弋舟小说集《刘晓东》中的存在困境探析

摘 要：弋舟的中篇小说集《刘晓东》通过一代人生活与命运的共鸣与共振向我们展现出现代社会中个体难以逾越的存在困境。在小说中，存在困境向外指向社会——个体在利己主义横行、价值排列失序的病态社会与生存的两难危机中丢失自我与本真，堕入“沉沦”的深渊；向内指向心灵——在与自我、与社会的对立中，认同的缺失与存在的焦虑共同构成了人的存在的内在困境。弋舟在时代的黑暗与灵魂的迷失之下将人对生命的坚守作为超越困境的唯一途径，在无止境的自疚与自罪中探寻人类自我救赎的可能。

关键词：《刘晓东》 存在困境 疾病 自我认同

英国诗人库伯曾说：“上帝创造了乡村，人类创造了城市。”近代以来，人类与城市长久共存，相互塑造。人类欲望的膨胀致使城市不断扩张，同时，城市的繁华喧闹也遮蔽了人类潜滋暗长的罪恶与贪婪。作为拥有丰富城市生活经验的先锋作家，弋舟的小说素来专注于城市书写，但他并不费心于渲染城市生活的五光十色，而是将笔触伸向城市的背阴面，以个体的生活现状作为切入点描摹真实的城市图景，展开立足于现代城市体验的生命与存在之思。

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将人的存在表述为一种独特的存在类型——“此在”，此在的基本状态就是“在世界中存在”。但在当下的现实处境中“此在”往往会丧失“真实性”，逃避自我而托庇于共我，于是便会陷入一种“沉沦”的状态，成为一种非本真性的存在。步入现代社会之后，随着生产力和科技的不断进步，人类的物质生活愈加丰富与优裕，但随之而来的利己主义横行、价值排列失序，使得人们很容易被投掷进虚无与孤独之中。在物质生活流光溢彩的表象之下是情感共鸣的衰弱与个人理想的丢失，以效益分析来决定一切的工具理性占据了主导地位。人类开始走向平庸与狭隘，在“沉沦”中丢失自我与本真，蜷缩于存在困境之中挣扎求生。

一、困境之“外”：社会隐疾与生存危机

《刘晓东》里最为常见的是各种病态存在的人物，如癫痫、癌症、酗酒、抑郁……这些疾病在文字上表现为生理的病痛或精神的失常，实际上还具有隐含的社会性指向。在文学创作中，以疾病作为隐喻载体的传统由来已久：“对疾病的叙述，既是对个人境遇的喟叹，也是对群体生存现状的不平；既是对愚昧落后的指斥，也是对社会混乱无序的控诉。”弋舟频繁指涉疾病这一母题，正是为了以个体的病症为视角窥视社会的隐疾。在小说文本里，“时代”一词多次出现，指代着病态的社会，被控诉为一切悲剧与罪恶的元凶。“时代”是因，是所有挣扎与救赎的源头；“时代”也是果，是所有绝望与罪罚的归宿。个人若是与时代对立，就会陷入生活的窘迫之中；若是被时代同化，则会面临自我“沉沦”的深渊。时代仿佛一双可以撕裂一切的大手，给故事的氛围与情节的走向蒙上了一层宿命般的悲剧意味。在时代阴影下暗暗发作的社会隐疾与生存的两难危机共同筑造了人的存在的外围困境。

《等深》中的周又坚是一个激昂的批判者，起初他站在时代与社会的对立面，对其进行激烈的斥责。他不容忍，亦不宽恕，试图用刺耳的咆哮覆盖住生活中的噪音，咆哮若不足以发泄精神上的愤怒，便会爆发成生理上的痼疾——癫痫。在时代变迁后，周又坚理所当然没有被社会所接纳，他在物质上无法供给家庭理想的生活，在精神上受到的贬抑与打击亦无法得到治愈，于是彻底沦为一个“格格不入、被世界遗弃的病人”。在周又坚进退维谷的生存境遇背后，是社会夺目斑斓的外表下掩藏的人情凉薄与世俗罪恶。

