值。

一、研究对象和研究理论的回顾与介绍

少数民族史诗研究逐渐成为一个比较重要的研究领域。目前，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些研究大多集中在对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的探讨：史诗理论的译介与探索，如“口头程式理论”和维柯的英雄史诗论等是这方面较显著的成果；对三大英雄史诗的研究，是史诗学界最为关注的热点对象，硕果累累；对赫哲族史诗《伊玛堪》的研究也呈现出系统性的特点，其中孟慧英对伊玛堪中蕴含的萨满教文化内涵的挖掘，可谓淋漓尽致，同时又不失用史诗理论去关照伊玛堪的时代特征和艺术特点。正因为她常年对萨满教仪式的考察研究，为揭开伊玛堪的深层内涵提供了可操作的研究范式，贡献颇深。此外还有对史诗的比较研究，尤其侧重于各民族史诗之间有关母题共享的专题比较研究；对史诗艺人的研究，其中比较匮乏的一部分是在史诗传承和口头表演的实际场景中去对史诗的口头传统和史诗艺人的表演与技巧，史诗在其社会生活中的状态和功能的动态考察；史诗的诗学研究，即对史诗所体现出的文学艺术特色进行研究等等。综上所述，从史诗研究的视角来看，大多是从宏观的角度对其展开研究，近年来学术界一直倾向于用口头程式理论来研究史诗的程式、表演等方面；从研究的对象来看，大多是将重点放到三大英雄史诗的研究上，而对南方的一些民族史诗的研究较匮乏，特别是对南方创世史诗的研究，即使有一些，也是从整体的角度来进行分析，但对南方创世史诗的情节分析的成果较少。因此本文就立足于普洛普的故事形态学理论，以南方创世史诗为研究对象，对史诗中的情节、角色功能等方面进行探讨。

《故事形态学》一书是俄国结构主义民俗学家普洛普的开山之作，该书开了形式主义故事学研究的先河。在书序言中，普罗普指出，“形态”一词意指对形式的研究，那么所谓“形态学”就是关于形式的学说。在植物学中，“形态学”这一术语指的是关于植物的各个组成部分、关于这些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它们与整体的关系的学说。然而，民间故事的形态学又是如何的哪？据于此，普洛普便开始了他大胆的尝试，对民间故事进行形态学研究。对民间故事的形式准确描述的方法是通过不同事件的比较，得出不变的部分和可变的部分。一般来讲，变化的部分是登场人物的名字以及每个人的特征，不变的是行动和功能。所谓功能指的是“从其对于行动过程意义角度定义的角色行为”[1]（P18）。因此在普洛普看来，对故事研究来说，重要的问题是故事中的人物做了什么。普洛普对民间故事研究的主要方法就是着手对100个故事展开情节间的比较。先划分这些故事的组成成分，然后再根据组成成分对故事进行比较。最后得出一套形态研究法，即按照组成成分和各个成分之间、各个成分与整体的关系对故事进行描述和研究。那么作为民间文艺学研究的另一种体裁——史诗，也能否用故事形态学的方法来分析和研究呢？史诗有一定的情节特征、发展顺序和角色功能，可以说是与民间故事的组成部分有相似之处。基于此，本文就拟套用普洛普故事形态学的观点和方法对部分南方少数民族创世史诗的情节进行具体的条分缕析，试图得出创世史诗中恒定不变的部分和可变部分的特征。

二、创世史诗的内容和情节方面的异同

根据演述的内容可把史诗分为创世史诗和英雄史诗两大类。英雄史诗主要是歌颂英雄人物的英雄业绩，颂扬伟大的民族精神；而创世史诗主要是关于天地形成、人类起源、万物生成等方面的内容，通过不断地演唱，加深了后代人对本民族祖先和信仰观念的记忆。笔者所使用和分析的材料主要有彝族创世史诗《勒俄特依》《梅葛》《阿细的先基》《查姆》以及阿昌族创世史诗《遮帕麻与遮米麻》、拉祜族创世史诗《牡帕密帕》等6部南方少数民族创世史诗作品。

这些史诗文本有着共享的因素和共同的叙述模式，存在着大量相似的内容和情节单元。不论是开头所呈现的天地开辟、万物起源的过程，还是发展到结尾民族起源的历史叙说，都充分展现了各族人民对人类创造精神的歌颂，也展示了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下的各民族之间的和谐关系。此外，这6部史诗中都描述了洪水泛滥、毁灭人类的状况，但是一般都会出现一位天神，体察民情，识别善恶，并设法让其中心地善良的兄妹两人借助葫芦的力量躲过水灾，结为夫妇，重新繁衍人类。这些虽是史诗中最小的叙事单位，但不同程度上表现了各民族对历史有着共同的理解和共同历史记忆。

