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价值链重构中服务业位置及其政策逻辑

倪红福 王丽萍 田野

[摘 要]利用最新的全球价值链位置测度方法，测算分析了2000—2014年中国服务业的位置变化趋势，研究发现：从前向和后向联系来看，中国产业的复杂和完备性导致中国服务业总生产长度高于主要发达国家，全球价值链生产长度呈变长趋势，中国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不断深化，但是其价值链位置仍处于相对下游位置。后疫情时期的全球价值链重构呈现三大特点：数字化、智能化、網络化的技术发展趋势;区域化和本土化的地理格局发展趋势;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趋势。服务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越来越重要，服务业创新发展、融合发展成为未来政策着力点。

[关键词]服务业; 全球价值链; 全球价值链位置; 后疫情时期

[中图分类号]F7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1763（2021）01—0072—12

Abstract：In order to explore the the position of service industry in GVC， accordding to global value chain position measurement method， we analysed the position of China's service industry from 2000 to 2014. The result shows tha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orward and backward linkages， the complexity and completeness of China's industry has led to China's total production length being higher than that of major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the global value chain production length is becoming longer. China's service industry's participation in the global value chain continues to deepen， but its value chains' position still in a relatively downstream position.Finally，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global value chain in the post-epidemic period presents three major characteristics： digital， intelligent， and networke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trends;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regional and local geographical pattern; the trend of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manufacturing and service industry. The status of the service industry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important in the global value chain， and the innovative and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the service industry will become the focus of future policies.

Key words： service industry; global value chain; global value chain position; post-epidemic period

一 引 言

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经济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服务业的规模和质量大幅提高，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逐年上升，对国民经济影响力逐步加强，连续多年稳居第一位。2019年的服务业增加值占比高达53.9%，成为中国经济稳定增长的压舱石。根据夏杰长、倪红福的研究，中国经济结构由工业主导转向服务业主导的趋势明显，产业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与服务业高速发展相伴随的是服务经济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1]。在国家战略方面，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瞄准国际标准，提高水平，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可见，服务业发展和开放、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工作的重要战略部署。

中国服务业在全球服务贸易中的比重不断增加。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数据，2019年全球服务贸易总额达到11.97万亿美元，中国为7838.72亿美元，占比6.55%，仅次于美国的12.23%，排名全球第二。中国服务贸易出口水平不及进口，中国是服务贸易逆差最大的国家。中国服务贸易进口占世界的份额为8.59%，仅次于美国的10.10%;而中国服务出口自2005以来虽然持续上升，但是2019年仅占世界总出口的4.61%，远低于美国的14.26%，也居英国（6.78%）、德国（5.55%）、法国（4.68%）之后。同时也应该看到，服务业主要以生产性投入形式参与全球价值链。服务业在全球总出口中所占的份额仅为20%左右，但服务业活动却贡献了将近一半（46%）的出口增加值，因为大多数制造业出口都需要生产服务[2]。中国制造业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其在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中必然吸收大量国内服务业投入。总之，无论从服务业进出口的直接视角，还是从服务嵌入制造业的间接视角来看，全球价值链重构必然离不开中国服务业的参与。

服务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重要地位决定于其在控制、协调价值链活动和提高制造业附加值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信息传输服务业、商贸物流、商务服务是全球价值链顺畅运行的基本要素，促进商品、信息跨境流动，协调各地区的全球价值链生产活动。若没有运行良好的信息传输、计算机软件服务、金融、保险、物流、商务服务，以及后勤服务等行业来协调和支撑工业生产和贸易，全球价值链将无法存在。国际贸易中货物贸易占主导地位，大约70%～80%的跨境交易都是货物贸易，但是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下，总值贸易统计实际上低估了服务业在国家中的角色[1]。

中美经贸摩擦和新冠疫情危机等外部不确定性冲击推动了全球价值链重构。在全球价值链深入发展的背景下，中美经贸摩擦实际上是全球贸易战，同样会对全球供应链和产业链产生冲击[3]。与此类似，因为美国提高中国中间品关税，附着于全球价值链的累积关税严重伤害了美国产业下游的伙伴国家[4]，中美贸易战将带来全球价值链的深刻调整。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吉塔·戈皮纳特指出，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冲击导致了“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衰退”。皮特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的亚当·波森指出，此次疫情将使世界经济先前已经存在的四个状况更加恶化，即长期停滞、富国和穷国的差距、对美元的过度依赖和不满，以及经济上的国家主义。新冠疫情的影响将是深远和持久的，催化全球价值链重构，增强和加速了后金融危机时期的全球经济大变局。后疫情时期已经来临，全球价值链断裂风险与全球价值链重构趋势并存，兼具需求冲击和供给冲击的“COVID震荡”将使2020年的贸易崩溃远超2008年[5]。全球价值链的发展趋势有赖于疫情危机的持续时间。持续时间越长，全球价值链断裂风险越大，有可能会导致全球化倒退、产业链崩溃的全球大危机[6]。总之，中美经贸摩擦和新冠肺炎疫情对于全球产业链重构无疑会产生重要的影响，生产网络体系受到冲击。

