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传》《郑笺》的训释差异与《诗经》的文本异同*
——以《诗经》“逑”“仇”为例

李林芳

《毛传》和《郑笺》对《诗经》的训释常有差异。对于差异之由，前人多用郑玄据三家之说改易《毛传》予以解释，如陈奂谓“笺中有用三家申毛者，有用三家改毛者，例不外此二端”①陈奂：《郑氏笺考征》，《续修四库全书》第7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521页。，而较少关注到其他层面的原因。然而现有研究已逐渐认识到传统所谓三家之说多有不可靠处②详见马昕：《三家〈诗〉辑佚史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第783—795页。，这就要求我们从新的角度思考毛郑差异的根源。本文即以《诗经》中毛郑对于“逑”“仇”二字的训释为例，尝试从更为根本的文本层面入手，探察二家异说的成因。我们将首先从理论上分析《毛诗》本身的文本层次问题，说明毛郑所据文本容或有异，及可能的考察方法。继而全面梳理文献材料，包括传世和出土文献，探究字形与词义的变化发展状况，推求可能的文本面貌与理解来源。最后在此基础上，深入探讨毛郑文字与训解上的差异和差异产生的原因③本文所引诗皆取自《毛诗正义》，北京：中华书局，影印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嘉庆本），2009年。。

一、《毛诗》的层次

经典由于形成较早，且受众众多，在流传过程中更容易发生变易。随着后人不断的注释、校改、传抄与刊刻，其文本面貌就在这其中不断发生变化，并形成不同的层次，叠加于今天所能见到的文本之上。倪其心《校勘学大纲》已指出经典古籍有着“多层次的复杂重叠构成”，并以《诗经》为例，认为该文本历经孔子编定、四家传授、《郑笺》注释、《经典释文》注释、《毛诗定本》编撰、《毛诗正义》编撰等，故于宋代合刊时，至少重叠了六个层次①倪其心：《校勘学大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80—81页。。每一层都对原先的文本面貌有所改动，并最终汇积到今天所见《十三经注疏》的《毛诗正义》之中。

所以，若欲见到更早期的文本面貌，在缺少直接版本依据的情况下，便需由此层次逆推，仔细分析与每一层次相关的文献，从中寻求线索，以从今见文本中剥离出更早的文本层次。而对于《毛诗》文本来说，我们所能见到的早期版本非常有限。今见最早的刻本为宋刊经注附释文本②参见张丽娟：《宋代经书注疏刊刻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419—421页。，已属最晚的文本层次了。敦煌本《毛诗》虽有白文本，但据其首题“诂训传”等语可知其实从经注本中抄出；亦有兼抄《毛传》《郑笺》者，故知亦为经注本，所以最早也只能是第3 层次的文本了③张涌泉主编：《敦煌经部文献合集》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421—425页。。至于其他出土文献，如阜阳汉简《诗经》已证实非属《毛诗》和三家诗系统④详胡平生、韩自强：《阜阳汉简〈诗经〉简论》“《阜诗》属于哪家”节，《阜阳汉简诗经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28—31页。，安大简《诗经》与《毛诗》在国风排序、篇数、篇次、章次和字词方面都有一定差异⑤参见黄德宽：《略论新出战国楚简〈诗经〉异文及其价值》，《安徽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其中认为“简本与《毛诗》应是两个不同的先秦古本”。，清华简中与《诗经》相关的部分亦与今见《毛诗》在文本上有着明显不同⑥参见李锐：《清华简〈耆夜〉续探》（《中原文化研究》2014年第2期）、黄甜甜：《试论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与〈诗经〉之关系》（《中原文化研究》2015年第2期）。，故皆不能归入《毛诗》本身的文本系统中，只能留为旁证。

若欲考察《毛诗》可考的最早而确切的样貌，我们只能通过研究《毛传》和《郑笺》注释，从细节中发现《毛传》所据的《诗经》文本和《郑笺》所据的《诗经》文本的特征，从而将《毛诗》的早期样貌从今天的已被多重叠加的《毛诗正义》中剥离出来。同时，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考察更早时期的用字习惯，通过字词关系的变化来排除某些可能和确定某些可能，以期最终判定毛郑所见的《毛诗》文本的相关情况。