除了这些共同特点之外，民间创世史诗作品还具有较明显的差异性，这些差异性在很大程度上是体现在史诗母题的活跃性和变异性上。比如，史诗中有蛇、野猪、蚂蚁、乌鸦、鱼和老虎等等诸多动植物形象，有的躯体庞大，有的瘦弱无比，但是天神赋予它们以超人的力量，承担着相同的功能，即可以帮助天神或人类化解灾难，开天造人。再如其中有关人类学会用火，学会种植庄稼，以及狩猎生活场景，这些不同生活方式的存在正是由各个民族的历史文化状况因素的不同导致的，但却都形象地记录了远古时期的日常生活情景，表现了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也正是由于这些情节存在着差异性，内容存在着灵活变动性，才使各民族的创世史诗各具独特性。

三、创世史诗的情节过程和角色功能的分析

（一）创世史诗的初始情境。在《故事形态学》一书中，普洛普说“故事通常以某种初始情境开头”[1](R24)，民间史诗也是如此。普洛普所谓的初始情境，就是先列举家庭成员，或者以提到某个名字或者介绍事件的背景来引出主人公或者整个事件的发展，它是故事事件发展的一个伏笔，对整个故事的展开起到很好的铺垫作用。在故事中，初始情境首先需要一个家庭的几个成员；在南方少数民族的创世史诗中，同样也会出现这样一个介绍背景的事件或者人物的初始情境。创世史诗中的初始情境一般是在介绍天地开辟前的混乱状况。笔者将本文选用的6部创世史诗中所出现的初始化情境大致概括如下：

彝族创世史诗《勒俄特依》：开天辟地的时候，“上面没有天，有天不挂星，下面没有地，有地不生草”，世界到处都是一片浑沌的状态。

阿昌族创世史诗《遮帕麻与遮米麻》：太古时代，世界混沌不分，既不会刮风，也不会下雨。天公遮帕麻和地母遮米麻便开始了造天造地的壮举。

彝族创世史诗《梅葛》：远古的时候，宇宙混沌未分，没有天地。格兹天神要造天地。

拉祜族创世史诗《牡帕密帕》：远古的时候，没有天地日月，分不出白天黑夜。神通广大的天神坐在网中间，他很难安眠，一心想着开天辟地的大事。

彝族创世史诗《阿细的先基》：远古的时候，没有天和地，后来轻云飞上去，就变成了天；重云落下来，就变成了地。

彝族创世史诗《查姆》：远古的时候，世上只有一团混沌不清的雾露，分不出白天黑夜，也分不出天地。众神之王召集众神商议，要安排日月星辰，要铸就宇宙山川，要造天造地。

这些创世史诗都是以宇宙混沌、无天无地的情景作为它们的初始化情境。在这一点上，它们具有极大的相似性，也正是因为混沌不清状况的存在，所以才需要一个无所不能的神为开天辟地去努力，后面紧接着出现的一系列的人物、动植物以及难题与考验事件也就顺理成章了。也正是因为有了从出现难题到破解难题的过程，才使史诗的内容越来越丰富，其情节也在曲折中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发展。

（二）创世史诗的情节进程。这些创世史诗的情节主要来源于本民族的传说与神奇故事，但是具有世界各民族民间文学中神奇故事共有的程式。如其中多次出现派遣与创造、难题出现与难题解决的模式、造人后出现了问题，进而重新造人以及性别、民族的衍生等，就时常伴有神奇人物、奇异事件的出现，这些人物的力量神奇无比，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可以毫不费力地化解这些难题。但总得来看，创世史诗的叙事进程是单一的、清晰的，即造天地——造人类——洪水泛滥、毁灭人类——两兄妹幸免——再造人类——各民族的出现等模式。在这一条主线的发展进程中会时不时出现一些力大无比的神人和各种小动物和植物的帮助、人与天神、地神之间的矛盾、以及所造人类自身的问题，从而使史诗在曲折的情节中得以展开。

在史诗情节进展中可看出人类对神灵持有一种敬畏和崇拜的心理，在面对无法解决的困难时就只能去寻求无所不能的神的帮助和护佑，得到心灵的慰藉，事实上这也是中华各民族人民共同持有的心理诉求。