后疫情时期下，全球价值链加速重构将影响全球服务贸易格局，如何正确认识我国服务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及变化趋势，如何推动服务业向价值链高端延伸，以及未来如何实现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回答这些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此，利用Wang et al.的全球价值链位置测度方法[7]，本文测算分析中国服务业的全球价值链位置，然后从全球价值链重构的视角下探讨服务业未来发展趋势，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二 中国服务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分析

（一）文献综述

1. 全球价值链位置文献简要回顾

随着全球价值链的深入发展，有关全球价值链的测度文献不断出现并日益成熟[8-13]。全球价值链测度在价值和位置两个方面展开，尤其是近年来对全球价值链位置的测度受到广泛关注

增加值贸易测算文献主要侧重于出口的增加值分解，如国内增加值、国外增加值等。这些指标可以衡量产业的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贸易利得等。。尽管对位置的概念缺乏明确的定义和答案，但是依然有很多研究尝试开发出基于投入产出模型的全球价值链位置的测度方法。Dietzenbacher et al.首次提出平均传递步长（average propagation length，APL）的概念[14]，来衡量生产网络体系中的复杂程度。随后，Inomata、Escaith & Inamata扩展到国际投入产出模型框架下的APL[15-16]。Antràs et al.从产品生产端到所有最终需求的距离的角度定义上游度（U）[17]，并论证其与Fally的上游度[18]是一致的Antràs et al.（2012）、Fally（2012）分别利用不同方式提出了产业上游度（Upstreamness），或者产业到最终需求的平均距离来度量产业部门在生产链条上位置。Antràs et al.（2012）根据产业部门产出的无穷级数形式的表达式来定义上游度。Fally（2012）认为，如果某一产业部门i产品分配给处于上游产业j的产出份额越多（即投入产出模型中分配系数Sij），该产业部门i相对处于生产链的上游位置，并以此方式定义了上游度。Fally（2012）实际上是从自我嵌套的方式定义上游度：

其中，Ui2為Fally（2012）定义的产业部门i的上游度;Sij为投入产出模型中分配系数，表示i产业部门的产出（xi）中被j产业部门使用的比重;aij为投入产出模型中直接消耗系数。写成矩阵的形式，进一步计算可以得到：U2=（1-ΔT）-1E1，其中Δ为分配系数矩阵，元素为Sij;E1为所有元素为1的列向量。Antràs et al.（2012）论证了上述两种定义上游度的方法是等价的。。倪红福、龚六堂、夏杰长将生产阶段数扩展到全球投入产出模型并区分了国际和国内生产阶段数[19]。倪红福在APL理论基础上，从增加值传递的角度提出了增加值平均传递步长（VAPL）方法[20]，几乎囊括了已有各种位置的测度指标

广义增加值平均传递步长是指在全球生产网络体系中，某一产品部门（产品部门组合）传递1单位增加值到某一最终需求产品部门（最终需求产品部门组合），所经历的平均阶段数。。Wang et al.从增加值创造引致产出倍数的角度来定义各种类型的生产长度和位置[7]。一般来说，生产链起始于初始投入（资本和劳动），而不是总产出。因此，生产长度定义为从国家部门的初始投入到另一国家部门的最终产品之间的生产阶段数，是易于与经济学解释保持一致的。到此，有关宏观层面利用投入产出模型的位置测度方法和思路基本完善。Antràs & Chor综述了部门层面的上游度和下游度，并构建了一个一般均衡模型，以来解释部门层面上的上游度和下游度的变化[21]。Johnson全面系统总结了全球价值链的参与度和位置的测算方法，然后重点阐述了全球价值链核算指标在宏观经济、贸易、环境和产业等领域的应用[22]。