除了生理上的病症，精神上的疾患同样也是社会隐疾的并发症状。《而黑夜已至》中的刘晓东是一个自我诊断的抑郁症患者，他以“悲观、注意力减退、自我评价降低、食欲下降”等症状将自己划入抑郁症的阵营，实际上是对自己所背负之罪的自我归咎与自我审判。在他的视角之下，整个社会与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被笼罩在“罪”的阴影之下，无法获得自我的自由与解放。同样患有抑郁症的还有成功商人宋朗，他全程参与了城市的改造，给城市披上了光鲜华美的外袍，但也让城市变得如同一具罹患疾病的身体，在无节制的消耗和挥霍中被缓慢而又悄无声息地腐蚀和损害。他背负着更为深重却没有具体来路的罪感存在于世，在明显的诈骗陷阱面前，他没有揭穿，而是选择支付代价以减轻心中的重担。无论是刘晓东还是宋朗，他们都在聊胜于无的意义中寻求慰藉，在“有罪”的判决之下艰难自救。但他们无法治愈社会的隐疾，也无力填补时代的裂缝，他们自救、救人的努力注定是徒劳的。

二、困境之“内”：认同缺失与存在焦虑

马克思将人的本质界定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现实生活中，个体无法脱离社会存在，个体的活动、交际总是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中，而认同正是社会关系形成、存续的基础。进入现代社会后，个体常常会陷入一种“为何存在”以及“如何存在”的迷失之中，这种迷失直接指向的就是当代社会的自我认同问题。弗里德曼在《文化认同与全球性的过程》中认为消费是现代社会创造认同进而构建自我的方式。在这样的尺度下，个人的价值被“物”所衡量，对存在意义的追寻演变成了对货币、财富等“符号”的追逐，个体的情感、理想、价值观的内在同一性开始瓦解，进而陷入一种“存在的焦虑”之中。学者杨经建指出：“存在的焦虑是指个体存在者在‘异化的实存状态中最为基本的心理感受和情绪体验，这不是一種病理性焦虑，而是生命存在的本体性焦虑。”个体面对日益强烈的物质崇拜与信仰崩坏，无法寻得自我存在的意义，同时遗失了对社会的归属感，于是无法自拔地陷入与自我、与他人、与社会三重对立的存在困境之中。

《刘晓东》中的人物也同样面临着自我认同缺失所带来的存在焦虑，这种缺失与焦虑首先来自人物对于自身的凝视与反省。在《等深》中，刘晓东因为与莫莉的不伦关系而陷入了“失语”的处境中，其声音的变化实际上是自我认同缺失的外在表现。当深夜接到莫莉打来的电话时，刘晓东原本温和的男中音一下变得“喑哑、粗涩，像一阵风从砂纸上挤过去”；与莫莉保持肉体关系的期间，刘晓东的声音一直保持着令自己厌恶的陌生感；直到刘晓东帮助莫莉找到了失踪的儿子，看到将一切都复原的希望后，他失真已久的嗓音才翩然归来，“沉着、冷静、自信满满，就像一个归来的自己”。

缺失与焦虑还来自他人与社会对于个体的审视。《所有路的尽头》中的邢志平是一个被他人冠以“弱阳性”称号的男性，他因童年的阴影而落下病根——任何重大的心理危机都会转化为生理的疾患，但肉体上的病苦对于邢志平而言并不是难以克服的，真正压垮尹志平的是由于认同缺失而引发的孤独。孤独是《刘晓东》里的每一个人物都难以摆脱的一种情绪，在邢志平的身上尤其强烈。自青年时代起，邢志平就如同他的名字一样——普通、无趣，他以颤抖的窘态独自面对恐怖的未知世界，直到他遇见了那个时代闪耀的青年诗人——尹彧。萨特曾提出，“他者”在主体建构自我的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尹彧作为邢志平潜意识中的“理想自我”，填补了邢志平自我认同的缺失，给了邢志平生活的信心与勇气。但当被邢志平视为偶像与禁忌的“理想自我”的形象轰然倒塌后，他终于丧失了最后的自我认同，走向了自杀的道路。

弋舟抓住了迷失、孤独、焦虑等当今时代的人们最为常见的心理状态，精准而深入地进行探索与书写，切中了时代的脉搏。可以说，“弋舟对人物精神世界的开掘，是建立在对时代精神的深刻把握之上”。小说中每个孤独的个体都仿佛绝缘地存在于现代社会中，只有通过建立日常生活碎片与时代的深层联系，我们才能深入灵魂的内里，完成人物的心灵旅行，对其存在的内在困境进行探析。

三、超越困境：生命坚守与自我选择

《刘晓东》是一部关注当代人与城市的小说集，弋舟在三个故事的精巧布局中“苦心经营了一个‘刘晓东家族人物画廊”，以有限的篇幅向我们清晰展现了十余个人物的城市生活画卷。在《刘晓东》中出现了多种类型化的人物，如中年失意的知识分子、迷失于爱情与欲望中的女性，等等，但作者的主要意图并非是创造某种具有典型性的人物群像，而是通过人物间的共鸣、共振强化意旨，表现出作品所具有的现实深度。

