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终于何处？

由于现代技术的广泛应用，城市能将我们带入何种未知领域？启蒙主义控制论的失效将在何种程度上改变未来的城市面貌？当人和非人具有功能的相似性，城市技术对人性概念发起挑战时，人性本身是否会变得多余？这些有关城市的关键性问题都在《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中得到了集中展现。这部由菲利普·迪克创作于1967年（出版于1968年，并于1982年被改编为电影《银翼杀手》）的科幻小说以未来的洛杉矶城为空间背景，通过对后人类身份、人性本质、人与技术的关系等的思考将我们带向了濒临死亡的城市终点，并在探讨技术作为一种手段将如何重新定义人的本质这一问题后，更进一步地揭示出人与非人之间的界限正是城市最后的瓦解对象。

一、城市终结的文化语境

如斯宾格勒所言，“世界的历史即城市的历史”，[1]也就是说，世界文明的历史就是城市文化的历史，每一种文化的兴衰又都伴随着城市理性不同程度的解放。城市理性在启蒙运动后得到最大限度的扩张，它强调技术的力量，坚信只要合理地运用技术，“城市就是力量的贮存器，就是使事物变得有序且宜于控制的力量源泉。”[2]在启蒙主义对城市技术进步的信仰中，一种以控制论为核心的城市技术被建构起来，但随着城市技术文化的无限扩张，人们对城市技术的兴奋感开始有所保留，反而对城市的未来发展充满了担忧和恐惧。雅斯贝尔斯曾在《现时代的人》中对技术文化扩张所带来的城市灾难作出“静观的预测”：“人们关心煤藏何时开采完毕，它只够用不足一千年;关心限制使用我们所能开发的一切能量;关心地球的最终冷却，一切生命将随之消失……人口的增多会导致战争，技术手段最终把生活的技术基础（因而也是把我们的文明）加以毁灭。”[3]一种基于技术理性无限膨胀而来的城市终结论就这样成为城市历史的另一种文化想象。由此，关于世界文明与城市文化的衰落被具体化为技术文化无限扩张的必然结果。

关于城市技术文化问题的反思，包括从城市与自然的关系、技术与人的关系到技术的本质、技术时代人的生存状态等方面，挑战着启蒙时代的城市观念，即城市是一种可以控制自然以获取人类所需资源的手段。强调理性与技术的启蒙价值城市观念传达出的似乎是这样的内在逻辑，首先，技术作为一种手段，服务于人类实现对自然的绝对支配与统治的目的;其次，人成为绝对中心与主体，其他事物则是作为技术对象而存在的。从17世纪英国产业革命后近代科技迅速发展，人类进入技术时代，到19世纪和20世纪技术理性与道德理性逐渐分裂，人从“理性动物”沦为“技术动物”，启蒙主义的城市理想被完全颠覆：城市不仅没有借助技术控制自然，反而在逐渐消耗自然;人不仅没能成为自高自大的“地球之主”，反而在极度的人类中心主义中丧失了人最应该具有的本质。在这里，现代技术城市成为历史进程的终点，随着新技术制造出新机器，城市面貌与城市心态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方面是由城市资源枯竭而引发的全球性生态危机。就像海德格尔指出的，在极度的技术意志之下，“人对地球一味的利用”[4]只会导致自然的严重破坏。世界在坍塌、地球在荒芜，便是海德格尔对技术时代城市最终命运的基本判断，这并不能被简单地视为一种历史悲观主义论调，海德格尔也并不是在脱离现实的语境中关注技术的纯理论纯学术命题，而是在探讨“随着近代以来技术的发展在西方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的根本变化及变化所包含的危险的发展趋势”[5]。全球战争、生态灾难、资源消耗等技术世界中严重的城市问题，正极大地影响着关于未来城市的预想。

