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推进创新重要论述 与新时代教育智库转型发展

付睿 周洪宇

摘   要：教育智库建设是推进国家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环节。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系列推动理论、实践、制度和文化层面创新的重要论述，对新时代中国教育智库建设及转型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指导价值。教育智库建设应大力推进理论、实践、制度和文化四个层面的创新，构建适应国家和社会发展需求的治理结构与功能，推动国家教育治理现代化进程。我国教育智库可以通过理论创新建立中国新型教育智库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通过实践创新形成中国教育智库的本土工作思路与方法，通过制度创新建立健全灵活高效的教育智库体制机制，通过文化创新凝练独特的教育智库文化价值观。教育智库借助创新驱动自身的转型发展，为化解错综复杂的国内教育与社会问题、增强国家教育竞争力、提升中国在后疫情时代的全球教育治理能力及教育国际影响力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撑。

关键词：习近平 推进创新重要论述 教育智库 话语体系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重要讲话对理论、实践、制度和文化四个维度的创新进行了全方位论述，不仅对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具有重要指导作用，也对推动教育发展具有重要價值。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提出我国到2035年“总体实现教育现代化，迈入教育强国行列”[1]。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参与全球教育治理成为由教育大国走向教育强国的必然选择的背景下[2]，教育智库作为完善我国教育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提升教育治理能力的关键主体，其建设离不开高质量的创新。我国面临国内经济社会深刻转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及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的特殊历史时期，结合教育智库自身的特点，从形成、内涵、价值、意义、实施路径等层面深入探讨“习近平推进创新重要论述”，对推进中国教育智库的转型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指导价值。

一、“习近平推进创新重要论述”的形成、内涵及各要素的关系

（一）“习近平推进创新重要论述”的形成及内涵

创新是国家持续发展的生命之源、动力之源，是保持国家竞争力的关键。检索“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数据库”显示，在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的一系列重要讲话中，“创新”一词出现809次，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党建、国防、外交等领域，聚焦理论、实践、制度、文化、科技等维度。其中，“理论创新”出现79次，“实践创新”出现59次，“制度创新”出现78次，“文化创新”出现39次。习近平在不同场合讲话中提出的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及相互间的关系构成了“习近平推进创新重要论述”。在以数据化和人工智能为标志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来临之际，面对国内复杂而深刻的社会转型问题，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及全球突发疫情持续蔓延的背景下，创新在国家发展全局中的核心位置愈发凸显。“习近平推进创新重要论述”为化解国内矛盾和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提供了理论源泉。

理论来源于经验的实践，理论的目标是对经验现实做出解释[3]。“习近平推进创新重要论述”来源于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是中国人民创造性活动的实践结晶和理论升华。它既是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继续构建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基石。其实，早在2013年1月5日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的开班式上，习近平就指出，“敢于和善于分析回答现实生活中和群众思想上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不断深化改革开放，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有所前进，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4]。这里已经把“习近平推进创新重要论述”中的理论、实践、制度三个维度并列提出，凸显其在改革开放进程中的重要性。2016年7月1日，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要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勇于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5]。这里除了理论、实践、制度创新，还加上“其他各方面的创新”，创新内涵得到了拓展，体现了国家发展总目标的实现与创新之间的紧密关系。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世界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中国也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我们必须在理论上跟上时代，不断认识规律，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6]。十九大的表述已经把“习近平推进创新重要论述”的理论、实践、制度与文化四个维度并举，且置于世界和国内宏观场景中，标志着“习近平推进创新重要论述”理念的正式形成。习近平曾在2018年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指出，“勇敢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各方面创新，不断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鲜明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7]。他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构的角度提出了“习近平推进创新重要论述”的意义及其价值。2020年1月，习近平在《求是》杂志发表题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文章，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相统一的成果[8]。这里从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建设角度提出理论、实践、制度三个维度创新对国家发展的重大价值。近一段时间，习近平在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国际组织的领导人或元首会议上多次强调不同维度创新的价值和作用。“习近平推进创新重要论述”是其创新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创新观的关键核心，是“历史与现实的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形式与逻辑的统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关于创新的最新理论成果”[9]。“习近平推进创新重要论述”为中国未来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完善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达成“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构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动力来源。“习近平推进创新重要论述”是中国政治、经济、科技、社会、文化、环境、卫生、教育等各领域进行理论及实践探索的向导与行动指南。