刘晓东是《等深》《而黑夜已至》《所有路的尽头》三个独立故事共同的男性主人公，在三个故事中，刘晓东的具体形象不尽相同。站在读者的立场上，与其把刘晓东当作一个单一完整的人物形象，倒不如将其视为作者所需要的普遍性的集合体，以及作者创作的内在诉求的体现者。在这个意义上，围绕刘晓东出场的其他人物亦是这一中心主体的分身。正如学者李雪所说，弋舟意在“搭建一个同代人对话的平台，孤独的个体借助沟通、探知、在对方身上认出自己，来建构具有同质性、整体性的‘我们”。通过不同地位、不同经历的“刘晓东们”最终无一例外溃败于时代的相同结局，小说在人物命运的不断反复中逐渐深化了人与时代之间的矛盾主题，暴露出当代人们所共同面临的存在困境。

梭罗曾说：“大多数人都生活在平静的绝望中。”现代的存在困境的形成是历史、政治、社会、经济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仅靠个人的力量是难以挣脱的。正如海德格尔将“沉沦”看作此在的一个必然状态，存在困境也成为现代人一种“必要的生命经验”，且会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变得愈加艰难。面对这种无可逆转的趋势，弋舟试图以自己的创作给予这个时代的人一种“劝慰性的温暖”，流露出一种悲悯的关怀。《刘晓东》里的三个故事基本都是以两个负罪者的相互救赎贯穿始终的，在同样经历过时代的断裂的同代人之间，没有冷漠的调侃，也没有激烈的指责，有的只是两个破碎灵魂间的惺惺相惜。弋舟“以‘罪之名写救赎之实”，在黑暗的夜幕之上仍洒落了几点希望之光。

《所有路的尽头》中的刘晓东与邢志平仿佛是镜面反射下的两个相似个体，他们有着相近的生日，有着相近的经历，甚至处于相同的人生境遇。刘晓东竭力去追寻邢志平自杀的根本动力正是为了给自己“提供出一個最终解决的参考”，而他最终并没有选择和邢志平一样的道路，而是将生命作为最后的坚守。在这个时代，“世界越来越不由分说地将人变成一个寄居者”，原本澄澈的空气被“煤烟、粉尘、玩笑与恶作剧”侵占，人要在这世界中生活，就要蒙受一层“油脂般的污垢”。但大多数人仍然选择“保持着他们那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样子”，“生活在烟尘之中”，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认识问题的实质，才有可能去解决问题”。尽管弋舟在小说中并没有给人物提供一个救赎的途径，甚至给刘晓东这代人下达了“注定失败”的判决，但他们自救与施救的努力却没有停止。在这个意义上，存在困境中的生命存在本身，就是对困境的一种超越。

作为生命的一种延续，弋舟还将希望放在了下一代身上。在小说中为数不多的少年人物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在其父辈身上难以看见的优秀品质。《等深》中的周翔就是这样一个少年，在他身上我们甚至可以感受到遗失了几个世纪的“古风”。他“独自怀抱短刃上路”，向社会的强势者发起复仇。他没有选择躲避在“十四岁”这一法律的保护伞背后，而是跨越了它，“光明磊落地谋求着敢作敢为的责任”。在他的比照之下，成年人是如此狡猾与不堪。刘晓东在寻找失踪的周翔时依赖的所谓“直觉”，其实不过是当代社会价值体系下成年人世界约定俗成的“肮脏油腻”的规则，这一规则在周翔身上频繁遭遇否定。在成年人苟延残喘于世的时候，这个孩子却响亮而郑重地向着罪恶要求等深的惩罚。周翔就像是仍没有被社会击倒的周又坚，他坚定乃至倔强地走向自我选择的道路，完成了自我困境的超越。

弋舟在谈《而黑夜已至》的创作时曾说：“我从来相信，时代浩荡之下的人心，永远值得盼望，那种自罪与自赎，自我归咎与自我憧憬，永远会震颤在每一个不安的灵魂里。”《刘晓东》是一部同时关涉社会与自我的小说，弋舟将自己的真实体验与自我反思融入其中，表现出对人的存在状态的隐忧。每一个故事看似有了结局，其实远未结束，“刘晓东们”仍将沉浮于时代与社会之中，但对生命的执守或许能够给予他们自我选择的勇气，在时代的铁链之下找到超越困境的具体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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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陈阳，南通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 辑： 赵斌 E-mail：mzxszb@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