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闽西苏区的红色兵工厂

2021-02-15 01:00马晓荣
中国军转民·下半月 2021年12期
关键词:闽西山塘斗笠

马晓荣

1929年3月,毛泽东、朱德在长汀对首次入闽第一次统一军装的红四军,举行阅兵仪式,对全军进行整编,标志着人民军队正规化建设从此开始。

在那血与火的年代,在国民党一次次严酷的“围剿”与经济封锁中,为了苏区的生存、发展,为了打破敌人的“围剿”,军械、弹药制造,军服、药品等一系列军需工业,在闽西山坳傲然崛起。

红色兵工厂遍布闽西各地

1930年3月24日,闽西工农兵第一次代表大会《关于军事问题决议案》要求“闽西政府办修械厂、子弹厂,以增加武器。”同年5月,中共闽西特委决定筹建闽西兵工厂。

一时间,龙岩湖洋,江山山塘,上杭才溪、白砂、蛟洋,永定虎岗,宁化曹坊,长汀四都、南阳,武平上峰、亭头等地,先后响起了兵工厂的打铁声。

自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党中央下達武装斗争的指示后,邓子恢、郭滴人便积极筹划武装暴动,为解决枪弹问题谋划筹办兵工厂。郭滴人委派廖秀考去上杭蛟洋,经傅柏翠介绍,请来广东刘益和等五位枪械师傅至山塘,在此创办了闽西共产党领导的最早的乡村红色兵工厂,用收购来的废铜铁,制造出第一批17支单响土造枪。随后仿汉阳造步枪,以及制造手榴弹、子弹等。

1929年2月龙岩全县总暴动,用山塘兵工厂的土枪土炮和子弹武装了农民赤卫队。深山中的红色兵工厂,先后经历了国民党的三次飞机轰炸、三次移民、三次火烧。如今,在龙岩博物馆旧馆内,还收藏当年山塘兵工厂生产的九接龙土炮、土步枪和一枚未曾爆炸的大炸弹。

山塘兵工厂原为廖氏宗祠“务本堂”,为明末清初四合院土木建筑,坐北朝南,占地近千平方米,中间是主院,左右为厢房,共有5个厅、11个房间。

1929年5月22日,毛泽东、朱德红军在小池“赞生店”驻地听取郭滴人汇报,决定攻打龙岩城,商议了红军与暴动队伍筹措武器弹药问题,肯定了办山塘兵工厂的做法。次日凌晨,由郭滴人带路,朱德骑马率队经过山塘,查看了兵工厂,兴致勃勃地用杉树皮在务本堂围墙书写“我们一定要革命到底”的红色标语。

打下龙岩城后,毛泽东、朱德十分重视农民赤卫队的成长,指示军需处调拨一百多支步枪给龙岩地方武装,并把战斗中破损的一批枪支送到山塘兵工厂维修。

那时兵工厂,通常仅几个农村打铁匠,白手起家,设备简单,几把铁锤、火钳和手拉风箱。经过艰苦创建,初具规模,开始修理土枪土炮,制造单响枪,通过摸索,最后能修理机枪、步枪,熬制土硝,翻造子弹、手榴弹。小小兵工厂,却修理、制造了大量武器弹药。

1930年8月,闽西特委决定在龙岩湖洋建立闽西红军兵工厂,山塘等地的小兵工厂迁进并入闽西红军兵工厂,同年12月又迁往永定虎岗,改称为“闽粤赣军区兵工厂”。地方和部队领导非常重视兵工厂,感谢工人的辛勤劳动,每次战斗获胜,都派人传递捷报,送来慰劳品。闽西总工会还将一批军帽送给工人,勉励他们更加努力工作。1931年夏,闽粤赣军区兵工厂迁往长汀四都,年末改为“福建军区兵工厂”。有工人140多名,一台旧式机床,一台制子弹壳的机器,主要制造子弹、三刃刺刀、枪托、毛瑟枪、马尾手榴弹、地雷等。1932年,又迁往瑞金,1933年初和官田修械厂合并成立“中央兵工总厂”。

