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历史若干问题分析与教学建议

晁福林 李凯

摘 要 统编教科书《中外历史纲要》中第一单元为“从中华文明的起源到秦汉大一统封建国家的建立与巩固”。其时间跨度长，信息量大。教学中需要抓住大问题，而族的长期存在，是中国早期文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特色。中华文明、早期国家、土地制度、多元一体格局、王官之学、王权和礼等一系列问题都和族关系密切。历史教学可从宏观处着眼，凸显先秦制度文化在中华文明演进过程中的源头地位，发挥好历史碎片的大作用，这样能较好地呈现中国历史发展的独特路径。

关键词 早期国家，土地制度，多元一体，百家争鸣，礼

中图分类号 K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21）01-0003-07

统编教科书《中外历史纲要》中第一单元为“从中华文明的起源到秦汉大一统封建国家的建立与巩固”，把漫长的先秦历史呈现给学生。跨度之长，信息量之大，让人目不暇接，历史老师驾驭起来比较吃力。白寿彝先生指出：“历史主要是写政治，政治是历史的脊梁，经济虽是基础，但要受政治的制约。”①白先生的意见是中肯的，抓住政治史，对于把握时代特征来说至关紧要。这不仅是学术研究的基础，也是历史教学过程中抓大放小的重要原则。中国早期文明发展有着非常鲜明的中国特色，其中最为明显的一点就是族的长期存在。抓住中国早期文明发展的这一关键特征，就能够把中国上古史中貌似碎裂的信息串联起来，使学生形成有一定条理的知识结构。本文试图解析先秦政治史的若干重要问题，希冀能够纲举目张，为老师们教学实践解决一些问题。

一、关于早期国家

恩格斯充分利用了摩尔根《古代社会》的研究成果，撰写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描述了希腊人、罗马人和德意志人彻底打碎氏族制度，在它的“废墟”上建立国家的过程。恩格斯如此形容：“氏族制度已经过时了。它被分工及其后果即社会之分裂为阶级所炸毁。它被国家代替了。”②

恩格斯的结论无疑是正确的，尤其是他发展了摩尔根的文明理论，着重强调了国家的建立对文明演进的作用。但也需要看到，恩格斯自己曾经强调这个结论只是根据希腊人、罗马人和德意志人这三大实例进行的探讨。就东方世界尤其是中国看，早期文明的发展情况与这三大实例并不相同。进入文明的门槛氏族就消亡，这样的路径恐怕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规律，至少恩格斯并没有这样绝对的表述。中国古代由野蛮时代向文明时代迈进的时候，氏族组织长期存在，它并没有“为阶级所炸毁”，也没有“被国家所代替”，而是与阶级、国家长期并存。司马迁说：“禹为姒姓，其后分封，用国为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寻氏、彤城氏、褒氏、费氏、杞氏、缯氏、辛氏、冥氏、斟（氏）、戈氏。”①这说明在进入文明时代很久之后，氏族组织还产生着巨大影响。中国古史上氏族特色在于其存在的长期性、普遍性和对于新社会形势的适应性。王国维指出，“周人以尊尊、亲亲二义，上治祖祢，下治子孙，旁治昆弟，而以贤贤之义治官”。②这就能说明，血缘因素在进入国家后，能够与国家政权结合，在相当的历史环境中成为文明发展的依赖力量，绝非格格不入。所以我们在给国家下定义时，不应硬套西方理论，应充分考虑中国的特殊性。于是不少专家将中国古代已具备国家公共权力，但社会组织仍滞留在以血缘纽带为基础的国家形式概括为“早期国家”，以区别于地区组织和公共权力两者都具备的“成熟国家”。中国上古史中，很长历史时期应纳入早期国家的范畴。这是一种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观点，比生搬硬套西方国家理论更实事求是。统编教科书用“中华文明的起源与早期国家”来命名第1课，就充分考虑到了中国文明起源的特殊性，是非常正确的。文明的发展路径复杂，如果缺失了中国特色，不用说了解古代，就是认识当代也有巨大障碍。