值得一提的是，类似的剥离文本层次的方法，清代学者已经在其校勘实践中广泛地运用了。段玉裁校《毛诗正义》时就经常据注疏文字改校《毛诗》正文，并提出了“以贾还贾，以孔还孔，以陆还陆，以杜还杜，以郑还郑，各得其底本”的卓越理论⑦《与诸同志书论校书之难》，段玉裁撰，钟敬华校点：《经韵楼集》卷1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336页。。而在今天，有了更多的出土材料后，我们就能在更为坚实的基础上开展这一工作，并得出更为细致和可靠的结论。赵培《毛传郑笺所本之〈诗经〉面貌管窥——以〈曹风·鸤鸠〉为例》即是较早的相关研究论文。该文运用出土材料，通过考察字形历时演变的方法来断定毛郑各自所据的《曹风·鸤鸠》的文本面貌⑧赵培：《毛传郑笺所本之〈诗经〉面貌管窥——以〈曹风·鸤鸠〉为例》，《中山大学学报》2018年第2期。。在本文中，我们将继续运用这一方法，并将字形演变与词义演变这两条线索结合起来，以期从文本的角度对《诗经》中“逑”“仇”二字的毛郑异解做出解释。

二、毛郑习诗注诗的年代

为了更好地运用出土与传世文献材料来解决《毛传》与《郑笺》中的问题，首先需要确定毛与郑的时代。郑玄的活动年代相对比较清楚。据王利器《郑康成年谱》，郑玄生于东汉顺帝永建二年（127）⑨王利器：《郑康成年谱》，济南：齐鲁书社，1983年，第27，97—100，190—194页。，于汉灵帝中平元年（184）后始笺《毛诗》⑩王利器：《郑康成年谱》，济南：齐鲁书社，1983年，第27，97—100，190—194页。，卒于汉献帝建安五年（200），享年74 岁⑪王利器：《郑康成年谱》，济南：齐鲁书社，1983年，第27，97—100，190—194页。。故郑玄习诗和注诗的年代应在东汉末期，其注释应更多地反映东汉晚期的特征。

至于《毛传》作者生卒年份及习诗的时间，史籍并无明文记载。按今见最早的关于《毛传》作者较为详尽的记述，主要见于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和陆德明《经典释文》所录的经典传承谱系之中①分别见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北京：中华书局，1985 年，第70 页。陆德明撰，黄焯汇校：《经典释文汇校》，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6页。。若据之推算逐代间隔，则《毛传》作者为毛亨，似应出生且习诗于战国末期，这可能也是清代陈奂、俞樾等学者认为毛公是六国人的原因②《诗毛氏传疏·叙录》：“数传至六国时，鲁人毛公，依序作传。”（陈奂著，北京：中国书店，1984年，第1页）《古书疑义举例·两字对文而误解例》：“毛公，六国时人，犹达古义。”（俞樾著，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144页）。

但是现代学者较不同意以上观点，不认为毛亨为荀子弟子，甚至以为荀子未传《毛诗》；而上述文献记载的谱系互不一致，有《毛诗》后学伪造之嫌，目的是藉以自重③详见马银琴：《荀子与〈诗〉》，《清华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相应的关于《毛传》的作者和成书年代，有学者认为“成书于前155—前145 年间，作者为毛公”④赵茂林：《〈毛传〉成书及定型考论》，《诗经研究丛刊》2013年第2期。。我们认为，虽然陆疏和《经典释文》的记述难以确信，但《毛传》作于西汉初应是问题不大的。《汉书·艺文志》记有“《毛诗故训传》三十卷”，云“又有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而河间献王好之，未得立”⑤班固著，颜师古注：《汉书》卷30《艺文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708页。，《汉书·儒林传》“毛公，赵人也。治《诗》，为河间献王博士”⑥班固著，颜师古注：《汉书》卷88《儒林传》，第3614页。，郑玄《诗谱》云“鲁人大毛公为诂训传于其家，河间献王得而献之，以小毛公为博士”⑦《毛诗正义》，第561页。。由此可知，《毛诗》作者应与河间献王的所处时代相近，后者于汉景帝前元二年（前155）受封，在位二十六年卒，故《故训传》之作者亦应主要活动于此时。考虑到秦建立距这一时期（前155）相去仅66 年，故其作者生于战国末期亦有可能。由于《毛诗故训传》的作者名姓难以考实，古来即有较多争议，且这并非本文所主要关注的问题，故文中一沿前人习俗，只以“毛公”代称。

