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弗兰肯斯坦的悲剧
——论《蝴蝶君》中的双重建构

（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北京 100089）

《蝴蝶君》是美国华裔剧作家黄哲伦根据中国男戏剧演员时佩璞与法国外交官伯纳德·布尔西科之间发生的真实故事而创作，讲述了二十多年伪装成女性的宋丽玲利用与法国驻华官员伽里玛的“爱情”窃取情报的故事，最终伽里玛因叛国罪被捕入狱才知道宋丽玲的男儿身份与中国间谍身份，绝望自杀。《蝴蝶君》这一名字灵感源于内嵌在此剧中的互文文本：普契尼的歌剧《蝴蝶夫人》，这是一出真正的东方主义神话，由日本姑娘乔乔桑对美国海军上尉平克尔顿无条件的爱，甚至以生命献祭的纯洁奉献编织而成，尽管花心无情的后者并不值得乔乔桑爱与等候。“蝴蝶夫人”这一意象成为了西方幻想中温顺的东方女人的代表，“蝴蝶”也自然映射着那脆弱、美丽、朦胧神秘又令人想抓握在手的东方，承载着东方主义幻想背后不知名的欲望。这种“构建的无知，是有意的自欺，这种无知与自欺，最终投射到了东方”［1］6。

在《蝴蝶君》中，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问题与帝国主义联结在一起，黄哲伦有意对《蝴蝶夫人》及东方主义进行了解构，批判了“东方主义想象的病理学基础”，即西方对于东方整体的朦胧感与神秘感需求，“以及在政治和经济方面教导和控制东方的集体目标”［1］2。但他更深层的寓意是希望全人类能够抛却文化与性别层面的误解，关注在文化多元主义和全球化的背景下人类的共同身份与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