另一方面，更为危险的是，“因为能够揭示持存的潜在能量，人类会自我膨胀为万物之主，这样一来，这种印象便会变得很普遍，即人们所遇到的一切都只以他所建构的方式而存在。”[6]换句话说，当人类以单纯的技术视野作为衡量万物的唯一标准时，万物也就只会成为千篇一律的技术生产材料，这将会对城市与人性本身造成全面的破坏，而这就是被海德格尔称为技术“座架”的最高危险。结果是，现代技术世界中，技术变得不再是人可以控制的手段或行动，更为本质地，它成为一种“以预定方式把现实物展现为储备物”[7]的框架或基本立场。技术时代的人总是摆脱不了这种框架或基本立场，不管他们如何行动以及想要如何行动，事物和人都始终避免不了在技术上被预定为储备物与生产原材料的最终命运。

不仅雅斯贝尔斯、海德格尔，也包括盖伦、舍勒、齐美尔、韦伯等人的论著中同样出现了相似的城市末日想象，城市终结及其相关探讨已经唤起了广泛的文化共鸣，其中，在城市终结之时人会怎样的问题成为最核心的关键问题。答案似乎是灰暗的，当技术立场将人性从主体和城市世界中排除时，自我和其他事物就一起被技术化了，独属于人性的东西经过一番机械化筛选与提炼后，最终什么也没有剩下，唯有物与物之间的技术关系世界。在这种技术关系世界中，留给人类的也只有与共同体毫无关联的匿名感与零余感、被挤压的人性，以及漂泊者的孤独感与脆弱感。

在这种新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城市成为一个具有完全不同意义的文学阐释领域。包括品钦的《万有引力之虹》《拍卖第49批》、奥斯特的《置身结束的国度》、威廉·吉卜森的《神经漫游者》以及菲利普·迪克的《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等在内的小说就是在技术时代城市终结的广泛文化共鸣下进行的文学创作，共同表达对城市技术世界的反思，关于城市的末世图景也就此成为城市现实加之于文学以及文学形式表达城市想象的双重建构結果。其中，作为哲学家与作家的迪克在对城市技术世界的反思中多了一种存在主义立场，安东尼·沃尔克在他的文章《菲利普·迪克小说中的心理系统》中提到，“正是罗洛·梅在《存在》中对存在主义者的介绍才让迪克转型为一名作家，不仅赋予迪克一种（存在主义的）世界观，反过来又将这种世界观赋予他的小说及其人物。”[8]在迪克的类似于存在主义文学作品的小说中，科幻元素、末日世界只能算是一种写作背景，对未来科学技术的预言和推测也不是迪克的创作重点，他一心想要探究的始终是末世想象下有关宇宙真实、技术滥用、心理困境等一系列命题。

二、关于城市的末世想象

迪克的《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展现了一幅核战后的世界末日图景，故事发生在熵定律下已完全耗尽自身的未来城市洛杉矶。经历了核战后，放射性尘埃不仅使地球生物濒临灭绝，更对人类身体与智力造成严重影响。随着地球环境越来越不适合人类生存，大批人类移民外星球，为了鼓励残留人口移民，政府为每个移民配置一个仿生人，以协助他们更好地在外星球生活。在此情况下，留在地球上的人越来越少，其中包括被辐射感染的不能移民的“特障人”。由此为背景，迪克以科幻形式集中讨论了末日中的人类困境与宇宙原则问题。

全球危机和人类濒临灭绝后的人类心理状况是迪克末日想象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作为末日战争中为数不多的幸存者，不管是被迫移民到新的星球，还是只能在地球的放射性环境中逐渐退化，他们会是什么感受呢？这部小说（《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促使我们思考这个问题。”[9]那么，对于这些人类幸存者来说，最为强烈的心理感受是什么呢？答案是巨大的孤独与疏远，以及由此而来的无限寂静与沉默：

寂静，从木家具和墙壁中突然闪现出来，对他一记猛击，像凝聚了一座大风车的所有力量一样沉重。……他站在关掉的电视旁边，感觉到寂静不仅是看得见的，而且是活生生的。……这个世界的寂静再也抑制不住贪婪，尤其是在它已经几乎赢得整个世界的时候。……对于其他留在地球上的人，空虚的感觉是不是也如这般？[10]