上述测度位置的方法主要集中讨论制造业的位置，但是近年来制造业服务化成为经济发展的新趋势[1]。在全球生产网络中，服务业因大多作为中间投入参与制造业价值链而在全球贸易活动的地位被低估，服务贸易直接出口从2000年（32.16%）到2014年（26.07%）不断呈现下降趋势[23]。由于服务业参与生产活动的特殊性与统计的模糊性，使得精准测算服务业贡献度成为研究难题。但是，也有一些研究在不同层面上从价值分解角度测算服务业全球价值链的参与程度和地位。尹伟华利用WWZ[12]的出口的增加值分解的方法，探讨中美服务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和地位[24]。然而，该文出口中的国内增加值、前后向垂直专业化指标都是基于增加值的分解，而非投入产出模型中测度的上下游位置。程大中等基于贸易增加值前向分解法，测算了2000—2014 年中国整体及细分部门的服务贸易出口状况，在此基础上对中国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进行重新评估[23]。黄蕙萍等主要实证分析生产性服务业参与程度的影响因素，侧重点在国内增加值率影响因素的分析，而缺乏对整体服务业的上下游位置的研究分析[25]。牛华、张梦锦也是利用Wang et al.[26]的GDP分解方法，测算服务业的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而非服务业的上下游位置。该研究发现，中国服务业生产的增加值中被复出口到世界各国的比例不足3%;在国际比较中，中国服务业GVC参与度落后于德国、丹麦、爱尔兰及俄罗斯等国[27]。王锋正等基于 Hummels et al.[10]所提出的运用投入产出表测算生产非一体化指数的做法，来测度中国资源型产业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28]。而Hummels et al.方法是最为经典传统的方法，是一种相对简单的增加值分解视角测算方法[10]。总之，以上文献主要是基于价值视角的分解，而非产业链上下游位置视角的分析。而本文将利用Wang et al.的生产长度和位置的测度方法[7]，与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上下游和位置的概念相对接近的指标，探讨服务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

因此，本文采用Wang et al.[7]和倪红福[20]的测度方法，详细分析我国服务业的上下游位置，并利用最新2016年版的WIOT数据库进行测算

全球投入产出数据（world input-output database，WIOD）。该数据项目编制了2000—2014年全球投入产出表（world input-output tables，WIOTs）（Timmer et al.，2016）。WIOT2016提供了包括2000—2014年43个国家（或地区）的56个产品部门的全球投入产出表，比2012年发布的全球投入产出表（WIOT）包含了更多国家和产品部门，数据覆盖年份从1995-2011年变为2000-2014年。WIOT2016的服务业部门为：汽车批发零售和维修、批发业、零售业、管道陆路运输、水运、航空运输、仓储、邮政、住宿和餐饮、出版、广播电视电影和影视录音、电信业、软件和信息技术、金融业、保险业、其他金融业、房地产、商务服务业、建筑和工程活动、科学研究与开发、广告和市场研究、其他科技活动、行政、公共管理和社会保障、教育、卫生和社会活动、其他服务活动、居民服务业、境外组织机构活动。。

2. 方法简介

关于全球价值链位置，可以从不同的经济学角度定义，从而有不同的概念和名称，但是这些不同的概念和名称的测度公式，都具有一致性。这里简要介绍Wang et al.的生产长度[7]。这里的生产长度与倪红福、龚六堂和夏杰长[19]，以及Fally[18]的定义具有一致性

中的列和。这与传统投入产出模型中的某一部门的影响力（或者最终需求的产出乘数）是一致的，也与Antràs & Chor定义的下游度是一致的[29]。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基于投入产出模型定义的长度（位置），与我们在实际经济中认为存在的“长度”是不同的，也不是一个完全相同的概念。我们认为，以上基于投入产出模型定义的长度，更多地反映产业之间的联系紧密程度，或者复杂程度，而非真正的“长度”。实际上，基于投入产出模型定义的上游度、下游度、生产长度、产出乘数和传递步长等具有相似性，只是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和经济学含义来阐述。

根据Wang et al.（2017a）的最终产品和增加值的分解框架[7]，可以把最终产品的增加值来源矩阵（V∧BY∧）分解为四大部分：

右边的第1项和第2项，增加值的传递过程中没有涉及跨国生产共享活动，直接满足国内和国外需求。第1项和第2项可以认为是纯国内生产和传统贸易形式的增加值。第3项和第4项有中间品贸易。第3项是隐含在中间品出口的增加值，且被直接进口国最终吸收。第4项是增加值传递至少跨境两次后被最终需求吸收的增加值，第3和第4项显示了GVC生产活动的增加值。依据类似逻辑，生产长度也可以分为四部分：纯国内生产、传统贸易（李嘉图）生产、简单价值链、复杂价值链。

