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质量办好大运会 合理解决场馆赛后利用问题

王庆伟

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也是成都建设世界赛事名城的关键之年。2020年底，成都市委十三届八次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成都市委关于制定成都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指出，要高水平建设世界赛事名城，坚持“谋赛、营城、兴业、惠民”，以国际化视野规划建设天府奥体公园，构建举办国际综合性赛事的场馆体系和运营体系，办好大运会、世乒赛、亚洲杯、汤尤杯和世运会等重大赛事，加快建设国家体育消费试点城市，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

《建议》对成都未来发展明确了清晰的发展定位，对未来成都体育事业发展清晰勾畫出了宏伟的世界赛事名城发展蓝图。而早在2018年，成都已提出了打造“三城三都”品牌，建设世界赛事名城正是“三城”之一。其后，成都制定了《成都市建设世界赛事名城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全面推进创建具有一流体育场馆、顶级品牌赛事、发达体育产业、丰富全民健身活动和深厚体育文化底蕴的世界赛事名城。在2019年8月22日的成都建设世界赛事名城暨“三大赛事”动员大会上，成都提出，坚持“谋赛”与“谋城”相结合，高标准打造世界赛事名城，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强国的重要论述，坚定建设世界赛事名城的决心信心，努力做好“大运会、世乒赛、世运会”三大赛事组织筹办工作。同时指出，成都是一座肩负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时代使命、胸怀冲刺世界先进城市壮志雄心的新兴城市。承办国际重大赛事既是打造国际赛事名城的应有之义，更有助于成都在世界城市舞台上充分展示国际化的城市形象，以赛事功能链接全球高端要素资源、抢占世界城市网络关键节点，加快跻身世界先进城市行列。

成都体育事业发展蓝图已定，下一步就是要坚定信心，克服一切困难去执行。要建设好世界赛事名城，首要的就是力争高质量办好第31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必须看到的是，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世界范围内防疫形势严峻复杂，对于成都而言是一个异常艰巨的考验，也使得本届大运会存在许多不确定性和风险，这既需要坚定信心，积极筹备各项工作，同时又要做好各种风险应急预案。在这方面，2020年中国职业篮球联赛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办赛模式值得借鉴。

成都大运会设有18个大项，使用比赛训练场馆49处，其中，新建场馆13个，改造提升36处。要高质量办好大运会，必须要解决好场馆的赛后利用问题。

关于大型体育赛事场馆的赛后利用，是一个世界性难题。悉尼奥运会场馆群由于建设密集且远离市区，被当地人称之为“鬼城”;雅典奥运会和巴西奥运会后场馆废弃和闲置现象均比较严重。2004年雅典奥运会，花费7.13亿英镑建成的奥运场馆，如今大部分人迹罕至，杂草丛生;由于缺乏场馆赛后利用计划，巴西里约热内卢奥运会从热闹到荒废，只用了6个月时间。

2008年北京奥运会筹办时，使用竞赛场馆31个，其中12个新建，11个改扩建，8个临建;训练场馆59个，其中39个独立训练场馆。京外还有6个竞赛场馆，其中3个新建，3个改扩建。由于很好地吸取了往届奥运会的经验教训，组委会在场馆的赛后利用问题上未雨绸缪，把场馆尽可能建设在市区和大学校园里，可方便居民观看比赛，或用于大学体育教育。多年过去，事实证明，2008年奥运会场馆的赛后利用是富有成效的。国家体育场（鸟巢）、水立方、首都体育馆等标志性体育场馆经营效果良好，重要的是在冬奥会筹办过程中能够得到进一步开发利用，实现体育场馆的可持续发展。如国家体育场承担冬奥会开闭幕式任务，“水立方”改成“冰立方”;首都体育馆承担花样滑冰比赛任务，2008年奥运会的场馆在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筹办过程中能够持续得到利用。

2008年奥运会建起来的五棵松体育馆，其建设与赛后使用堪称典范。该体育馆由民营企业投资建设，赛后归属民营企业运营管理，也是第一个采用纯市场化运作机制的大型体育场馆。十多年来，五棵松体育馆已打造成为成北京市集运动、购物、休闲、娱乐表演于一体的体育商业生态圈，其场馆利用率高达70%，经营状况良好，成为全国体育场馆运营的学习榜样，冬奥会时将是冰球比赛场馆，成为名副其实的“双奥”场馆。

2010年广州亚运会审计公告显示，办赛使用场馆78个（含备用场馆），其中新建场馆为15个，改（扩）建场馆63个，以及新建1个开闭幕式场地，秉承了整合资源、充分利用、适当新建、节俭办会的原则开展场馆建设。