为了避免巨大的孤独所带来的寂静，仍然有成千上万的人选择留在已经破败不堪的地球上，聚居在城市里，以便在真人的彼此存在中获得心灵慰藉。更多的情况是，像伊西多尔那样，通过共鸣箱的连接效应与墨瑟达到融合，实现与其他幸存人类的情感共鸣，以建立起新的精神共同体。而对于那些已经移民外星的人来说，仿生人就是他们获得另一种形式的陪伴与慰藉的技术手段。就像小说中刚移民到火星的卢格曼太太在采访时说的，“在这样的艰难时刻，拥有一个可靠的仆人，我感觉安心很多。”[11]如果从末日世界人类生存状况和心理创伤的角度来看，整部小说的主要冲突就可以解读为：孤独与如何使用技术手段来缓解孤独。然而，在小说中，冲突的解决基本无效，根本原因在于寂静不仅仅是“缺少陪伴”，更具有一种本体论意义，在一个人类文明逐渐瓦解与人类存在痕迹不断被抹除的世界中，寂静象征着一种技术手段无法阻挡的摧毁一切存在的瓦解力量。换个角度来看，与其说末日世界里人类必然要与孤独和寂静抗衡，还不如说人类的真正敌人是世界不可避免的衰败过程，小说将这个过程称为“基皮化”，它在人类城市空间的蔓延使人类在一切技术上的努力都变成徒然。

小说中，整个宇宙都在朝着不可逆的、绝对化的基皮化状态演变，这就是贯穿整个宇宙的最根本原则：“基皮就是没用的东西，垃圾邮件啊，空火柴盒啊，口香糖包装纸啊，昨天的报纸啊。周围没人的时候，基皮就会自我繁殖。比如，如果你睡前在房间里留了些基皮，第二天醒来就会发现基皮增加了一倍。基皮总是会越变越多。”[12]没有人能抵抗基皮，基皮最终会驱逐包括人类存在在内的一切非基皮。这是一个能量被耗尽的过程，或者说是所有原料变得无效化的过程。杰里米·里夫金在《熵：一种新的世界观》中质疑了技术统治，他指出，技术的本质是一种转化，技术实质上就是自然界能量的转化器，在这个转化过程中，城市封闭系统中的能量必然会从有效转化为无效，从可利用转化为不可利用。“每一个加快能量流通的新技术所体现的所谓效率的提高，实际上只是加快了能量的耗散过程，增加了世界的混乱程度。”[13]而且，新技术手段本身越复杂，规模越庞大，它所耗散的能量越大，耗散能量的速度也越快。结果就是，作为新技术原料而被利用的一切最终都将化为无用的废料，这就是城市必将进入的一个不断耗尽自身并且以废物、寂静、死亡为终点的熵化过程。在《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中，城市逐渐成为被“没用的东西”占领的“基皮世界”就是对城市熵化过程的隐喻。艾略特以现代伦敦为中心的荒原景象、品钦小说中被冰雪冻得死寂的维苏城等都是以熵定律描绘的末日图景。可以说，20世纪的末日想象主要转向了熵理论下的宇宙本质探讨。不同的是，艾略特希望借助神话的力量再次接触原始能量，品钦没有给出任何与神话相关的解决方案，迪克也无意于寻求解决与救赎的方式，只是在探究未来城市困境的同时，准确表达人类内心的真实感受与困惑。