《毛诗故训传》在写成后应又经后人的不断增补，其中部分内容可能晚至西汉末期⑧赵茂林：《〈毛传〉成书及定型考论》，第184—199页。其中认为：“故《毛传》的定型当在哀帝建平元年至元帝元始五年间。”（第199页）。总结上文，毛公应是一位出生于战国末期至西汉初期的人物，其所习诗和所著的《毛诗故训传》应更多地反映先秦时期的面貌，其中也会夹杂一些晚至西汉末期的成分。郑玄则是一位东汉末期的学者，其所习诗和所著笺应更多地反映东汉晚期的面貌。这一判断将是我们下文进一步分析毛郑所据《诗经》文本面貌的基础。

三、先秦至两汉“逑”“仇”字形和词义的变化

今传《诗经》中共出现“逑”字两次，“仇”字四次⑨未计“执我仇仇”，因“仇仇”为联绵词。。其中，《毛传》在绝大部分情况下都把“逑”和“仇”训为“匹”，《郑笺》则释为“怨耦”⑩以下二例除外：1.《大雅·民劳》：“以为民逑。”传：“合也。”笺：“合，聚也。”2.《小雅·宾之初筵》：“宾载手仇。”《毛传》：“宾许诺自取其匹。”仍将此“仇”训为“匹”。而《郑笺》：“仇读也。”以为假借。。如《周南·关雎》“君子好逑”，《毛传》“逑，匹也”，《郑笺》“怨耦曰仇”。关于两字之间的关系，前人多认为是音同义近，相互通用。如段玉裁：“逑仇古多通用。”⑪许慎著，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73页。王力：“按，在匹耦的意义上，‘逑、仇’实同一词。‘仇’古音如‘逑’。”⑫王力：《同源字典》，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229页。至于为何诗中毛郑释义似相违戾，则以为此二字“浑言则不别”“析言则异”①① 许慎著，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逑”字下段注，第74页。，“对言则异，散言则通”②② 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卷2，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31页。，并多以为毛是而郑非③③ 如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卷2，上册，第32页）、陈奂《诗毛氏传疏》（第3—4页）、《毛诗郑笺平议》（黄焯著，卷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3页）皆是。。以上皆为从传世文献中得出的结论，已指出二字联系密切。若再考以出土材料，对于二字的关系则会有一些新的发现。

按西汉以前的出土文献中未见“仇”字；至于“逑”字，楚简中已可见到，为“日逑月相”，对应于今本的“日就月将”，应非“匹”或“怨耦”之义。但是，毛郑所训字所记录的词却早已有了。今考以先秦诸出土文献，将其中所有“仇”“逑”声（二字声韵调皆同）并表示“匹”义或“怨耦”义的字形，及后来在对应传世文献中写作“仇”“逑”字形的字依声符分类，可得下表。另外，由于毛郑对诗中“逑”“仇”二字释义有异，故将涉及诗句的文字单列出来，以便观览比对。

至于其余战国文字字形，或从“求”声，或从“九”声，皆与“”声相近①参见陈剑：《据郭店简释读西周金文一例》，《甲骨金文考释论集》，北京：线装书局，2007年，第33，24、34页。，且意义相同。其中中山王鼎的“”字可以认为是采用不同声符记录同一词的字形，而《清华简五·殷高宗问于三寿》的“九”字则或可认为是通假字。