说到底，文明的发展路径是文化基因的问题：上古时代“族”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它的影响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进而形成了特定的文化传统。自三代至今，中国文化传统就和西方不同：西方氏族影响淡薄，重视个人主义;中国亲亲而尊尊，遵循集体主义，重视权威。很长时间里，东方国家跟着中国跑。从甲骨金文以来，中国文字就是方块字，并非拼音化，背后有着独特的逻辑思维与集体主义文化背景。这种思维和价值观至今在中国都存在极大的合理性。

二、关于土地制度

中国古代土地制度是学术界“五朵金花”之一，引起了广泛的讨论。井田制有没有，即便有，在商周社会是否是普遍现象，学者们讨论几十年，至今莫衷一是。孟子“方里而井”“井九百亩”的叙述人们耳熟能详，问题在于，孟子这段绝对性很强的话可不可信？古史辨派学者一度对孟子的描述非常怀疑，甚至认为他是造伪的高手，毕竟他对滕文公讲井田，滕文公已经对此知之甚少。然而今天我们也要看到一点，即便孟子所言不实，但如果拿毫无历史根据的论据来说明道理，也不能令人信服。孟子所说把土田划成整齐划一的豆腐块，若说不顾地形放之四海皆准，自然不太可能，可如果是平原而非山地，井田也不是完全实现不了。金文中就有“封”字，指的是边界，著名的散氏盘铭文（《殷周金文集成》10176）③就提到划定贵族土田的“封”，贵族要弄清土田东西南北“四至”在哪里。四川青川的战国时代木牍，系秦武王时期国家的行政命令，其中就有严格管控土地边界的内容。孟子对井田制度言之凿凿，所谓“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④则井田制恐怕也不是周人的首创。⑤在物质资料稀缺，人口密度不大，商品经济尚不发达的早期文明中，土地尚不是紧缺的资源，其重要性远远小于人本身。所以人们很大程度上把土地当作生存的工具，并不太在意所有制的形式。周王朝名义上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实际上已经把土地分给各层诸侯，但与其说井田制是贵族个人所有，还不如说是贵族宗族所有。《诗经·豳风·七月》是著名的农事诗，大体可以说是大宗族中附庸家庭一年到头的生活状态。把历史现象放置在宗族社会的大背景下，问题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澄清：井田制虽然至今不敢确定为周代普遍现象，但在国家推行授田制、形成编户齐民之前，应当从情理上存在宗族掌控土地的制度：当时不存在土地紧缺的问题，劳动力比土地更重要;《诗经》等文献提到土地中有公田，有私田，一定程度上應该是可信的;在公田上劳作，是在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前提下采取的劳役地租。这是宗族社会赖以生存的经济支撑。

战国时期各诸侯国推行授田制度，是对宗族土地所有制的扬弃。政府将国有土地直接授予农民耕种，以户口登记为前提，计户授田，每户百亩，农民按受田数量向基层官府纳赋税并服徭役。授田制度下，农民所受田地要纳入国家的管理，田地受国家保护。就其实质而言，它和后代的均田制并无不同，同样发挥了国家对土地的管控治理作用，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好办法。我们也能推论，在战国变法运动中，国家刚一推行授田之时，即便存在土地私有制与土地买卖，也不大可能有多大规模，至今我们没见到战国时期土地买卖的契约。一是各个诸侯国把土地当作招徕人口的工具以及赋税徭役的依托，土地的收成和将士性命、国家存亡相联系;二是授田制大规模推行之前，人口生存在宗族之中，游离于宗族之外而存在的个体是极少的。“富者连田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现象，只有在土地私有制充分发展的汉代大一统局面下，才能成为重大社会问题。