（二）服务业价值链位置测度结果分析

本文主要利用全球投入產出数据（world input-output database，WIOD）和Matlab语言编程计算。WIOD项目编制了2000—2014年全球投入产出表（world input-output tables，WIOTs）[30]。

1. 中国服务业生产长度

（1）整体服务业生产长度的国家比较

为了研究我国整体服务业的生产长度和位置，我们与美国、日本、德国、韩国、印度、巴西等国家进行了比较分析。表1和表2列出了中国、美国、日本第三产业的生产长度情况。主要发现为：1）从生产长度内部结构来看，纯国内生产长度、李嘉图生产长度一般都低于价值链生产长度，复杂GVC生产长度高于简单GVC生产长度。不同内部结构的长度不一致，其实质是各部分所经历的生产阶段数差异，从而引致的累积产出值的不同。中国服务业纯国内前向生产长度为2.27，李嘉图前向生产长度为3.28，价值链生产长度为5.25。这表明中国服务业深入参与全球价值链，涉及全球价值链活动的生产阶段数相对更多，且更多涉及复杂跨境生产活动。2）从中国与主要发达国家的比较来看，中国的服务业生产长度一般长于发达国家，且纯国内生产长度和李嘉图生产长度两部分的差距更大。如，中国服务业前向生产长度为2.59，大于美国服务业前向生产长度1.69、德国的1.97;中国纯国内生产长度达到2以上，除韩国外，其他发达国家均在2以下，差距较大。这与倪红福、龚六堂和夏杰长[19]计算的生产阶段数是一致的。这表明在前向视角下，中国服务部门的增加值到达最终品要经历更多下游阶段;在后向视角下，中国生产的最终服务商品需要更多上游生产过程。究其原因，中国产业体系复杂和完备，导致国内生产长度较长，从而使得中国各产业生产长度大于美国、德国等主要发达国家。3）后向生产长度与前向生产长度具有相似特征，后向价值链生产长度大于纯国内后向生产长度、李嘉图后向生产长度。但是，后向生产长度的水平值一般低于前向生产长度。

（2）典型服务业生产长度

我们选取计算机服务业和金融服务业（保险和养恤金除外）作为例子进行比较分析。表3和表4显示了2014年中国、美国、韩国、日本、德国、印度、巴西等国家这两个服务业的生产长度。

计算机服务业：1）令人惊讶的是，中国计算机服务业的前向生产长度相对较低，纯国内生产长度、李嘉图生产长度、价值链生产长度都比美国的低。中国计算机服务业的增加值经过较少的阶段数就达到最终需求，一定程度上说明中国计算机服务业相对处于下游，主要为最终需求服务。2）从后向生产长度来看，中国计算机服务业的后向生产长度最高，其他国家产品部门的增加值归集到计算机服务业需要经历的阶段数最大，这也说明计算机服务业相对处于下游水平，这与前向生产长度较短所反映计算机服务业处于下游水平是一致的。

金融业：1）金融业与整体服务业一样，在这些国家中，中国金融业的前向生产长度（上游度）最高，这与中国的制造业生产长度最长一样[19]，与中国工业体系完备，产业体系相对复杂密切相关。金融业的增加值需要经过较多的阶段才能达到最终需求。2）从后向生产长度来看，中国金融业的生产长度比美国和印度的长，但比德国、日本、韩国、巴西的低。此外，与一些国家相比，后向生产长度与前向生产长度之间所表征的产业上下游存在不一致性，故需要综合考虑前向和后向生产长度。

结构特征：与纯国内和传统（李嘉图）生产长度相比，全球价值链生产长度最长。如，中国计算机服务业前向国内生产长度、李嘉图生产长度和全球价值链生产长度分别为1.41、 2.13和4.12。这也与全球价值链生产中包含更多的参与方和生产阶段的经验知识相一致。当把全球价值链生产长度分为简单价值链生产长度和复杂价值链生产长度，我们发现复杂价值链生产长度一般都大于简单价值链生产长度，如计算机服务业的简单价值链生产长度和复杂价值链生产长度分别为3.50和5.25。当把（复杂、简单）价值链生产长度分为国内价值链生产长度和国际价值链生产长度时，我们发现国际价值链生产长度一般大于国内价值链生产长度，如计算机服务业的前向全球价值链国内生产长度为1.77，而全球价值链国际生产长度为2.35。

