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手艺

◎文/张云山

母亲年轻的时候，是我们村子里的能人。

那个年代，我们村的人口不算多，但也有五六百号人。村子留给我最深印象的时段，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这段时光是我幼年启蒙和青年阶段的开始。这二十年时间，仍然是中国乡村最贫穷落后的时段，而我所处的地方又是陕北子洲县偏西的一个小山村，更是贫困落后。放眼看去，山大沟深，土地荒凉，山上看不到一棵可以支撑希望的树木，真的是穷山恶水。那种现状不仅是物质上的极度匮乏，也是文化上的荒芜苍白。村子里初高中文化程度的人寥寥无几，有技术或手艺的人也极少，在外工作的人更少，其中有一个当了副县长，却没能安安稳稳地当下去。我父亲当时在粮站工作，算是给先祖光耀了门庭。其余的人只会务农，靠天吃饭。我母亲那时不仅是个能持家过日子的人，还是一个有技术有手艺的人才。她不仅是个专管产妇的赤脚医生，还是一位能给村里社员们带来温暖和体面的好裁缝。

母亲的审美眼光和裁缝手艺，在我们村里绝对是一流的。无论男的女的，大人小孩，无论拿来什么布料，都能量身裁衣，都能让村里的人感到满意和喜欢。

母亲的裁缝手艺是自学的。为了学裁缝，我父亲给我母亲买回来几本裁缝的书籍，她凭着小时候读过三个月冬书的底气，借空就看书学习，并在纸上练习，慢慢地将书本上裁缝的知识和技巧给消化了。她先试着给自己和姐妹弟兄四个人裁剪衣服，然后用手工缝制。手艺初步熟练后，就给住在周边的人裁剪。后来技术逐渐提高，口口相传，找她的人就多起来。她每次给别人裁剪衣服都很用心，都想给人家做好。但再好的技术也有出错的时候。有一次，她把布料给人家剪坏了，被惊得满头出汗满心惭愧，于是赶紧给人家解释道歉，并坚持给人家赔了钱，弄得人家也不好意思起来。

其实母亲做裁缝是很辛苦的。白天有时要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其余大部分时间就用在了裁缝上。晚上，在炕上点一盏柱式煤油灯，火苗儿的高低跟她坐着的身高差不多。那油灯闪烁发亮，摇摇曳曳，我有时会看得出神。信天游中唱“蓝水瓶瓶点灯满炕里明”，而窑洞的其它地方却是昏黄暗淡的。母亲坐在灯跟前，灯光映照着她专注的眼神和疲惫的身影，她有时缝衣服，有时纳鞋底、鞋帮，有时给破了的衣服补补丁，都做得很认真，也很耐心。她还不时地将针尖在头皮上划一下，那动作看上去很熟练，又很优雅，但我不知道那是为了调整做针线的节奏，还是在打磨针尖，或者是做针线时的一种下意识动作。而母亲却说，针尖在头皮上划一划就能沾上头皮油起到润滑作用，这让我大开了眼界。还有那飞针走线发出的声音，在夜深人静时我听得清清楚楚，后来听多了，就变成我的催眠曲。有时为了赶活，她会睡得很晚，那飞针走线的声音就一直响到鸡叫的时候。

我母亲会裁缝的名气全村人都知道，后来就托人买了一台“飞人牌”缝纫机，慢慢就成了真正的裁缝。从量体、画图样、裁剪到缝纫，母亲总是在不断总结经验和吸取教训中去提高技术，每一步的操作，都按着规范，一丝不苟的去做，所以做的衣服很受欢迎。

母亲缝制衣服大多都是白尽义务，村里的人来做衣服有时不收钱，在我家种自留地时人家过来帮忙给还工。后来求母亲做衣服的人多了，母亲就光收针线钱，她因此得到了好的名誉。

我母亲还是个赤脚医生，是经过县上卫生部门培训发了赤脚医生证的，但她不会看病，只会帮助孕妇生产，如有胎位不顺的就给予指导或者扶正，再就是定期做孕期检查，判断预产期。当查出来孕妇的胎儿头部入盆固定，或者是臀位入盆固定了，就告诉孕妇快要生产了。那时没有通信工具，每遇有临产的孕妇，她就哪里也不去了，随时准备迎接新的生命。

我母亲从医二十来年，村里的孕妇生产基本是她给处理的。无论孕期检查还是助产接生，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故，也没有收过产妇的一分钱。

母亲心灵手巧，不仅会裁缝，会接生，有几年还自己纺线织布。小时候，我们弟兄姐妹都穿她织的粗布。她还会剪窗花，会刺绣，会给做鞋垫的妇女在鞋垫上画画，后来还在村里当了好几年妇女主任。

母亲为人直爽，敢说敢做，自身爱好干净，穿衣也十分讲究，无论在家还是赶集走会，只要不是下地劳动，都要穿得整洁漂亮。家里门院也收拾得整洁有序，干干净净，成了村里有名气的爱干净的人。

母亲年龄大了之后，就随我住进了县城，后来又住在了榆林。但她闲不住，只要能做的事还要做。在我们的孩子幼小时，穿的衣服，盖的小被，都是她给做的。直至现在，我用的鞋垫，密针细线，花草刺绣，都是她给我做的，那种绵实温暖的感觉和母爱的温馨常常在我心头升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