广州亚运会场馆赛后使用情况，就实际运营收益而言并不乐观，但在社会公益性方面可圈可点，多数场馆均已向市民开放。为协调亚运场馆赛后利用等有关工作，广州建立了联席会议制度，创新亚运场馆赛后管理模式，推进集约化管理方式，将体育场馆单位重新整合，统一管理，同时采取多种管理模式。以公益性为主体的场馆，主要采用事业单位式管理模式，以经营性为主的场馆则采用市场主体经营管理模式，实现“一馆一特色”的目标。逐步实现亚运会场馆赛“行政型向社会型，福利型向消费型，事业型向经营型，政府办向社会办”转变，充分发挥亚运会场馆的最大价值。

2011年深圳大运会审计公告显示，办赛使用场馆63个，其中新建场馆为20个，改（扩）建场馆31个，临时搭建场馆10个，企业投资新建场馆1个，企业现有场馆1个。与大运会赛事直接相关的配套设施、专项设备、场馆室外工程、场馆周边灯光与绿化工程等项目共26个。

深圳大运会的场馆赛后使用情况总体比较乐观，在大运会结束后，场馆运营模式向以契约方式实现政府所有权、企业运营的产权分离方向前进。2013年深圳大运中心即开始实行ROT模式，并与佳兆业集团合作，采取“轻资产、重运营”的管理模式实现“三轮驱动”，重视赛事IP，大力运作竞赛表演业，提高民众参与度，引入酒店、餐饮等服务，完善服务链条。在缓解场馆维护费用高昂给地方政府带来财政压力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带活了大运中心场馆的发展。深圳湾体育中心则采用BOT模式，属于市场化投资模式，政府向私人机构颁布特许经营的同时，对产品及服务的数量价格提出一定要求。两种运营模式的不同对场馆赛后利用影响较大，“优势”与“劣势”并存：深圳大运中心模式侧重公益性，降低了运营收入和运营动力;深圳湾体育中心模式公益性偏低，但运营灵活性大，盈利能力强。时至今日，深圳大运会赛后场馆利用朝向多元经营，持续发展的方向迈进。

2014年南京青奥会，办赛使用场馆35个（包含训练场馆），秉承节俭理念，避免赛后闲置，其中新建场馆仅1个，改建更新现有场馆的同时，也大力带动周边城区发展。在赛后场馆运营与开发的过程中，坚持走多元化经营之路。距离居民区较近，交通便利的场馆对外开放，以场地出租、赛事举办、开展各类活动和建成培训基地等方式谋求发展。比如，南京体育学院体育场有偿对外开放模式，人气颇高，使其位居全民健身场馆的首选之一。采用冠名权的方式寻求社会力量支持，以谋求发展，自2003年龙江体育馆就开创了江苏省体育场馆冠名权拍卖的先河。此外，南京青奥会体育场馆赛后利用也在向以项目法人招标或者股份制，产权多元化的方向发展。

2019年1月北京冬奥组委制定并发布了《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遗产战略计划》，场馆成为不可或缺的体育遗产进行管理。

综上可见，大型体育赛事场馆赛后利用的关键点，首先，是场馆建设的顶层设计。借鉴2022年冬奥会场馆建设经验，从体育遗产的角度制定规划和组织实施，建设前就要充分论证赛后如何利用的问题。而场馆赛后利用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场馆的经营管理实现经济上的盈利，同时还要有良好的社会效益，服务全民健身和文化事业发展。这一点，五棵松体育馆、水立方和鸟巢都做到了。其次，场馆的布局很重要。大型体育场馆多是政府投资新建，经费来源于纳税人，场馆需要在城市均衡布局，不宜过分集中某一个区域。同时，场馆一定要服务于民，即便民、近民和亲民，让老百姓有扎实的获得感和幸福感。若距离太远，影响居民观赛;门票太贵，老百姓用不起。第三，场馆的经营管理模式至关重要。2008年北京奥运会结束之后，鸟巢、水立方这样的标志性场馆都归属到北京市国资委，成为国有控股的场馆企业，经营成效明显;五棵松体育馆归属民营企业，其经营效果更是比较乐观。不难发现，大型体育场馆赛后利用民营化是一种趋势，以政府为导向，企业高度参与，推进大型场馆企业化运营，同时，政府监督必须同步跟进。

笔者认为，风险防范和场馆赛后利用就是“谋赛”的重要内容，处理好这两大难题就是在“营城”。通过举办大运会，有了一批优质的体育场馆，体育事业和体育产业发展有了重要基础，才能促进体育消费大发展。正如成都提出的“坚持引进来、走出去并重，做优做强成都创造、成都服务、成都消费、成都休闲‘四大品牌，加快建设服务于扩大内需、畅通循环的国际消费中心城市”，通过大运会等大型体育赛事的举办，创造各种体育消费场景，带动体育消费，实现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发挥“体育+”的聚合作用，进而带动成都的经济、社会、体育、文化、教育、科技、房地产等多个行业的繁荣与发展，“兴业”成为可能，最終实现“惠民”目标。

作者

首都体育学院管理与传播学院院长，国家体育总局国家体育产业研究基地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