三、城市技术与人性

施密特将技术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工具阶段，即劳动过程中需要的能量和智力主要依赖于行为主体;第二个阶段是机器阶段，即劳动过程中需要的能量被技术手段客体化;第三个阶段是自动化阶段，这个阶段中，技术达到了手段和方法上的完美，行为主体的体力和智力投入都成为不必要。[14]根据这三个阶段的技术运作特征可知，现代城市中逐渐臻于完善的技术手段已经将我們带入技术发展的自动化阶段。阿诺德·盖伦提醒我们，在技术自动化阶段，“被客体化的是行动循环本身，包括它的控制和方向。同时，通过循环的感觉驱动过程而在运作的那部分生理生命也被客体化了。”[15]其结果可能会是，某些生命过程被当作外部世界无生命的客体，或者是，某些外部世界无生命的客体被当作生命过程的组成部分，也就是说，技术的进步将能使人类在生物生命中运作的组织原则转移到无生命的技术装置中。因此，在关于技术发展将会把城市带往何处以及人类对于技术奴役的恐惧想象中，技术往往成为“被告”。而在《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中，迪克通过探讨极端情形下技术手段使得人性与非人性、生命与非生命的界限模糊，表明技术的“罪过”并不是技术装置的问题，而是一种更深层次的使用技术时伴生的精神问题与情感问题。

末日情境下，人类经历了一系列生存的、情感的、交流的内在创伤，现代技术发展成为一种很好的调节装置，直接参与了人类生命本身的建构过程，而当技术与人类生命本身建立共生关系时，却是以人与自己内在本质生命的疏远为代价的。《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以情绪调节器传来电流将主人公里克·德卡德闹醒开篇。核战后，由于身体机能的严重受损，人类普遍患上了一种被当作精神病态的“情感缺失症”，即无法对感觉到的外部刺激作出相应的情感回应，对自身的精神状况失去操控能力，因此无法建立与他人的稳固关系。通过在彭菲尔德情绪调节器上设定不同的档位和号码，就可以实现人们对各种预期情感状态的调适与体验，比如拨到888号就会有想看电视的渴望，调到D挡就能保持进取创新的工作态度。里克与妻子伊兰的关系也只能靠将调节器拨到594号，即“永远对丈夫的无上智慧心悦诚服”来维系。由此，技术在对传统身体和情感的操控与解构中获得了治疗创伤的合法性。

一方面是技术本质上构成了一种不可或缺的生命内在形式，另一方面，成为技术性的又是生命过程的一个自然组成部分。在《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中，“拥有和照顾动物是一个人社会和经济地位的标志，同时也是一个人人性的表现。”[16]动物成为象征人性本质的外在标志，承载着过重的符号意义。那些既想显示自己的同情心、道德心，又负担不起一只真动物的人就“只能用赝品充数了”。假动物在外观上与真动物别无二致，只有在发生机械故障时才会显出其假来。对于里克来说，是真羊还是电子羊没有什么情感上的差异，这只是一种维护自身形象的工具，我们并“没有感受到他的真羊的死在个人情感层面上给他带来过任何悲伤，也没有感觉到他与电子羊之间的关系有什么不同”[17]。电子动物自然而然地成为真动物生命过程的继续，成为真动物死亡之后生命过程的另一种延展与补偿，真动物最终被电子动物所取代。所以也就不难理解，小说中皮尔森太太的真猫死亡之后，顺理成章的情节就是“我们给您换一只完美的电子复制品？我们可以让惠尔赖特·卡彭特给我们制作一只电子猫，身上的所有细节都跟原来那只猫一模一样。”[18]技术上的有效替换就此成为解决动物死亡的最佳途径。动物如此，人类自身呢？是否也能通过技术手段制造一种人类生命的复制品甚至替代品呢？迪克笔下血肉身躯和言谈行为都与人类一样的仿生型高级智能机器人就是对这一问题的想象性回答。