（二）“习近平推进创新重要论述”各要素的关系

“习近平推进创新重要论述”各要素之间相互联系，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理论创新是一个系统工程，要应用形式逻辑工具，以相关学科知识为基础，在唯物辩证法的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与价值论的指导下对问题进行分析与论证，摆脱思维定式的束缚，突破旧的观念与框架，创造性地提出新观念、新思想、新策略等。实践创新是指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中创造出新的思路、目的、内容、方式、途径等。制度创新是指在人们现有的生产和生活条件下，通过创设新的、更能有效激励人们行为、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制度和规范体系来实现社会的持续发展和变革。所有创新活动都有赖于制度创新的积淀和持续激励，通过制度创新得以固化，并以制度化的方式持续发挥自身作用。文化创新是运用文化具有变迁性及可习得的特点，重新塑造群体成员的共性特征。“习近平推进创新重要论述”中，实践创新是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的基础和前提，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是实践创新的系统性生发，理论创新是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的进一步升华与凝练，由此带动实践、制度和文化的再次创新发展。制度创新让理论、实践、文化创新成果得以固化和执行，文化创新可以为理论、实践、制度创新提供共同的文化氛围。理论、实践、制度和文化创新的各要素之间交互催化、互相促进，成为推动国家改革与发展的内在动力。

二、“习近平推进创新重要论述”

对指导新时代教育智库建设转型的价值

（一）推进教育智库结构与功能的转型与发展

新时代的教育智库是针对中国教育领域重大战略问题、难点问题，为党和国家政府部门提供教育公共政策研究与决策咨询的专门机构。我国教育智库还存在结构不健全、功能不完善、教育政策产品供给能力不足的问题，阻碍了其作用的发挥。面对新时代的新需求，教育智库正在经历从过去单纯的教育学术研究机构或政府部门教育管理辅助机构向现代智库转型的过程。“习近平推进创新重要论述”基于对国情和世界形势的精确分析与深刻洞察，是建设创新驱动型国家的内在需求，有助于教育智库从理论、实践、制度和文化层面进行创新探索，推进教育智库结构、功能的转型与发展。

（二）助力教育智库实现理论突破

“习近平推进创新重要论述”重要论述具备坚实的哲学基础，既坚持了唯物史观和继承与创新相统一的辩证否定观，又遵循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和科学的系统论[10]。因而，它具备指导中国教育智库建设与转型的理论品质。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教育智库是国家教育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教育乃至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协同改革与发展的重要力量。教育智库要具备为党和政府决策提供创新性咨询与服务的关键能力，就首先需要自身建设的创新。优先发展教育，需要教育智库建设在理论、实践、制度、文化层面适度超前创新，才能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充分发挥其功能与作用。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视域下，“习近平推进创新重要论述”对教育智库建设实现理论突破与创新，进而顺利转型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和价值。

（三）推动教育智库进行开创性实践与探索

“习近平推进创新重要论述”遵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维逻辑，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实践基础，具备实践性、开放性和未来性特征，对教育智库建设具有实践层面的重要指导价值。在教育领域，教育决策的公开性、公正性和科学性要求建立健全教育决策咨询机制[11]。教育智库建设是完善教育决策咨询机制的重要环节。教育智库在实践中能否推动党和政府部门把国家重大教育战略问题、难点问题纳入政策议程并提出切实管用的政策建议，能否有效引导教育领域的社会舆论，是判断教育智库影响力的重要指标。这需要教育智库进行开创性实践，通过研究方法、研究技术、研究人员等的更新转型，产出兼具科学性和前瞻性、高质量、可操作的教育政策产品。教育智库的开创性实践包括理论、制度、机制、科技、文化等层面的创新实践。教育智库的开创性实践是确保教育智库产出前瞻性政策产品的关键，“习近平推进创新重要论述”是推动教育智库进行开创性实践的行动指南，是中国教育智库实现“四个自信”的基础和前提。教育智库建设应以理论创新为核心、制度创新为关键、实践创新为基础、文化创新为引领，通过四个层面的创新合力推动教育智库建设实现全面转型升级。