2.服务业生产长度的变化趋势

近年来，有关全球价值链变化趋势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全球生产链是变得越来越长还是越来越短？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价值链是否中断了？还是短暂下降后继续深化？已有研究大部分发现全球生产链变得越来越碎片化。Feenstra和Hanson研究表明，美国进口中间投入从1972年的5.3%上升到1990年的11.6% [31]。Hummels et al.表明，世界VS（垂直专业化值）占出口的份额从20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90年代上升了30%[10]。倪红福、龚六堂和夏杰长研究也表明全球生产分割长度变长[19]。本文的测算结果表明：1）中国服务业的前向生产长度呈变长趋势，尤其是价值链生产长度的变长趋势明显，如中国服务业前向生产长度从2000年的2.37上升到2014年的2.59，上升了0.22，同时中国服务业的前向价值链生产长度从2000年的4.65上升到2014年的5.25，上升了0.61（见图1）。2）中国服务业后向生产长度与前向生产长度变化趋势基本相似，总体上呈变长趋势，后向价值链生产长度增长幅度大于纯国内和李嘉图生产长度（见图2）。3）从生产长度的结构来看，价值链生产长度的上升幅度大于纯国内生产长度，也大于李嘉图生产长度的上升幅度。这也说明了中国服务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和深度日益增加，导致国际价值链的联系日益紧密和复杂，从而拉长了中国服务业全球价值链生产长度。4）从国际比较来看（限于篇幅，表5仅列出了中美2000年与2014年之间的变化），大部分国家的服务业生产长度变长幅度低于中国，且这些国家的纯国内生产长度、李嘉图生产长度都变短，但全球价值链生产长度略微变长。

3.服务业综合位置

我们定义价值链的综合位置为前向生产长度与后向生产长度的比值，以综合衡量其在全球价值链中位置。以下是利用WIOD数据计算的结果。

（1）国家产业层面的综合位置

表6显示了主要国家第三产业的综合位置、纯国内位置、李嘉图位置、价值链位置、简单价值链位置和复杂价值链位置。从服务业位置的国际比较来看，中国服务业位置相对处于上游，但中国价值链位置相对处于下游。如，中国的综合位置（1.15）高于美国（0.99），但是从结构来看，中国价值链位置（0.95）略低于美国（0.96）。这也说明中国服务业在国际贸易中处于相对下游的位置。中国服务业整体位置较高，主要是因为服务业在纯国内和李嘉图贸易中处于相对上游。

（2）典型细分服务行业位置

表7显示两个典型服务行业的综合位置情况：1）中国计算机服务业的位置明显低于西方发达国家，甚至比发展中国家都要低。也就是说，中国计算机服务业相对处于下游位置，2014年中国计算机服务业综合位置为0.62，而美国、日本、印度的计算机服务业综合位置分别为1.19、1.17、1.36。中国计算机服务业的位置处于相对下游，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计算机服务业主要是从事接近最終消费的计算机安装、咨询服务业，而处于上游的软件、信息处理等计算机服务业相对不足，这些环节主要是美日等发达国家提供。2）中国金融行业综合位置相对处于上游，综合位置大于美日德等国家，但是价值链位置却与这些国家相差不大。2014年中国金融业的综合位置为2.25，美国、日本、德国的金融业的综合位置分别为1.44、1.66、1.25，中国金融业的价值链位置为1.18，美国、日本、德国的金融业价值链位置为0.89、1.09、1.07，而中国金融业纯国内位置为2.19，远大于美国、日本、德国的金融业纯国内位置。这也说明了，中国国内生产网络体系复杂，导致中国金融业离最终需求较远，在国内生产位置上相对处于上游。

三 全球价值链重构与服务业发展

（一）全球生产分工的历史演变逻辑

生产的分散化、碎片化是当今全球生产分工的本质特征，是全球化不断发展背景下产业间分工向产业内分工的演进。从企业层面的生产组织行为来看，产业内的全球生产分工始于20世纪60年代。20世纪60年代以来，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寻找低成本、有能力的离岸供应商，扩大其供应链，离岸外包式的生产得以快速发展，新的生产组织形式出现[32]。20世纪70年代和20世纪80年代，美国零售商和品牌公司在全球布局，为许多种类的消费品寻找离岸外包供应商，“买方驱动”和“生产者驱动”的商品链一起成为企业层面全球生产分工和治理的主要模式。供应链的分布逐步从区域层面拓展到全球层面，成为全球供应链[33-34]。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全球供应链所涉及的行业和活动呈指数级增长，不仅涵盖了工业制成品，还包括零部件;不仅影响了制造业，而且还影响了能源和各种服务行业[35];当今，全球经济的组织正在进入一个新阶段，被部分学者称为“主要拐点”[36]，这可能对国家、企业和工人之间的经济和社会结构产生重大影响。