迪克在《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中实质上解构了人与仿生人，即人与智能机器之间的根本区别：人与智能机器之间的“跨界”共生使得智能机器本身获得了一种可以称之为机器式主体的主体性，仿生人由此进入一个阿甘本所称的完全“无区分领域”（zone of indistinction），人与动物、人与机器、主体与客体、生命与非生命等诸种区分在其中皆被取消。小说中，里克是一个以追捕从火星逃回地球的仿生人为业的赏金猎人，而如何准确区分真人与仿生人成为比追捕本身更为重要的工作。沃伊特·坎普夫移情测试成为判断的重要依据：“一个仿生人，不管智力上多么卓越，永远都理解不了默瑟主义追随者经常经历的那种融合感。……移情现象只存在于人类社群中。”[19]然而，移情测试的效果是有限的，一小部分人类，即患有精神疾病或本身就性格冷漠的人，无法通过测试，而另一些仿生人，如被植入假记忆的蕾切尔·罗森、表现出哀悼和恐惧的普里斯·斯特拉顿，却可以通过测试。当不能通过移情测试时，仿生人被界定为虽然具备了也许比人类还要高的智力，却对其他生命无动于衷，是一件为满足人类需求而设计的机器，一件杀死了主人并逃回地球的机器就理应被“关掉”。为了取得“关掉”仿生人的合理性，人类自身有意识地训练移情能力，以建立以人为中心的等级制度。但是，从技术的角度来看，这种理所应当被“关掉”成为“他们最喜欢杀人”的借口，移情测试的部分有效性又进一步消解人本主义对人的本质性界定。因而，在真人与仿生人跨主体交流的“无区分领域”中，涉及的不仅仅是智能机器的技术性问题，更是将非人元素纳入人类现实的身份操演问题。

四、“超空间”中的身份操演

《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为我们构建了一个鲍德里亚意义上的无法区分现实与虚假、真实与模拟的“超真实世界”：“超真实世界代表了一个更高阶段，它消除了真实与想象之间的差异。非现实不再只存在于梦境和幻像中，而是存在于现实中或自身幻觉相似性中。”[20]也就是说，在超真实空间中，本来由人制造出来的客体或经验却表现出了它们自身的现实性与真实性。伊西多尔无法分辨真猫和仿生猫，他将生病的真猫当成发生机械故障的仿生猫，想要以处理机械故障的方式（检查肚毛下隐藏的控制板和充电接口、寻找短路的根源）“治愈”它。对于伊西多尔来说，“这些都是活的，连假动物都是活的。他可能还试过把它救回来。”[21]小说世界的超空间性集中体现为缺少一种对人类主体和非人类主体范畴与边界的明确划分，主体的建构与身份的操演由此呈现为一个多主体之间相互塑造的动态模式。

我们知道，身份总是建构于一个与他者的可能性关系的塑造过程中，这个过程也就是一种操演（performativity）。操演一词来自朱迪斯·巴特勒的“性别操演”（Gender Performativity），它解构了传统意义上具有稳定性的性别关系，宣告了一种在多元、流动主体空间中的身份建构。《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通过抹去清晰的“人类”概念，检验跨主体开放空间中的身份重塑，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到小说前后部分之间的转折，如果说前半部分是对人本主义的一再重申的话，后半部分则抹除了人本主义权力结构中“人”的中心位置，打开了不同主体之间的伦理界限，导向一种后人类伦理关系。吉尔·加尔文在《走进菲利普·迪克〈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的后人类共同体》一文中将该小说称为“控制论时代的成长小说”，认为它描绘了后人类时代的主体觉醒。[22]我们姑且不谈小说中的人物是否完全將自身扩展为后人类共同体中的一员，但吉尔谈到的小说中后人类时代的主体建构问题却是切中要点的。基于此，我们可以以赏金猎人里克对仿生人的认识与态度的前后变化来说明这一跨主体开放空间中的身份操演问题。