三、“习近平推进创新重要论述”引领下

教育智库实现转型的路径与措施

（一）加快教育智库理论创新，建立中国教育智库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

理论创新可以厘清实践中的疑惑，为改革发展提供清晰可遵循的思想来源。我国教育智库理论创新的目的是建立属于自己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其内容包括教育智库的性质、定义、结构、功能、作用建构等。十八大以来，智库建设得到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与此同时，智库建设的理论创新与突破显得十分紧迫。十九大报告强调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十四个坚持”基本方略之一就是“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首当其冲就是要构建中国智库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教育智库的建设意味着我国教育研究的路向开始摆脱以西方理论话语研究范式为重心的传统而走向注重于本土实踐性教育话语构建的研究范式”[12]。中国的教育智库扎根中国大地，服务中国人民，因而需要通过理论建构，寻找适合自身转型发展的理论与话语体系。理论建构起始于对经验现象的观察与概括，经验概括则是对现象反复出现的规律或特征的总结，或是对变量之间反复出现的某种相互关系的一种说明[13]。我们要实现理论创新，还需要认真观察现实中过去没有发生过并且没有被解释过的新现象，它们是还没有被已经存在的理论所涵盖、所解释过的关系[14]。中国的教育智库生长于中国特色的国情社情之中，属于新现象范畴，新现象需要新理论加以阐释。中国的教育智库建设需完成理论建构，实现理论创新。这要求中国的教育智库既要摆脱陈旧观念的束缚，又要跳出西方智库发展模式的桎梏，以中国哲学社会学科的深厚基础及优秀传统文化为依托，结合中国现阶段的国情、教育智库发展现状，通过对中国知名智库及教育领域智库的新现象、新关系进行观察与概括，总结其规律与特征，创造性地提出中国教育智库建设的相关理念、思想、方法、路径等。

中国教育智庫建设应遵循“全球视野，中国立场，专业能力，实践导向”的基本战略定位与价值追求。华中师范大学参与共建的智库——长江教育研究院——成立之初就提出了这一理念主张，2017年成立的国家教育治理研究院秉承了这一理念主张。中国教育智库要以“习近平推进创新重要论述”为指引，从全球经济政治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中把握自身战略定位，提出中国智库建设的理论体系。智库发展既有普遍的规律性，又有其特殊性。中国新型教育智库建设的终极目的是为国家社会主义事业培养人才、造就全面发展的人出谋划策，担负国家使命，体现国家利益，创造并形成具有中国气派的教育智库理论概念、关键词和话语体系。从智库的功能层面看，当前教育智库的主要功能是理论创新、资政建言、舆论引导、公共外交、人才育用，这些功能的充分发挥都需要相应的理论创新作为支撑，创造并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智库结构、功能理论，争取在全球智库界、教育界形成影响力。

在教育智库建设理论方面，应区分不同类型教育智库的建设理念与重点，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教育智库体系建设理论研究，尤其是加强高端教育智库与专业性教育智库的建设理论研究。2015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指出，要“形成定位明晰、特色鲜明、规模适度、布局合理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重点建设一批具有较大影响力和国际知名度的高端智库”。高端教育智库应聚焦于中国教育当下及未来改革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重大战略问题，如教育强国建设、教育治理现代化、教育人工智能、全球教育治理等，开展综合性、全局性、前瞻性、长期性、针对性、储备性政策研究。重点建设一批国家级教育智库、知名地方教育智库、知名高校教育智库、知名社会教育智库。专业性教育智库则侧重于对各级各类教育进行研究，为国家各级各类教育改革与发展提供高质量、专业化的教育决策研究与咨询。因此，在建设高端教育智库的同时，也应着力建设各种类型的专业性教育智库。此外，要加强地方教育智库和社会教育智库建设理论创新。《意见》指出“社会智库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组成部分”。地方教育智库与社会教育智库也是我国教育智库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扎根地方基层或民间，熟知社会及当地教育实情，在为社会及地方教育改革发展出谋划策方面具有其他类型智库无法替代的优势。因此，地方教育智库和社会教育智库建设理论创新也应纳入教育智库建设理论创新体系之中。不同层级、不同类型教育智库建设的理论创新，有助于教育智库建设理论水平的整体提升。