红军首次在闽西统一了服装

1929年,红四军消灭长汀军阀郭凤鸣,没收郭部的被服厂,建立了红军被服厂。3月20日,毛泽东在“辛耕别墅”主持召开了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决定对红四军进行整编。红四军前委考虑到红四军自创建以来,“军装”各式各样,相当破旧,急需更换,决定利用筹来的钱款赶制4000套军服,每个指战员发一套。长汀秘密工会协助红四军后勤供给部购置布匹,商店没有灰布,就与染布坊联系,把布匹统一染成灰蓝色,在南门街郑屋成立了红军临时被服厂(后发展成为中华苏维埃被服厂)。由于时间紧,军装数量多,工人少,机器不够用,便将个体分散的裁缝工人招募进厂,日夜加班赶制。

新军服的样式由毛泽东、朱德、陈毅亲自审定,灰蓝色、棉布质,上衣为中山装式,两个上贴袋,领口缀红领章,代表红旗,领子上绣一圈黑边;裤子为普通样式,配绑腿;军帽为八角形,缀红五星帽徽。陈毅说:“灰蓝色代表天空、海洋、青黛的群山和辽阔的大地。”

红四军战士穿上新军装,士气大增,在长汀南寨广场举行盛大的阅兵典礼,以整齐威武的军容,接受朱德、陈毅等领导检阅。这也是红军首次在一个军的范围内有了统一的服装。

被服厂开始才60多人,到1933年成为拥有300多人的大厂。朱德对被服厂的印象深刻,他对来延安采访的美国记者史沫特莱深情回忆:最重要的还是那家拥有新式缝纫机(日本货)的工厂……这批机器对我们非常重要,因为在那以前,我们身上的全部衣服都是用缝的,可是我们现在终于有了第一批正规的红军军装。新军装的颜色是灰蓝色的,每一套有副裹腿和一顶有红星的军帽。它没有外国军装那么漂亮,但对于我们来说,可真是其好无比了。

从此,红军军衣、军帽、绑腿、被单、子弹带、干粮带等,在长汀生产,还相应建立了汀州弹棉厂、中华织布厂。中华织布厂有工人400多,有织布机、手摇纺纱机100多台,生产格子布、柳条布、雪花布、灰斜布、白布、蚊帐布,月产约18000多匹,大量的医疗纱布、药棉等保证了红军作战之急需。

新做斗笠圆叮当,送给毛委员上前方

遮风挡雨的斗笠,同样是红军行军作战的必备装具,为此,红军斗笠厂在长汀诞生了。初创时仅30余人,后发展到200多人,月产斗笠最高达二万多顶。1934年仅生产9个月,产量超过29万顶,确保红军指战员和苏区干部人手一顶,满足了前线需要。

一顶小小的斗笠,竟然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他亲自到斗笠厂召开座谈会,调查工人的生产情况,指示工人想办法多生产斗笠。毛泽东拿起斗笠,试戴了一下,说:尖顶夹边斗笠,能不能改为休息时能当坐垫,热时候能够扇风,且背着不磨破衣服的斗笠呀?按毛泽东的意见,工人师傅立即将斗笠改为平顶,竹叶换为油纸,斗笠面用桐油刷上“工农红军”4字。从此,精巧美观、轻便耐用的斗笠,更加受到红军指战员的欢迎。

毛泽东满意地说:这新型的斗笠一是防雨性能更好;二是轻便,容易携带;三是既可防雨,又可遮太阳,还可以当扇子扇凉;四是行军休息时可以垫坐,睡觉时可以当枕头用,改得好啊!

由于前线需要的斗笠数额大,生产任务重,毛泽东交代省政府干部:“可再招收一部分斗笠工人,今后不要动员斗笠工人当红军,做斗笠支援前线也是一大贡献。”工人们听了非常高兴,更加激发了生产热情,一边干活一边编唱:“红军斗笠簸箩圆,毛委员指示改缠边;平顶平沿式样好,支援红军把敌歼。新做斗笠圆叮当,送给毛委员上前方;红军打仗真勇敢,要把白匪一扫光。”

“告诉孩子,我是为革命而死的。”

由于国民党的残酷封锁,苏区食盐极度困难,当时盐价高于肉价十倍,一个光洋能买八斤猪肉却只能买八两盐。为了打破敌人封锁,苏区军民千方百计通过地下交通线偷运,组织工人利用各种关系到白区设点采购,把贵重药品、器材,特别是食盐藏在双层尿桶里、藏在打通的竹竿节里,走崎岖山路辗转绕过岗哨关卡,趁夜摸黑运回苏区。

但是,这毕竟只能解决部分困难,于是闽西苏区党和政府领导群众,掀起了熬制硝盐运动,群众的积极性很高。在长汀就有六家硝盐厂,职工60多人,日产硝盐20余斤,缓解了苏区食盐紧缺问题。