小说前半部分，里克的主体性很大程度上是以移情能力为核心的人类中心主义意识所塑造的，这种移情能力并不源于以群体性交往为基础的文化建构，而是基于默瑟主义的不断训练。通过将人类定义为具有移情能力的特殊范畴与类型，小说确立了与具有移情能力/不具有移情能力相对应的人类/非人类（特障人、仿生人、动物）等级序列，不具有完全移情能力的特障人滑向了被人类贬低的非人类领域，被称为“鸡头”的特障人伊西多尔能清晰地感受到自己的“非人类”地位：“他没法通过最基本的智力测试，这样他就成了俗称鸡头的智障人士。他每天盯着的蔑视目光有三个星球那样重。”[23]人类在移情能力的“特权”下显示着自身的权威性，仅仅将仿生人放在其文化想象中非人的工具性位置上，而动物（不管是真动物还是仿生动物）只是人类移情能力的对象，人类因此被本质化具有绝对的优越性，人类与非人类主体性边界的维护使得人类对非人类的任意处置将不包含任何道德与法律上的顾虑。里克无法脱离这样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权威性，在追捕仿生人之初，他只是将其视为一种更加聪明的机器，一种对更高形态的人类生命的模拟。但是，在追捕过程中，在与仿生人跨主体交流中，里克开始对死在他手里的仿生人产生移情：“他的直觉感到自己是对的。对人造物品的移情？他问自己。只是假装有生命的物品？但鲁芭·勒夫特是那样生机勃勃，完全不像一个模拟生命。”[24]通过将仿生人的生命合法化，里克逐渐违背了自己的人类中心意识，将自我编码为允许其他主体介入与融合的多元场域，从而开启了一种导向后人类开放世界的可能性。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小说并没有以里克简单接受一种新的后人类伦理道德与后人类身份建构而结束，更准确地说，在小说结尾，里克被悬置在人类中心主义世界与后人类跨主体开放世界之间。这首先表现在，虽然对仿生人产生了同情，里克还是在默瑟的指引下杀掉了追逃名单中剩余的仿生人。这是默瑟主义对里克之身体行为实践下达的绝对指令，是对人类特殊本質与人类/非人类本体论边界的最后宣告。但是，即便遵循了默瑟的指令，里克也无法退回到人类世界中，他最终脱离了人类中心的权威性框架，成为某个完全陌生的“非自然的自己”。其次，里克接受了其他主体生命的有效性，但这种有效性却又被其看作几乎是没有意义的。当里克在城市荒野中拾回的一只蟾蜍被证明是假动物时，他说着“电子动物也有它们的生命。只不过那种生命是那样微弱。”[25]这既可以被视为一种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回归，也可以看作是对新的跨主体生命关系的初步承认。更为重要的是，这预示着一种对主体边界性的消解，在这样的消解中，再继续谈论什么才是真实的人类本性，超空间中真实与虚假的界限何在，都显得没有什么意义，现代技术就这样将城市引向一个取消了人之存在的终点。

【作者简介】王淑娇：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注释：

[1]〔德〕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第2卷，吴琼译，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82页。

[2]〔美〕理查德·利罕：《文学中的城市：知识与文化的历史》，吴子枫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页。

[3]〔德〕卡尔·雅斯贝尔斯：《现时代的人》，周晓亮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31页。

[4][7]〔德〕马丁·海德格尔：《演讲和论文集》，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98页，第24页。

[5]宋祖良：《拯救地球和人类未来——海德格尔的后期思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7页。

[6][9]Christopher A. Sims， “The Dangers of Individualism and the Human Relationship to Technology in Philip K. Dicks Do Androids Dream of Electric Sheep？， ”Science Fiction Studies， Vol.36， 2009.

[8]Anthony Wolk，“The Swiss Connection：Psychological Systems in the Novels of Philip K. Dick， ”Philip K. Dick： Contemporary Critical Interpretations， Ed. Samuel J. Umland， Westport，CT：Greenwood，1995，pp.101-126.

[10][11][12][18][19][21][23][24][25]〔美〕菲利普·迪克：《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许东华译，译林出版社，2017年版，第18-19页，第17页，第65页，第81页，第29页，第78页，第18页，第143页，第253页。

[13]〔美〕杰里米·里夫金、特德·霍华德：《熵：一种新的世界观》，吕明、袁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59页。

[14][15]〔德〕阿诺德·盖伦：《技术时代的人类心灵：工业社会的社会心理问题》，何兆武、何冰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7页，第17-18页。

[16][17]Sherryl Vint， “Speciesism and Species Being in Do Androids Dream of Electric Sheep？，”Mosaic，40.1， 2007.

[20]〔法〕让·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夏莹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8页。

[22]Jill Galvin，“Entering the Posthuman Collective in Philip K. Dick s Do Androids Dream of Electric Sheep？ ，”Science Fiction Studies， 24.3， 1997.

（责任编辑 刘艳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