三、关于文明的标尺

中华文明的产生和族有着密切的关系。相当一个时期，文明和文化的异同是学者们探讨的热门话题。近20年来，这一话题虽稍稍冷却，但是仍旧争讼不断。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人们对文明与文化的界定并不相同。19世纪，美国学者摩尔根全面阐述了古代社会由野蛮向文明的迈进情况，从其名著《古代社会》（又命名为 《人类从蒙昧时代经过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的发展过程的研究》）中就能看出摩尔根试图描述文明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历程，多次强调文明社会“始于标音字母的发明和文字的使用”。①恩格斯充分利用了摩尔根的研究成果，撰写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基于希腊、罗马、日耳曼论析了氏族制度的解体是社会由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代的必由之路，并提出“国家是文明的概括”这一著名论断。这一观点着重强调了国家在文明演进中的重大意义，并提示我们，地缘纽带和公共权力是文明的重要内容。如今，文字、国家、金属工具和城市等因素都被学者囊括到文明的标尺中，这些探索是积极有益的，充分体现了文明起源的复杂性。这似乎还能表明，文明概念是一个综合体，不仅有丰富的内容，也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如果说文字是文明标志性的符号，那么国家就是其骨干性特征。我们之所以认为一批部落没有进入文明阶段，是因为它们不具备文字，也没有明确的国家建构。需要注意到，这些标尺的参照物是现代社会，古代文明中文明因素的多少一定程度上也是今天人们思想投射到古代的结果。如果按照氏族解体是野蛮到文明发展必由之路的思路，那么中国商周很长一个时期氏族就没有解体，虽然文字已经出现，但称不上文明社会。这样的推论就和事实渐行渐远了。所以中国早期文明起源的话题，如果只站在现代文明的角度，不考虑古代中国的实际，许多问题是难以澄清的。

四、关于多元一体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专家指出，多元一体是中华文明起源的基本特征。在中华早期文明发展过程中，各主要文化区百花齐放、多元并进，所谓“满天星斗”是不争的事实。新石器时代中期以来，各地区之间交流越发频繁，各文明间从具象的农业生产技术、玉器、陶器到抽象的礼仪制度、宗教观念都进行着深刻的交流;距今四五千年以来，中原地区融合了周边文明的长处，异军突起;距今3800年前后，中华早期文明形成了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多元一体化格局。这样的说法就考古资料看自然是正确的。然而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应不是在文明的门槛就呱呱坠地，若这样理解，就把文明的发展明显简单化了。多元一体应是一个长时段的发展过程，不同时间段应该有不同的“体”，“体”是不断发明的产物，各时期人们对“体”的认识也存在差别;其中族的因素在这一历程中仍旧发挥了相当的作用。如果是形成考古学上的大文化圈、发生中原区与周边地区的文化联系，自新石器时代中期以来就已出现。史载黄帝曾巡狩天下，司马迁说他“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①这种行为很明显是华夏部落联盟首领宣示权威，带有军事性，也未尝不是“体”。进入夏商王朝以后，周边区域不仅和中原王朝发生文化联系，还融入夏商时期中原王朝主导的方国联盟之中，也同样属于“体”。周代把宗法原则融入分封制度，将制度性的“礼”辐射到周人力量所及的范围，“由是天子之尊，非复诸侯之长而为诸侯之君”，②周王朝并不像商王朝那样极力将方国部落容纳在自己王朝的旗帜之下，而是把周人的力量尽可能分布到广阔的区域中。如果说夏商王朝的方国部落联盟是一堆没有太多联系的马铃薯，那么周人的宗法分封制是一个装满马铃薯的大口袋，使松散的马铃薯有了较多的接触和联系，这样多元一体的“体”迈出了从方国联盟到郡县制度发展的关键一步。到秦汉王朝大一统时代，中央集权、编户齐民、罢黜百家等措施得以全面贯彻，多元一体之“体”深入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血缘因素基本从国家政权层面走出，大口袋中的马铃薯已经成为交融在一起的土豆泥。此时距新石器时代的裴李岗、仰韶文化已过去数千年之久。那种“雄鸡一叫天下白”式的描述，是不大符合历史实际的。