全球生产分工经历了两次重要的“分拆”（Unbunding）。第一次“分拆”是蒸汽革命使规模经济获利成为可能。运输成本降低，铁路和轮船使生产和消费在空间上分离成为可能，生产成本的降低支持了大规模生产，这种生产分离仅是相邻地域的分离，地理邻近可以降低生产协调的成本。第二次“分拆”是信息和通信技术（ICT）革命使全球生产因各地工资差异而盈利，使以前非常接近的生产阶段在地理位置上进一步分散，以降低生产成本，生产可以是区域性的也可以是全球性的，全球价值链的地理区位随生产的收益改变[37]。

全球价值链在2008—2009年经历重大挫折，随后在2010年和2011年快速反弹之后的缓慢经济复苏期间，全球生产模式发生较大变化。在全球层面，全球价值链活动的增加值份额下降，而纯国内和传统贸易活动的增加值份额却增加了[38]，这意味着全球价值链活动有逆转的趋势。然而，2017年复杂全球价值链活动的增长快于GDP的增长，全球价值链仍然是经济增长的有效手段。全球生产分工更多地以区域生产分工为主，但是存在动态调整。中国在金融危机之后，加大了与亚洲经济体之间的生产联系，从而“亚洲工厂”的区域内全球价值链贸易有所增长，而“欧洲工厂”和“北美工厂”的区域内全球价值链份额有所下降。中国在东亚取代日本成长为传统贸易和简单GVC网络中的重要枢纽，而美国和德国依然是复杂全球价值链网络的最重要枢纽[39]。

过去30年全球价值链的大发展，除了通信和信息技术跨越式的发展原因以外，还包括贸易壁垒广泛下降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右倾等两个原因。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贸总协定开始复兴，并且21世纪初随着欧盟的扩张，北美、南方共同市场（Mercosur）、ASEAN在GATT的框架下签订了更小的优惠贸易协定，同时中国在这一时刻加入WTO，这些都为贸易壁垒下降奠定了条件。全球制造业产品贸易的加权平均关税从1996年的5.14%下降到2010年的3.03%。世界范围内政治的发展使得参与全球化过程中的人口数量有了显著的增长。这些改变很大程度上来自东欧共产主义国家的巨变和苏联解体，全球意识形态发生大面积的右倾（偏资本主义）[40]。

（二）服务业在全球生产分工格局中所扮演的角色

制造业是价值链细分和相关趋势（如外包和离岸外包）最典型行业[41]，而服务业直接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比重较低。服务业因其多作为中间品投入的属性，也跟随制造产品的全球生产深度地参与了全球价值链。第一，服务业在全球价值链中，不应只关注涉及直接跨国的贸易部分，还应该关注服务业作为跨国生产中间产品投入的部分。第二，服务业是下游商品的重要投入。诸如运输、通信和计算（或信息和通信技术服务）之类服务的发展，这使得在全球范围内分散和协调生产成为可能，全球价值链得以出现和发展。当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包含金融、通信、运输、专业服务和其他商业服务时，企业能够提高其全要素生产率。第三，抑制或鼓励与服务有关的全球价值链政策性质上，服务业至少在数量上与商品不同。第四，服务业市场出现了相当大的单边自由化，这促进了服务投入和产出的全球价值链出现[38]。

服务难以测度，在全球价值链中服务与商品是互补关系，从而服务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角色非常重要[42]。第一，服务可以被视为全球价值链中的要素，与通常针对商品进行分析的典型跨境或独立交易不同。服务业对独立的制造业阶段有联结作用。生产的国际分散化部分是由于运输、物流，以及信息和通信技术服务的变化与进步。第二，服务不仅是价值链不同阶段之间的纽带（支持作用），而且通常是制造商品和服务的生产过程中的重要投入。第三，服务业在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中另外一种存在方式是，服务作为投入被制造企业内化。服务投入作为企业内部职能，超越了基于市场的公平交易。服务是全球价值链中的内部投入，企业通常在内部开发自己的支持服务，例如研发活动或信息技术能力[38]。随着服务投入进一步嵌入制造业的生产过程中，制造业投入服务化成为未来发展的趋势。生产性服务业在使企业更有效率地生产产品的过程中，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能够显著推动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地位升级[43]。服务业与制造业逐渐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深度融合格局。