（二）促进教育智库实践创新，形成中国本土工作思路与方法

中国教育存在的问题主要源自中国的国情及教育实践，教育理论与政策改革要从中国实践中来，回到实践中去，而不是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的理论与经验。因此，教育智库呼唤实践创新，要担负国家使命，体现国家利益，总结中国教育智库的实践经验，形成中国本土特色的教育智库实践体系。2020年7月28日，习近平主持党外人士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聚焦目标任务，聚焦中共中央关注的重点问题、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关键问题，发挥各自特点优势，发挥各级组织和各方面人才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统筹用好各类人才资源和专业智库，提出有见地、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献计出力”[15]。习近平在2020年12月8日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提出要“加强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问题的调研，提出更多有价值、有分量的意见和建议”。聚焦重点问题、关键问题，并提出有价值、有分量的政策意见和建议，这对教育智库的实践创新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育智库实践创新的目的是形成教育智库建设新的工作思路、工作方法、工作措施等。其内容包括教育智库建设的思路、目的、方法、途径、路线图、任务书、时间表等。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实践是人们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性活动，实践是人的创新能力发展的动力。教育智库转型要针对难以适应国家决策咨询需求这一突出问题，以明确的目标作为指引，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达成智库建设的实践创新。应用性是教育智库的基本特性之一，强化教育智库的应用性，关键在于提升教育智库的实践创新能力。教育智库的实践创新能力源于对教育实践研究的深入探索，教育实践研究则需要在广义的教育实践观下，以整体性（全面、联系、发展）的立场对教育实践进行研究，并要求进行复杂性思维下的本体性教育实践研究，对教育理论与实践进行多样研究，深入理解教育实践者，集中研究教育实践关键事件，努力揭示教育实践机制[16]。教育智库应以“习近平推进创新重要论述”理论为指导，促进自身在教育实践研究中高质量发展。具体包括加强教育智库运行专业化，提升为国家教育改革与发展资政建言的应用水平，注重教育智库人才多学科、多元化融合，构建广泛的教育智库合作网络体系，寻求稳定的资金来源，构建稳定可靠的传播渠道等。在此基础上，构建教育智库发展大格局，着力于加强教育政策研究，开展教育咨询评估，加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教育智库间的交流与合作。

在实践与理论结合层面，教育智库应积极推进与相关政府部门的对接，促进教育数据、信息、资料、观点的交流，确保教育政策研究与咨询的客观性、应用性、实践性品质。同时，注重开展与国家发展战略密切相关的教育基础理论研究及决策咨询;注重学科融合交叉，教育学应与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文化学、统计学、教育神经学、人工智能等学科深度融合，既包括研究人员专业背景的融合，也涵盖研究理念、内容、方式方法的融合互通;敢于、善于研究教育的热点、难点、突发问题，如教育均衡发展、教育信息化、教育脱贫攻坚、疫情期间的教育应对等重大或突发性议题，构建“数据积累+建构模型”的研究方法体系。在社会服务方面，教育智库应充分发挥第三方的督导与评估作用，发布关系社会民生的教育指数，参与公众话题讨论，与社会组织、民间机构、企业、基层社区建立互动网络，参与社会项目研究及社会性活动，促进教育治理现代化。在舆论引导方面，智库应通俗阐释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及理论，解读国家教育公共政策，研判社会教育舆情，及时客观评论有关教育的社会热点及公共事件，采用接地气的传播方式，积极介入疏导公众情绪。在人才育用方面，教育智库应着力培养一批代表性的战略型领军人物，借助研究项目历练人才，与高校、政府、教育管理部门、社会机构协同培养，推动智库与政府及教育行政部门、学校、研究机构等主体间人员的有序流动，支持研究人员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通过不同层面的不懈探索，构建一个完整的教育智库实践创新体系。