基于此，整个先秦历史单元的主线就是多元一体。一是旧石器时代是多元。二是新石器时代以后是多元一体，新石器时代以后分为两阶段：（一）新石器时代中期以后到夏王朝之间是考古学文化圈意义上的多元。（二）夏商周时代是王朝意义上的多元。夏商周时代又可分为夏商时代的内外服方国联盟一体时期，以及西周时期的宗法分封一体时期。多元一体每个时间段都有各自的特征，也有一以贯之的内涵。

五、关于百家争鸣

百家争鸣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思想解放运动，道儒墨法诸家思想大放异彩。众所周知，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哲敢讲话，他们冲破了王官之学的藩篱，从变革传统的宗法观念入手提出新的理论和认识，其思想至今闪烁着光辉。然而我们也应该认识到，诸子思想和王官之学有着密切的关联。《汉书·艺文志》推测诸子思想出于王官之学，把诸子学说和各个王官一一對应固然不可取，但说王官之学是诸子之学的重要来源，应没有太大问题，毕竟诸子之学不可能凭空产生。

以儒家为典型，我们可以从三个维度联系王官之学与诸子之学之间的逻辑：一是作为宗族学术载体的王官之学中蕴含了儒家的因素，比如他们都以统治者的治国方略为主要的学术研究内容，西周宗族社会就孕育了儒家后来所出现的仁、礼、义等思想观念的萌芽。孔子是把这些内容融为一炉，针对时代需求进行纲领化、理论化、条理化，其主旋律是宗族社会中形成的统一性的集体主义价值观。二是王官之学到儒家思想的传承比较明确，是“接着讲”而不是西方人的“我讲”。比如孔子接着文王、武王、周公讲，孟子、荀子接着孔子讲，《诗》《书》为代表的先王之典是表达思想的载体。三是就服务宗旨而言，王官之学和儒家思想都服务于统治者。王官之学为周代贵族提供治国经验，儒家之士要蒙耻辱以干世主，以仕途为进身出路，两者无本质差别。诸子思想虽有应时而生、救时之弊的因素，但也有脱胎于王官的一面，不能不带有王官之学的烙印。

这样就解释了一个现象，为什么光辉灿烂的诸子百家会以秦汉大一统王朝的文化政策，尤其是秦的焚书坑儒为终结。从深层次因素看，在诸子敢说话的背后，包含了统一的意蕴，或者说“多”里蕴含着“一”;罢黜百家以后儒家思想杂糅霸王道，兼赅道法阴阳，“一”中又有“多”的因素。明乎此，则可理解清儒章学诚为什么说秦人“以吏为师”合乎三代旧典了：本來王官之学和秦人的文化政策在本质上并非二物。①汉人调整了秦人偏离的文化政策，通过“罢黜百家，推明孔氏”的策略巧妙地实现了思想上的“定于一”。②那么商周时期建立在宗法血缘基础上的王官之学及其集体主义精神，经历了漫长时间的演化与嬗变，在历史上发挥了何其重大的作用，可想而知。