（三）后疫情时期的全球价值链重构

全球价值链得以迅速发展的技术进步、贸易自由化等方面因素都有比较明显的变化，加之新冠疫情危机和中美贸易战也带来了全球生产空间上的阻隔，全球价值链重构由主动需求和被动应对共同驱动。

对全球价值链重构的理解在当前并未统一，在不同的视角下有不同理解。就全球价值链重构的实質内容而言，是生产组织垂直重构和水平重构[44]，原来形成全球价值链的比较优势逐渐发生变化。全球价值链重构是在全球范围内产品生产的不同环节之间、企业之间、产业之间的产品价值形成过程中的影响力和价值分配结构的调整和重新组合，具体可以表现为产品生产的不同环节出现收缩或异地迁移[45]。全球价值链重构主要从三个方面开展：第一，禀赋变动导致碎片化国际生产下的垂直分工演变;第二，技术变革，从形式到内容重整全球价值链;第三，制度重构，多边贸易体制下的国际经贸规则重塑[46]。在全球价值链中低端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转型经济体，基于创新驱动，立足全球资源配置，打破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分工，经济体的企业转型升级，努力跻身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促使全球竞争格局发生结构变化[47-48]。

1. 全球价值链的技术发展趋势：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

以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3D打印、信息和通信技术、生物技术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兴起正在企业内部和企业之间创建全新的生产模式，在整个生产过程中生产者与客户之间越来越多地采用数字技术，小规模定制生产的产品个性化，部件的再制造和再利用来增强生产过程和消费的环境可持续性，这些变化被称之为“工业4.0”[49]。技术革命可能从两个方面影响全球价值链：第一，技术进步带来的生产率提高能够抵消海外生产的低要素成本的优势，使发达国家从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套利的吸引力降低;第二，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应用能够提高产品生产灵活性，产品能够根据客户要求进行及时定制，生产向市场靠近。当成本优势、市场和知识寻求、交易成本和维持控制权之间的权衡对公司不再有利时，就会发生“回包”[50]。技术革命带来的生产率提高是发达国家将原来进行外包产业迁移回国内的主要驱动力。德国为提高产品质量，希望利用“工业4.0”技术应用将产品生产环节迁回国内。美国“再工业化”政策下，广泛采用机器人和自动化技术将以前由外国低技能劳动力从事的离岸外包环节迁回国内。

2. 全球价值链的地理格局发展趋势：区域化和本土化

中美贸易摩擦和新冠疫情对于全球产业链重构无疑会产生重要的影响，生产网络体系受到冲击。从全球产业链演变的历史逻辑可以展望未来它有两个方向的转变：一是在纵向垂直分工上趋于缩短，使产品生产缩回到单个跨国企业内部进行，企业内部可能包含了不同的工序和环节;二是在横向水平分工上趋于区域化集聚，会使不同企业的生产从分散在全球各地回缩到一个区域内集中生产，形成产业空间集聚化的趋势。大量研究也表明，全球价值链主要以美国、德国、日本和中国为核心，边缘国家主动嵌入这些核心价值链之中，并逐渐形成了北美、欧洲和亚洲的区域价值链。短期内企业自主经营决定而形成的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体系，难以发生逆转性的变化，但是受贸易摩擦和疫情的催化影响，会加剧国家间的结构性变化，各国开始更多强调自主可控，选择转向“内循环经济模式”，涉及民生及国家命脉的战略产业重要性提升，减少对它国的依赖，加快本国制造业的回流。在中长期内，全球产业链面临重构的巨大风险，产业链迁移和重构可能将提速，并且全球产业链布局逻辑也将发生改变。未来部分产业整合趋势加剧，将考虑产业纵向整合以缩短供应链条，产业链全球布局可能会下降，本土化与区域化价值链加速形成。

以中美贸易摩擦为代表的逆全球化事件，使贸易自由化面临不确定性。中美互相提高产品关税，将通过关税累积和间接关税增加中美向第三国出口的关税[4]，产生连锁反应，中美之间的贸易往来会由其他国家代替，造成全球价值链重构[51]。中美贸易摩擦中以关税为代表的价格效应将重塑全球生产的地理格局，推动产业向东南亚转移，其丰富的劳动力有望成为重要的制造加工中心。