（三）创世史诗中的角色功能。角色功能是故事的基本成分，构成了故事中稳定不变的因素。同理，对于南方创世史诗而言也同样适用。在创世史诗中大都包括天神、两兄妹、葫芦、洪水灾难、神的助手（蚂蚁、兔子、老鹰、老虎或其他神）、指点者、造人者等几种共有的角色。他们的行动相同，不外乎是造天地、日月星辰，遇到困难，天神或众神派使者相助，造世间万物，造人成功，发现人心地不善，发洪水灭人类，两兄妹依靠宝葫芦幸免，在神的验证下成亲，再造人类，分出男女两性，辨出各个民族等，只是在完成这一系列事件时，这些角色才可以呈现各自的形象特点和独特的角色名称。此外还有一些专门为解决难题而设置的角色，如在史诗《牡帕密帕》中出现的金鱼，《查姆》中的小蜜蜂、神的儿子、仙女，《梅葛》中出现的兔子，《勒俄特依》中的蛇、仆人以及几乎六部史诗中都出现的葫芦等，它们为主人公创世与造人愿望的实现扫除了各种困难与障碍。主人公在完成愿望的时候，常常会得到这些相助者的帮助，自己也是一个意愿的施加者，但是情况并非都是如此。在没有任何相助者的时候，史诗中的主人公也能应付自如，他似乎就是自己的相助者，如在史诗《牡帕密帕》中，主人公厄莎天神用自己的身体作为造天造地、造日月的材料，最后又凭借葫芦造人，最终成功实现初衷。这可以说明，主人公不仅仅有相助者的功能，还具有相助者的本质属性。相助者的本质属性就是他所拥有的智慧与能力，如帮人幸免于难的宝葫芦，机灵的小蜜蜂等。但是在没有这些相助者的情况下，相助者的特性便转移到了主人公的身上，而在创世史诗中出现的这些主人公大多就是无所不能的众神。

在这些创世史诗中，最值得注意的就是“葫芦”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葫芦生人和葫芦救人是其中最常见的情节，在其中葫芦成了避水灾和造人最重要的工具和素材。为什么葫芦在创世史诗中成为了多个民族始祖的化身呢？我认为大概是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葫芦象征着繁育人类的母体的生殖能力。第二、葫芦被视为瓜的一种，内含有许多的种子，用到人类的身上也正好象征着子孙繁衍，寓意着人类可以像葫芦种子一样，代代繁衍。

（四）新角色进入创世史诗的范式。在创世史诗的开端主要角色是不齐全的，而且比较一致的是基本上都有一位天神——整个事件发展的主要承担者和引导者。因为有他的倡导，所以就使得派遣使者去造天地日月的行动模式得以启动。在这几部创世史诗中，承担造天地日月的人大都是受主人公派遣。同样其中的相助者也大都是在主人公的派遣下前往完成相助任务，如各种小动物、植物以及神的儿女和仙女等。但是在洪水面前突然将至的葫芦却是偶然相遇的，虽然它并没有被明确的说成是天神派来的相助者，但是它的确起到了作为相助者的极大作用。这种相助者的来临就是天神的一种隐性派遣，可以视为派遣的另一种全新的方式。主人公大都被纳入到初始情境中。在史诗的初始情境中，将主人公的身份与将要实施的愿望加以介绍，而在实施的过程中主人公大都是让其他角色如儿子、女儿、下人及其他众神来完成，而在这一过程中，主人公曾以派遣者的身份多次出现，最终在多个协助者的帮助下，成功地完成造天、造地、造人类的壮举。此外在造人的过程中，主人公会与第一次造的人产生矛盾，从而决定消灭他们，重新造人类。在多次矛盾与检验中，在遇难题到解难题的发展进程中，促使一些新的人和物承担新的角色进入史诗的情节发展中，经过它们的共同努力使造人事件取得成功，也使得史诗的情节更加完整。

结论

总之，相对封闭的生成和发展环境决定了创世史诗的纯净化与单一化。通过对创世史诗的情节、初始化情境、角色功能、新角色进入的范式等方面的简单分析，可以看出南方少数民族创世史诗不仅在结构形态方面，还是在内容情节方面都具有独特的民族特色。从纵向发展的线索上来看，史诗可以一直追溯到了人类的蒙昧时代以至洪荒年代，对民族的历史发展用神话性的语言和形象加以叙述；从横向构成的内容上而言，在创世史诗为数不多的诗句中广泛地涉猎到了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状况、生产活动方式以及原始宗教信仰等诸多方面，从天上到地下，从神到人，从宇宙形成到万物始成，内涵丰富。因此，可以说南方各少数民族的创世史诗不愧是一幅幅规模宏大、内含深厚的先民史前史的百科全书，值得更深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