六、关于君主权力

先秦时期罕见为所欲为、权力毫无制约的专制君权，中国早期文明往往呈现出王与诸侯联合、与臣下联合的执政状况。尤其是西周春秋时期，当周王征讨不法诸侯与扰乱疆土的蛮夷戎狄之时，周王固然也派出军队，但配合周王作战的诸侯国军事力量是战争非常重要的支撑;周王或者王室重臣也可以指派诸侯国作战。西周早期的臣谏簋（《殷周金文集成》4237）③记载了邢国军队与“戎”在邢国边境的战役，最终邢国军队克敌制胜;器主人臣谏作为邢国的官员，作战中听命于周王的指挥。西周晚期师 簋（《殷周金文集成》4313）④铭文里周王派师 率领齐师和其他武装平息东国淮夷的叛乱。西周晚期的晋侯苏编钟铭文中，周王命令晋侯苏协同自己亲征，参加对东方“夙夷”的作战。⑤《左传》桓公五年中，周桓王一怒之下率陈、蔡、卫等诸侯国军队讨郑庄公，两军战于 葛，郑国对王和诸侯联军左右翼发动强大攻势，周王的军队大败。这些战役说明诸侯国附近的一些地方性战役，可能也是周王室军队与地方军队联合行动的结果。专家指出，周王室（或其委派要员）与参加战役的诸侯之间，存在着支配从属的上下级关系。地方势力不仅听从周王室的将领指挥，而且有的诸侯远离其本国参加军事活动，显然不是为了其直接利益，而是为了履行他们对西周国家的义务。⑥这个意见是中肯的。

周王之所以如此依赖诸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周代还是宗族社会，国家建制和秦汉以后还有一定的距离。说到底，是钱的问题，周王没有通过编户齐民直接控制税收的体制，也不大可能有后世的俸禄制度。⑦而宗族势力都有自己的“协民姓”之官，掌握着土地和族众。虽然周王有王田和人口，并且具备较为强悍的六师、八师，但没有诸侯的辅助毕竟势单力孤。土地人口一旦给出去，就很难收回，孟子所谓“一不朝，则贬其爵;再不朝，则削其地;三不朝，则六师移之”①很大程度上是说说而已。尤其是周王以分封疆土换取的政治秩序，以封国膨胀掏空王朝根基为代价，周王较之于诸侯成为破落户之时，就不得不乞怜于未必买账的诸侯。这些始料不及的现象说明，周王不是不想集中权力，而是条件不允许。中央集权的实现是以经济作后盾：君主把钱给诸侯，不听话就不给;把土地人口给诸侯，不听话周王也没办法。此时宗族力量的存在使周王尚不具备秦汉帝王的底气。中国早期文明中王者既然受制于族，难以提供专制君主挥霍的物质基础，就不得不退而求其次。

七、关于礼

早期文明中礼法不分。周公制礼作乐，周人的制度文化洋洋大观。它是一切社会规范的总和，脱胎于氏族社会。钱穆先生谓：“孔子生当东周之衰，贵族阶级尤未尽坏，其时所谓学者则惟礼耳。礼者，要言之，则当是贵族阶级一切生活之方式也。”②钱穆先生的话是不错的，但这恐怕不只是周代的现象。在中国早期国家形态中，“礼”是十分重要的内容。山东龙山文化发现的大型蛋壳陶杯，一般壁厚不到5毫米，重不到50克，器型上大下小，重心不稳，这种制作精美的黑陶杯，专家认为并非当时的实用器，而是礼器。再如良渚文化的精美玉器，应当也是礼器。礼器出现表明当时的社会上礼已经为人所重视而普遍实行。礼已经包含了许多方面的社会政治内容。《礼记·礼器》篇载：“昔先王尚有德，尊有道，任有能，举贤而置之，聚众而誓之”，③先王能够联合各方面的人开展各种礼仪活动，才使天下大治。礼乐的系统化是文明时代人际关系的润滑剂，孔子说夏商周都有礼，三代之间的礼还进行着因循损益;礼在三代应该存在一贯性。在成文法出现以前，礼约束着贵族，渗透到贵族生活方方面面，而刑罚不成气候，只不过是配角而已。贵族做得好，是“型”，金文中有“帅型”一语，谓以之为模范，在周人眼中周文王、周公都是值得效法的“型”。贵族做得不好，也是“型”，是反面教材。即便当时思想观念中有法的位置，可是礼是高标准，法是低标准，这意味着礼的约束力要远大于法。“刑不上大夫”不是说大夫可以法外开恩，而是说大夫受着礼的制约，可能法不至死但礼至死，大夫受辱的惩罚更严重，甚至与其受辱不如自我了断。叔向和孔子之所以批评铸刑书、铸刑鼎，因“贵贱无序”“弃礼而征于书”，贵族丧失了高标准的礼，就会堕落。古人说“礼节民心”，④这对上古时期的社会秩序来说非常必要。