没有煤油,工人们利用闽西樟树生长众多的特点,烧炼樟脑油办起了樟脑厂,满足军需民用。为解决兵工用铁,在闽西苏区党和政府重视下,各地建立起大大小小的冶炼厂,长汀濯田铁厂有一百多名工人,日产生铁3000余斤。南阳铁厂、南堡铁厂、武平的店下铁厂等,也供应兵工厂和农具厂。

1933年2月,福建军区卫生部鉴于战事频繁,伤员增多以及敌人严密封锁导致药品奇缺的情况,在长汀四都渔溪廖氏长森公宗祠设立卫生材料厂,40余名工人以采集中草药为主,生产清凉油、仁丹、八卦丹、奎宁、济众水、骨灰末、大王粉、消毒棉、消毒纱布等,成为当时重要药品生产厂。中央卫生部派来制药技术员指导生产,中央苏区卫生部药材局局长唐义贞兼任厂长,她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下,领导职工为前线生产合格的消毒棉花、消毒纱布和一大批药品。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闽西苏区的军需工业也经受了严峻的考验,部分人员设备随主力红军转移,为不被敌人利用,剩余设备厂房予以掩埋破坏。

为了中央红军的战略大转移,闽西苏区的军需工厂加紧生产,日夜赶制各种军需用品。1934年10月,红九軍团集结汀州,出发休整,被服厂工人日夜赶制几千套斜纹布薄棉衣、夹被、鞋子等为红军官兵远征提供物资保障。中央被服厂长汀第三分厂的工人,从红五月扩红后就天天加班,生产了大批军用被服。宁化被服厂、长汀硝盐厂、长汀铁厂、四都兵工厂等,日以继夜地加紧生产,支援中央红军的战略大转移。

中央红军长征前夕,长汀县的斗笠厂火速赶制了20万顶斗笠,保证红军长征每人都能戴上一顶。让人称奇的是,历尽千难万险,有的红军战士竟将这种斗笠一路带到了延安。不少红军官兵在回忆文章中,也常常满怀深情地提到闽西苏区的斗笠。

红军长征后,闽西苏区军需工业部分随军远征,大部坚壁清野,小部分与后方留守部队向山区游击转移,环境十分残酷。中央苏区卫生材料厂厂长唐义贞(陆定一夫人),在战斗中被俘,因吞咽机密文件,惨遭剖腹壮烈牺牲,时年25岁。

唐义贞在转移前将刚出生的男孩小定,寄养在范其标家,把一条毛毯、一个铜盆送给他们,用中文、俄文写下湖北武昌老家地址,说:“等革命胜利了,我们即来联系。如果我未能再来,就说明我已不在人世了,但也要告诉孩子,我是为革命而死的。”直到1980年9月,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陆定一,才找到离散40多年的儿子范家定,将其改名为陆范家定。

闽西苏区的军需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不断壮大,不仅成为中央苏区的支柱产业,而且由地方主办纳入中央苏区直接管理,对繁荣苏区经济,保障革命战争胜利,巩固和建设革命根据地,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中央苏区首个红军兵工厂

山塘兵工厂是中央苏区首个红军兵工厂,位于龙岩新罗区江山镇山塘村,设在一幢依山而建的廖氏宗祠“务本堂”里。大门上依然清晰可见“我们一定革命到底”的红军标语。这座明末清初的土木结构四合院,四面环山,很是隐蔽。

1926年10月,郭滴人从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结业后回到龙岩,在江山、小池等地秘密活动。1927年4月,在山塘村成立了岩西北第一个农会。7月,为解决武器装备问题,农会会员们在郭滴人的指示下,在内江山采取“自力更生”的办法,在山塘村建立兵工厂,主要修理和生产各种武器。9月初,郭滴人派廖秀考通过上杭蛟洋傅柏翠请来广东刘益和等5位制枪师傅。由于师傅们的努力和全乡群众的大力支持,不久就造出了17支漏底枪和一批子弹、手榴弹、土炮,武装了乡赤卫团,赤卫团由廖柏清任团长。10月23日,山塘农会乘群众“拜姑婆”敬神集会举行暴动,后因被敌郭淮英侦知,廖柏清及其兄廖柏英当场被杀害。为保护兵工厂继续生产,在山塘党支部郭勤芳、廖秀芳领导下,兵工厂连夜转移至“睡美人”山下的“纸寮坑”,继续生产枪支、手榴弹。生产武器除供给内江山各地方武装队外,还供给其他区乡地方部队和县赤卫队使用,山塘造的“漏底枪”“新钟”单响枪支,遍及全县各地方武装,使各部队增强战斗力,有力地打击消灭敌人,特别是为1928年3月东肖后田暴动提供了武器弹药装备。