至于｛仇｝这两个义项间的相互关系，我们认为应该是引申关系，并且是从“匹”义引伸出了“怨耦”义。首先，汉语里有不少类似的从两者相对发展为敌对、仇怨含义的词。如“敌”，《说文》“：仇也。”段玉裁注“：相等为敌，因之相角为敌。”④许慎著，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第124，90页。又如“雠”，《说文》“：犹也。”段玉裁注“：心部曰‘：应，当也。’雠者，以言对之……又引伸之为雠怨。”⑤许慎著，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第124，90页。这种类似的平行引申关系皆可以作为｛仇｝义发展的佐证。其次，字形的变化也可以提供一定的证据。在西周青铜器铭文中，｛仇｝的字形皆从“辵”旁，俱为“匹”义。到战国文字中，该词则改为从“戈”旁，且主要为“怨耦”义，这即是词义变化而对字形进行的改易，从中正可见词义引申的方向。

而在进入汉代后，｛仇｝的写法则发生了变化。遍检今所见汉代简帛碑石文字，可得如下诸例：

⑥ 裘锡圭主编：《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第1 册，北京：中华书局，2014 年，第11，113，114，122，86，88，139页。⑦ 裘锡圭主编：《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第1 册，北京：中华书局，2014 年，第11，113，114，122，86，88，139页。⑧ 裘锡圭主编：《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第1 册，北京：中华书局，2014 年，第11，113，114，122，86，88，139页。⑨ 裘锡圭主编：《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第1 册，北京：中华书局，2014 年，第11，113，114，122，86，88，139页。⑩ 裘锡圭主编：《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第1 册，北京：中华书局，2014 年，第11，113，114，122，86，88，139页。⑪ 裘锡圭主编：《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第1 册，北京：中华书局，2014 年，第11，113，114，122，86，88，139页。⑫ 裘锡圭主编：《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第1 册，北京：中华书局，2014 年，第11，113，114，122，86，88，139页。⑬ 白海燕：《“居延新简”文字编》，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第603，603页。⑭ 白海燕：《“居延新简”文字编》，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第603，603页。⑮ 徐玉立主编：《汉碑全集》第4册，郑州：河南美术出版社，2006年，第1134页。⑯ 马衡：《汉石经集存》，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4年，第2页。

总结上文，若将｛仇｝的字形和常用义项的发展情况依时代变化作一整理，可得以下图表（不太常用的字形与义项放于括号内）：

下文将在此基础上讨论｛仇｝的字形替换与常用义项的变化对毛郑所据《诗经》文本和所做注释的影响。

四、再论传笺对｛仇｝释义上的差异及成因

前文俱已述毛公所习诗应更多地反映先秦时期的面貌。从今见战国文字的情况可知，他所习《诗经》文本中的｛仇｝应尚未写成“仇”字形，可能是从“”声或从其他近似读音声旁的一个字。尽管不能说战国时一定没有“仇”字形，但我们认为毛所见诗｛仇｝写作“仇”字形的可能性非常小，有以下原因：1. 今所见战国及之前文字中尚未见“仇”字形，至汉后方大量出现。2. 在今见战国文字中，从“”声的字占到绝大部分，从其他声符的字形都比较少，仅一二见。3.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前文表格中呈现的战国时期的引诗内容，乃至于安大简的《诗经》内容，其中｛仇｝字形皆以“”为声符。据此，虽然尚不能完全确定《故训传》成书时的文字面貌，但综合考虑毛所习《诗经》中文字的样貌及今本《毛诗》中尚存“逑”字形的状况，可以推断《故训传》在最初写定时其中的｛仇｝也不作“仇”形④若假设《故训传》中｛仇｝皆作“仇”形，则后作“逑”形者乃汉人所改。可前已论述汉代常见的｛仇｝乃从“九”声，这种由常见字改为不常见字的情况比较难以想象。。