八、教学建议

老师应该把握好先秦历史的阶段性。先秦时期大体可以分成三个阶段：一是夏王朝以前，中华大地上不同区域经历漫长时间的发展，一些部族孕育了文明的因素，或潜在，或明显;而中原地区表现出相当的优势。二是夏商西周时期，中国出现了王朝，作为文明时代骨干特征的国家在日常生活中已经发挥巨大作用，但社会演进的速度则较为平缓，族在国家政权中的色彩还非常浓厚，尤其是宗法分封制下周人的宗族对早期文明意义重大。三是春秋战国时期，经济领域的变革诱发了摧枯拉朽式的社会巨变，血缘的因素从国家政权中逐渐走出，集权制度随着局部统一而异军突起，最终迎来大一统的秦汉时代。如果做比喻，说秦汉以后的中华文明是金属铸造的历史丰碑，那么激烈动荡的春秋战国时代就是铜液铁水翻滚沸腾之时，而夏商西周便是为这一历史的浩大工程做出完善的准备，从而使历史的熔炉不断升温的时期。如果说春秋战国时期是“飞流直下三千尺”，夏商西周时期就犹如平缓流淌的大河。没有后者，前者也没办法沸腾或者“飞流直下”。

历史教学中叙述早期文明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太久远，也非常艰深。我们可以把握住几个维度化解难题：一是既然教科书是“纲要”，就应该从宏观处着眼，抓住先秦历史发展的特征，淡化枝杈。中国早期文明中族的因素非常关键，社会的方方面面都与之相关，就不可忽视;我们完全可以拿它当作叙述早期文明的大背景（虽然不是每个历史现象都与大背景直接联系，但人毕竟活在历史背景中）。二是重视中国历史演进之中的独特之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唯物主义的法宝，也是历史学科活的灵魂。中国自古以来制度文化就与西方有别，重视传统与权威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可以追溯到三千年前乃至更早，它对中国早期文明的形成产生了积极的作用，我们应在叙述过程中充分肯定其合理性。三是先秦制度文化是后代历史发展的源头，我们应把握好历史的连续性。王国维先生的名作《殷周制度论》就把中国社会文化的最剧烈变革定在殷周之间，宗法分封制凸显了周王“诸侯之君”的至尊地位，周公旦以来的礼乐文明成为后世制度的蓝本。和西方言必称希腊一样，中国古人言必称三代，三代制度是后世士大夫的精神家园。四是发挥好历史碎片的大作用，以小见大。古代大量历史信息不是以完整的故事出现，而是只言片语乃至残篇断简的样式出现。龙山文化的蛋壳陶、良渚文化的玉琮、三星堆的面具都是无字天书，后母戊鼎的铭文只有“后母戊”，大盂鼎中和分封直接相关的也不过是“先王授民授疆土”几个字。我们不能小瞧碎片，通过充分地解读，可以了解当时的社会背景、历史现象与价值观念，这成为历史叙述与教育功能的重要载体。尤其是具象的、有过程性的信息，能够很好地附着思维与价值观，如尧舜禅让、汤武革命、周公吐哺等典故，渗透善恶是非，是教化人心的好途径，孔子所谓“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①五是呈现历史变迁之感，所谓“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孔子能看出夏商周之间的因循损益，揭示周代“郁郁乎文哉”②的历史特点，就是变迁之感。夏商西周是渐变，春秋战国是剧变，呈现出中国早期文明的发展历程，这样在变迁中许多问题就可以澄清。

【作者简介】晁福林，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先秦史研究。

李凯，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先秦史、历史教学法研究。

【责任编辑：王湉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