1929年5月中旬,毛泽东、朱德避开赣敌锋芒,再度入闽,并与郭滴人联系枪支弹药补给问题,筹措武器及子弹、手榴弹以应对战斗之需。朱德率部队经过山塘村时,查看了山塘兵工厂生产情况。

1930年3月24日,闽西工农兵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关于军事问题决议案》,指出“闽西政府办修械厂、子弹厂、以增加武器”。1930年8月,闽西特委决定在龙岩湖洋建立闽西红军兵工厂,山塘兵工厂将人员、设备迁入湖洋闽西红军兵工厂。同年12月迁往永定虎岗,改称“闽粤赣军区兵工厂”,毛泽民任厂长。1931年夏,闽粤赣军区兵工厂再迁往长汀四都,同年冬,改为“福建军区兵工厂”,增设木工股、炸药科。1932年4月,红军东征漳州大获全胜,缴获了大批军工器材,部分装备了福建军区兵工厂,使兵工厂如虎添翼。1932年,福建军区兵工厂迁到汀州,不久又迁往瑞金平头寨。1933年初,与江西瑞金的官田修械所合并成立中央兵工总厂。此时全厂职工达1000多人。至1934年下半年,不仅能修理各式枪炮,还能生产地雷、手榴弹、迫击炮弹和多种子弹。

五华铁匠工人为苏区造枪弹,受朱德总司令亲自接见!

1928年1月,中共五华县委、五华县革命委员会组织有10万农民参加的年关暴动,威震东、韩两江。1929年3月,闽粤赣五(华)兴(宁)龙(川)苏维埃政府成立,打响了边界武装割据枪声。值得一提的是,100多名五华铁匠,先后进入到江西、福建,为中央红军修枪造弹,成为中央苏区兵工厂的奠基人。

五兴龙打响边界武装割据枪声

1925年3月,广东国民革命军第一次东征到五华,五华地方党组织和农民协会如雨后春笋纷纷成立。从此,五华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组建农军,实行“二五”减租,建立苏维埃政权,开展“打土豪、分田地”斗争,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开始了。在五华县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全县各区乡广大农民焚烧契约、废除债务、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土地革命运动在全县蓬勃开展。

1929年初,毛泽东、朱德、陈毅等领导的红四军下井冈山,游击赣南、闽西,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极大地鼓舞了五华党、政、军、民的斗志。五华、兴宁、龙川于1929年3月,正式成立了“闽粤赣五(华)兴(宁)龙(川)苏维埃政府”,选举曾不凡为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古汉忠(五华人)等5人为常务委员。

在创建五(华)兴(宁)龙(川)、八乡山边界红色区域割据中,五华、兴宁、丰顺、梅县等武装500多人统编为红军46团,团长古宜权(五华人)。1930年5月正式编入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之四十六团,1930年冬,这支部队又与闽西二十、二十一军编入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二军,直接受朱德和毛泽东统一指挥。这时五华党组织已建立了6个区委,75个支部,党员人数1500多人。占整个粤东北党员总数的55.7%,为粤东北各县之最。

闽粤赣五(华)兴(宁)龙(川)苏维埃政府成立,打响了边界武装割据枪声。五华苏区人民面对残酷的斗争环境,对党忠贞不渝,顽强斗争,将食盐、药品、纸张等紧缺物资输送到中央苏区腹地,最大限度地解决中央红军主力给养问题。

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和发展中,面对国民党各区乡设立“盐警队”,到处设卡安哨,阻止食盐北上的恶劣环境,为保障苏区红军和中央苏维埃政府紧缺物质的供应,五华人民克服困难,挑运食盐等紧缺物资从棉洋、龙村、岐岭、新桥、油田,江西寻乌、安远等地进入中央苏区腹地。此外,在五兴龙边境组织军民破坏敌人运输交通线,减缓中央苏区腹地的压力,对保卫中央苏区作出了贡献。