2020年的全球新冠疫情危机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之为“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全球紧急事件”，产品和要素流通受阻，需求疲软，贸易“崩溃”，企业在后疫情时代在一定程度上会将生产迁移回国内（reshoring），并且對以前由独立供应商承担的生产任务内部化[52]。疫情带来的产品和投入要素的流通问题使产业向国内和疫情得以率先控制的区域转移。如，东北亚区域疫情率先控制，区域内基础要素禀赋丰富、技术能力强、制造能力和市场规模大优势，有助于东亚生产网络在全球三大生产网络中率先复苏，并进一步加强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区域化特征，同时深化区域内的价值链分工合作。

3. 全球价值链的融合发展趋势：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

制造业未来的发展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导向，实现新兴服务业与传统制造业融合发展。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对于服务业来说，一方面是其向现代服务业转变的自身要求;另一方面数据服务、通信服务、软件服务等嵌入制造业中，也是制造业实现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关键。在制造业中捆绑产品和服务的商业策略被称为制造业服务化[53]。数字化、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应用将带来生产模式的改变，可以从生产投入端和产出端推进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融合。发挥数字化、智能化和网络化的生产性服务效能，实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产品服务创新，将服务贯穿产品生命周期，用产品服务替代产品拥有。服务业在支撑和协调价值链活动和增加制造业附加值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和制造业一起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双轮驱动”[1]，服务化是制造业发展的重要趋势。

四 政策启示

中国服务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现状是：参与程度高，但处于全球价值链相对下游位置;涉及国内生产部分的位置相比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更加上游，从侧面反映中国国内生产网络的复杂性。服务业在全球价值链中扮演要素投入和协调各生产环节的关键角色，技术进步、疫情、贸易摩擦等推动全球价值链重构，且随着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的发展，在全球价值链重构中实现更高层次的制造业服务化将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启示：

其一，促进服务业与其他产业融合，提高服务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强化工业基础和技术创新能力，促进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实际上，随着机械化、自动化等技术的发展，制造业企业内部中大部分工作并不直接参加制造生产活动，而是为制造过程提供管理组织、商业和金融业务、销售相关、法律及会计、计算机相关服务、研发设计和工程技术等服务，制造业服务化趋势日益明显。促进中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更应重视服务业和制造业融合发展。中国的全球价值链升级是全球价值链重构的一个重要方面，进一步开放并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为制造业嵌入更多的“高级要素”主动开放，做好发达国家知识和技术密集型服务业的直接投资，促进逆向技术溢出;扩大服务中间品投入进口;持续压缩生产性服务业领域的负面清单，推动服务业持续开放。2020年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进一步被压缩，在金融领域、基础设施领域、交通运输领域等重点领域加快了开放进程。

其二，促进服务创新，发展服务新模式。数字经济、互联网、人工智能、5G等新技术的发展，在改变生产模式的同时，也改变了服务业的发展模式。第一，加强新基础设施建设，引导服务创新发展模式。第二，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为产业发展营造公平营商环境。第三，打造制造企业基于数字化等新技术的价值创新，实现产品服务创新、业务模式创新。推动商业模式创新，引导企业科学细分需求市场，积极开拓个性化的专业服务产品。第四，鼓励服务理念创新，发展供应链管理、企业流程再造和精益服务。以培育网络化、智能化、协同化的服务新业态为抓手，鼓励传统服务领域通过产业链整合、供应链集成、价值链提升及生态链维护。

其三，加快传统服务业的转型升级，提升服务业能级。推进服务业转型升级，不是要抛弃传统服务业，而是要加强传统服务业的提升改造，提升传统服务业的效率和能级;有条件对内对外放开服务业准入标准和管制，积极推进金融、电信等服务领域市场化改革，以开放倒逼传统服务业升级;适应产业升级的新要求和居民消费升级的新需求，推进生活性服务业品质化、标准化和规范化发展，提升服务质量水平;打造家庭服务业公共平台，健全服务网络，推进规模化和网络化发展;积极推动大数据分析、机器学习、物联网等人工智能技术与服务业的渗透和融合，大幅提高数字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在金融、医疗、教育等数据密集型行业中的应用，推动辅助预测、个性化订制服务等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服务业智能化模式发展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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