（三）推动教育智库制度创新，建立健全灵活高效的体制机制

在中观层面，制度是社会各领域、各机构与组织的体系及其正常运行所必需的规范、规则或规定的总和。新制度学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诺思（D.C.North）认为，制度创新是使创新者获得追加利益的现存制度安排的一种变革。它通常通过人为的、主动的变革现存制度中的阻碍因素以获得预期收益，通过个人、自愿合作性的安排和政府的安排来实现，具体形式的选择取决于成本和收益以及决策者影响力的大小[17]。制度必须通过一定的体制机制加以表现和实现，因而，制度创新具体体现为体制机制的创新，并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来实现制度创新。制度创新的目的是建立健全中国新型教育智库的体制机制。其内容包括教育智库分类体系、各类结构、运行体制机制、管理制度、模式等。教育智库应通过组织管理体制、成果評价机制、应用转化机制、国际交流合作机制等方面一系列的改革与创新，实现教育智库建设制度的新突破。制度创新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应有之意，是确保改革系统、完整、协调进行的理论基础。2015年11月9日，习近平在深改组第十八次会议中指出，建设一批国家亟需、特色鲜明、制度创新、引领发展的高端智库。新的制度需要在新的经济政治社会环境中孕育，智库建设的制度创新，也需要放到全球发展大势及我国历史进程中统筹考虑。制度改或不改要树立底线思维，要以是否符合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为根本尺度。中国的教育智库建设如何进行制度创新也应当以此为准绳。西方智库的发展纵然积累了丰富的制度理论，但其制度根植于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土壤，中国智库建设的制度创新，不能全盘照搬，应结合中国的国情政体社情仔细甄别、筛选，合理取舍，择其适合者用之。以西方智库“旋转门”制度为例，该制度植根于西方的选举文化和两党轮流执政的特殊环境中，智库与政府部门人员间实现双向流动，西方智库一定程度成为在野党的人才储备库。一旦在野党变为执政党，其储备于智库的人员就会被政府重新大量任用。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国家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各民主党派是参政党，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的职能，执政党和参政党都“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服务”，不存在党派轮流执政之争，我国的政治制度决定了中国智库的主要职责就是为党和国家政府提供高质量的决策咨询建议，而不是为某个政党的利益服务。因而，我国的国情及政体决定了教育智库不可能全盘照搬西方“旋转门”制度，但可以开半扇门，建立适当的交流机制，让退休的政府官员流动到教育智库，继续为国家发展出谋划策，贡献智慧;教育智库人员亦可与政府部门进行适当的交流历练，而非简单轮换。当然，政府部门与教育智库间的具体衔接机制尚需进一步探索。

教育制度的特殊性内在地规定了制度创新的基本指向和根本目的，即主要应从“人”的角度而不是从“物”的角度理解教育制度创新。创新教育制度，最核心的就是要通过发挥教育和制度的作用，呵护人类弥足珍贵的创新本能，并促其健康成长[18]。教育智库建设的制度创新也要贯彻“以人为本”的理念，要能促进教育智库相关的“人”的成长，包括教育智库领导者、管理者、研究人员、辅助人员等的成长。教育智库建设的制度创新需要充分发挥包括国家级教育智库、省市教科院、高校教育智库、民间教育智库等在内的各类教育智库的主动性和创造性，通过自身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探索，逐渐形成一系列符合现实需要的新制度，进而促进教育智库的发展。中国智库建设的制度创新，要着力促进机构转型，理顺智库运行机制，通过经费管理制度、政府信息公开制度、重大决策意见征集制度、政策评估制度、政府购买决策咨询服务制度等一系列制度创新，保障教育智库功能与作用的正常发挥。