与毛公时的情况不同，郑玄笺诗时所据本的｛仇｝字形应已作“仇”了。其中，《国风·兔罝》《秦风·无衣》《小雅·宾之初筵》《大雅·皇矣》诸篇中的｛仇｝今本皆写作“仇”，此不必细论。而对于《关雎》的“君子好逑”，我们认为郑玄所据《诗经》中此“逑”字亦可能作“仇”，理由如下：1. 如前所述，汉时从“九”声的字形更加普遍，在《诗经》文本的流传过程当中很容易将｛仇｝的其他字形改为常用的“仇”字形。前述诸｛仇｝皆由其他字形改为了“仇”字形，则此处的｛仇｝也有极大可能性被改易了字形。2.《经典释文》记“君子好逑”句有异文“仇”。3.《礼记·缁衣》：“君子好仇。”郑玄注：“仇，匹也。”⑤《礼记正义》卷55，第3582页。应本自《毛传》训诂⑥关于郑玄采传注礼，参见杨天宇：《郑玄〈注〉〈笺〉中诗说矛盾原因考析》，《河南大学学报》1985年第4期。。此正可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郑玄所见毛本《诗经》作“仇”。4.《郑笺》笺释“君子好逑”一句为：“怨耦曰仇。”

以上从字形演变角度说明了毛郑各自所本《诗经》中｛仇｝的用字状况。下面则从｛仇｝义变化的角度对毛郑的释义作出说明。

《毛传》将｛仇｝解释为“匹”，从今见西周青铜器铭文来看，可知此释的来源是非常早的。又据《郭店·缁衣》和《上博简一·缁衣》，其中记录的孔子话语明确将｛仇｝释为“匹”，可知毛对该词的释义也是有所传承的。郑玄将｛仇｝改释为“怨耦”，可能是受了当时语言的影响所致。根据前文对｛仇｝字形和词义的分析，可知在战国之后“怨耦”便成了｛仇｝的常用义项。遍检今传先秦两汉典籍，“逑”字形已极少使用①先秦两汉传世文献中的“逑”字，除“惟逑鞫也”（《尔雅·释训》“急迫”义）、“旁逑孱功”（《说文》“逑”聚敛义引《尚书》文）和引诗外，皆为“匹”义，用例为《史记·封禅书》“诸逑之属”，《太玄经·》“俟逑耦也”，《汉书·扬雄传》“乃搜逑索耦皋、伊之徒”。再考虑到传世文献中“仇”字形皆用为“怨耦”义的状况，这一现象似是字形经过整齐后的结果。；排除引诗、通假和人名这三种情况，“仇”字形皆为“怨耦”义，极少例外②例外为《春秋繁露》：“偶之合之，仇之匹之。”（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北京：中华书局，1992 年，第11页）。所以，郑玄见“仇”字并释之为“怨耦”，是非常符合当时的实际语言状况及学者对“仇”字字义的理解的。因而本文认为，郑玄所见《诗经》文本作“仇”字形，再加上｛仇｝的常用义项发生变化，导致了郑玄将《毛传》的诂训“匹”改为了“怨耦”。

《郑笺》改易《毛传》共有两种类型。《经典释文》引郑玄《六艺论》：“注诗宗毛为主。毛义若隐略，则更表明；如有不同，即下己意，使可识别也。”③陆德明撰，黄焯汇校：《经典释文汇校》卷5，第119页。具体到“君子好仇”这一句上，考虑到“匹”义与“怨耦”义的密切关系，以及《礼记·三年问》“则失丧其群匹”句郑玄注“匹”为“偶也”④《礼记正义》卷58，第3609页。，则此处郑玄应非欲完全不同于《毛传》；或许这里的笺释只是对毛的“匹”义加以限定，以“更表明”此处的“匹”应是“相怨之匹”而已。

总之，通过考察出土材料，分析字词形义演变，可以发现毛郑二人所据文本是有所不同的，兼之词的常用义项也在发生变化，这反过来影响到二家对具体字词的训释。该认识还能启发我们从新的角度思考《诗经》学史上的某些重要问题，如段顾对毛郑文本的争论、三家说归属、毛郑义来源及优劣等。这些都有待结合更多的出土材料作进一步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