1927年12月中旬,中共五华县委军事部长兼五华县革命委员会主席古大存,率领五华工农革命军和农会干部204人参观团,赴海陆丰苏区参观学习,回县后,于1928年1月初,首先在龙村睦贤乡建立第一个乡苏维埃政府,在龙村圩建立第八区苏维埃政府。

为实施中共东江特委提出的全東江暴动计划,县委动员一批参加广州起义失败后回到家乡的黄埔军校生也加入到暴动的行列,古公鲁任总指挥。1928年1月20日,年关已到,暴动开始,提出“打土豪,分田地”,全县有10万工农革命军和群众,拿起刀、枪、剑、戟及土炮等武器投身到暴动的队伍。

各地暴动队伍首先攻打国民党区、乡公所和地主豪绅的巢穴。在第八区,古大存率领工农革命军和赤卫队1000多人,分三路攻打五华最大的反动武装“讨赤团”的老巢——塘湖村,经3天的激烈战斗取得胜利,清理了“讨赤团”头子钟问陶的家产,并实行分田废债的措施。

轰轰烈烈的“丁卯年关大暴动”,推动了五华党和苏维埃政权的发展。全县拥有共产党员1209人,有5个区、20个乡建立了苏维埃政府,开展烧毁田契、废除苛税、抗租减租斗争。经过年关大暴动斗争锻炼的五华人民,打破了几千年的封建制度和传统因袭观念,思想得到了解放,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朱德总司令接见五华造枪工人

五华有“铁匠之乡”称誉,民国时期誉满海内外。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五华大批会修造枪支的工人,在五华党组织的召唤下,踊跃到江西、福建等中央苏区腹地参加红军,为新中国的军工事业作出贡献。

在创建五(华)兴(宁)龙(川)兵工厂、梅县顺里村东江兵工厂、兴国官田兵工厂、闽粤赣造枪厂、赣南兵工厂、粤赣省兵工厂等的过程中,五华铁匠工人留下了为中央红军五次反围剿修造枪械的记载,其中马文、邱林华、刘愈忠、李继生等还成为兵工武器厂的主要负责人和技术骨干。

1929年8月中旬,为解决苏区武器紧缺的困境,东江特委军委书记古大存指示设立五兴龙县苏维埃政府兵工厂。由古汉忠(五华县梅林镇人)兼任兵工厂厂长。兵工厂从五华招募40多名铁匠,在大塘肚沥背油坊下垒筑起14座铁炉锻造枪械。在一个多月时间里,修造了单响枪支100支,翻造子弹一批,还有一大批刀戟剑矛、土炮,及时地缓解了五兴龙游击大队枪弹武器紧缺的问题。

1930年初,河东镇河口村万屋、转水镇吴姓、油田村马屋、丘姓等地擅长铁业的一批人,从五华出发,途经兴宁、寻乌、赣州,于1931年9月抵达瑞金。到达瑞金的这一天,在沙洲坝的大榕树下,朱德总司令接见了他们42人。朱总司令说:“首先表示欢迎你们来参加红军很好啊!中国工农红军要继续发展,还要很多武器,现在你们来到中央根据地很好。这里还有几万支枪要修理,你们一批会造枪修枪的人到来,犹如旱禾见水啊!”

第二天,42名铁匠分成4个组,开始了7天夜以继日修理病枪,当时主要修造枪杆、枪膛、枪错、扳机等铁器部件。后来,他们中36人留在江西,被安排到兴国兵工厂当修械员,另外6人被安排到福建兵工厂。

中央苏区兵工厂创办人之一刘愈忠系五华县河东镇宝瑞刘屋村人。1928年4月,18岁的刘愈忠跟随其堂叔刘梅肩挑工具远离家乡,到福建上杭农村学打铁修枪。刘愈忠等人到达福建上杭后,参加了红军。1930年2月,朱德率部攻陷上杭,刘愈忠等70多人跟随红军走了60多里,到达上杭县苏维埃政府所在地白沙乡。红军安排他们吃、住,刘愈忠等人则为红军修枪。不久“闽粤赣造枪厂”的牌子在白沙乡挂了起来。

还有周鉴祥、邱林华、李继生等这些擅长枪械制造和修理的五华籍红军,不仅参加了二万五千里的长征,还一直担任红军兵工厂的枪械修理工作,这些人后来均成为红军兵工武器厂的主要负责人和技术骨干,为中央苏区乃至共和国武器制造业的创建与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成为了中央苏区兵工厂的奠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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