教育作为与卫生医疗、环境等并列的公共政策领域，涉及千家万户的公共利益，其决策是否科学、民主、依法，是判断其是否符合公共利益的基本标准。我国百年教育改革历程表明，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教育改革成功的有力保障[19]。当前，随着社会发展及公民意识的觉醒，教育政策呈现出利益相关方多元化的趋势，政府、教育机构、家庭、社区、民间组织等，均与教育政策息息相关，因此，教育智库要创新教育政策研究制度，积极整合各方智慧及力量。美国教育政策研究联盟整合了美国7所顶尖高校的研究力量，兰德公司教育研究部、布鲁金斯学会布朗教育政策中心则整合了多学科背景的研究人员，这些智库的经验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一方面，教育智库要增强与基层及社会各界教育利益相关方的联系，能及时反映民众的重大关切;另一方面，教育智库自身要整合各类专业机构和研究人员的力量，壮大研究实力，加强调查研究，倡导基于证据和实证的研究，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研究教育领域的真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教育政策解决方案。在机构转型创新上，需要力促研究人员、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与技术、科研组织形式、成果应用等实现转型。制度或体制要发挥特定的功能和作用，往往需要建立一系列机制协同运转，共同发挥作用。教育智库需建立一批新机制，主要包括协同创新机制、快速反应机制、课题选题机制、科研组织机制、成果审核机制、激励导向机制、项目管理机制、数据支撑机制。教育研究机构成功转型和新运行机制的确立，是保障中国特色新型教育智库有序高效运转的前提，也是教育智库制度创新获得成功的标志。

（四）力促教育智库文化创新，凝练独特的文化价值观

文化是群体成员所具有的共性特征，包括共同的信仰、价值观念、行为习惯、思维方式等。文化创新是人们在社会实践和文化传承的基础上，依据时代的特征，构建文化的新理论、新内容、新制度、新技术，赋予文化时代性的变革。这种变革不是对传统的否定，而是对传统的重塑，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融入当代价值，进而形成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新文化[20]。文化创新既要继承发扬民族文化传统，又要与时代保持同频共振。软实力的核心是文化，而且主要是文化中的核心即价值观[21]，软实力是民族文化影响力在国际关系中的反映。智库承担着二轨外交的重要功能，从另一个层面代表国家的文化价值观。智库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载体，拥有一批具有重要影响力和国际知名度的教育智库是一个国家教育竞争力和软实力的重要象征，优秀而独特的智库文化是塑造教育智库影响力的核心要素。全球知名智库均有鲜明的文化及价值观，兰德公司以质量和客观性为核心价值，布鲁金斯学会以质量、独立性、影响力为核心价值观，卡耐基基金会则以促进知识传播、增进理解为宗旨。中国智库需要具备中国特色、风格、气派，衡量的标准是看其是否具备独特的文化内涵及表现形式。为此，我们迫切需要打造特色鲜明的中国教育智库价值观、理念与文化，构建中国教育智库的独特文化体系。中国教育智库进行文化创新的目的是形成自身的文化价值观、文化理念和文化特色。其内容包括中国教育智库特色理念、精神、风格、纪律、传统文化的继承等。教育智库要通过文化建构凝练自身价值观;打造专长的教育决策咨询研究领域及成果;培育重点研究领域的核心竞争力;铸造一批优秀的教育智库品牌和教育智库产品;形成独特的教育智库理念、价值、行为规范、纪律等;优化教育智库及其成果的传播与推广方式，与各级党委政府教育部门、各级各类学校、社区等建立交流传播渠道;继承与发扬中国传统文化，整合文化资源，批判扬弃，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发展，直至再生性创造。一个文化事项被赋予了新的内容、新的属性，就是一种实质性的转化。广大的教育智库领军人物、研究人员、管理人员就是教育智库文化的创造者和实践者，完全可以积极能动地推动教育智库文化的变革和创新，选择中国传统文化中对教育智库建设有价值的部分，结合当代社会实际提炼形成教育智库新型文化。加速教育智库国际化进程，与全球知名教育智库、国际组织合作，在对外文化交流、竞争与合作中实现文化创新，塑造教育智库的国际品牌和全球影响力。教育智库建设应充分发挥文化创新的优势与动能，多层次、全方位综合聚力，最终形成特色鲜明的中国教育智库文化体系。

总之，我国在面临国内社会复杂而深刻的转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及全球进入后疫情时代的特殊历史时期，通过践行“习近平推进创新重要论述”实现教育智库的转型及发展，这既是实现国家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要求，也是提升国家教育竞争力的必然选择。中国正处于由世界教育大国迈向世界教育强国的关键阶段，以“习近平推进创新重要论述”驱动教育智库高质量建设，必将为化解错综复杂的国内教育与社會问题，增强国家教育竞争力，提升中国参与全球教育治理能力及教育国际影响力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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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朱婷婷   校对 王亭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