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种不同诊断标准下的代谢综合征患病率研究

周慧赟,王 静,李秀川,雷婷婷,王 磊

代谢综合征(metabolic syndrome,MetS)是一组包括肥胖、高血压、血脂异常、糖代谢异常等多种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在内的临床症候群，到目前为止，全球关于MetS的诊断标准尚未完全统一，目前常用的诊断标准有2005年国际糖尿病联盟(International Diabetes Federation，IDF)标准，2005年美国国家胆固醇教育计划成人治疗方案第三次报告(adult treatment panel Ⅲ，ATP Ⅲ)标准，2009年国际糖尿病联盟流行病预防工作组联合过渡声明(joint interim statement，JIS)标准，此外，2013年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 2013 Chinese Diabetes Society，CDS 2013)标准在国内应用也较为广泛。本研究采取以上四种标准对MetS的患病率进行调查，分析MetS 的流行现状，并对四种诊断标准的一致性进行比较，分析其适用性，为开展MetS的干预提供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的资料源于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2013年体检中心健康体检者。纳入标准：体质量指数(BMI)、腰围、收缩压(SBP)、舒张压(DBP)、吸烟、饮酒、血常规和血生化指标，包括空腹血糖(FPG)、总胆固醇(TC)、三酰甘油(TG)、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等数据均齐全者。排除标准：研究对象有肿瘤和先天性疾病史；有重大精神障碍史；以上资料有一项缺失者。

1.2 研究方法 人体测量指标包括研究对象的身高、体质量和血压。根据身高及体质量测量最终结果计算BMI。血常规与血生化指标：被测量者禁食、禁水时间至少12 h，采用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测定FPG、TC、TG、HDL-C、LDL-C及碱性磷酸酶(ALP)、丙氨氨基转移酶(ALT)、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谷氨酰转肽酶(GGT)等生化指标。

1.3 MetS的诊断标准

1.3.1 CDS2013标准[1]符合以下3项及以上者即可诊断。(1)腹型肥胖:男性腰围≥90 cm，女性腰围≥85 cm；(2)高血糖:FPG≥6.1 mmol/L或餐后2 h血糖(2 hPG)≥7.8 mmol/L和/或已确诊为糖尿病并接受相应治疗者；(3)高血压:血压≥130/85 mmHg和/或已确诊为高血压并接受相应治疗者；(4)空腹TG≥1.70 mmol/L；(5)空腹HDL-C<1.04 mmol/L。

1.3.2 JIS标准[2]符合以下3项及以上者即可诊断。(1)腰围升高：中国男性≥85 cm，中国女性≥80 cm；(2)TG≥1.7 mmol/L，或已接受治疗者；(3)HDL-C降低：男性<1.03 mmol/L，女性<1.29 mmol/L，或已接受治疗者；(4)血压升高：SBP>130 mmHg和/或DBP>85 mmHg，或已确诊并治疗者；(5)FPG升高：FPG>5.6 mmol/L，或已确诊并治疗者。

1.3.3 IDF标准[3]以中心性肥胖为必备条件(中国的腰围标准：男性≥90 cm，女性≥80 cm)，合并以下4项指标中任意2项及以上者即可诊断。(1)高TG：TG≥1.7 mmol/L；(2)低HDL-C：男性HDL-C <1.03 mmol/L，女性 HDL-C <1.29 mmol/L，或已接受相应治疗者；(3)高血压：SBP≥130 mmHg或DBP≥85 mmHg，或已诊断为高血压；(4)高血糖：FPG≥5.6 mmol/L，或已诊断为2型糖尿病。

1.3.4 ATP Ⅲ标准[4]符合以下3项及以上者即可诊断。(1)亚洲男性腰围≥90 cm，亚洲女性腰围≥80 cm；(2)TG升高：TG≥1.7 mmol/L，或已接受相应治疗者；(3)HDL-C降低：男性 HDL-C < 1.03 mmol/L，女性 HDL-C <1.29 mmol/L，或已接受相应治疗者；(4)血压≥130/85 mmHg和/或已确诊为高血压并接受相应治疗者;(5)FPG≥5.6 mmol/L，或已诊断为2型糖尿病并治疗者。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t检验和χ2检验。对四种诊断标准的一致性比较采用Kappa检验。Kappa≤0.40一致性较差,>0.40～0.60一致性一般,>0.60～0.80一致性较好,>0.80一致性极好。

2 结果

2.1 调查对象基本特征 本次共纳入1 561例，男925例，女636例;年龄18～85岁。男性的年龄、BMI、FPG、TG、LDL-C、腰围、SBP、DBP均高于女性(P<0.05～P<0.01)；而女性的HDL-C水平高于男性(P<0.01)(见表1)。男性吸烟率30.6%、饮酒率50.9%，均高于女性的9.9%、21.2%(χ2=93.50、139.90，P<0.01)。

表1 不同性别研究对象的基线特征

2.2 不同性别四种诊断标准下MetS患病率比较 JIS标准下MetS患病率最高，为26.6%，其次ATP Ⅲ标准下MetS患病率为25.8%，IDF标准和CDS标准下MetS患病率分别为20.3%和19.3%。CDS、JIS、ATP Ⅲ标准下男性MetS患病率均高于女性(P<0.01)；而IDF标准下男性、女性MetS患病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表2 不同性别四种诊断标准下MetS患病率比较[n;百分率(%)]

2.3 不同年龄四种诊断标准下MetS患病率比较 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四种诊断标准下MetS患病率均呈增加趋势(P<0.01)(见表3～5)。

表3 总人群不同年龄段四种诊断标准下MetS患病率比较[n;百分率(%)]

表4 男性人群不同年龄段四种诊断标准下MetS患病率之间比较[n;百分率(%)]

表5 女性人群不同年龄段四种诊断标准下MetS患病率比较[n;百分率(%)]

2.4 四种诊断标准对MetS各组分异常的检出情况 除IDF标准下中心性肥胖为必备条件，四种诊断标准诊断的MetS检出率最高的为高血压，其次为中心性肥胖，最低的为LDL-C(见表6)。

表6 四种诊断标准对代谢综合征各组分检出率情况[n;百分率(%)]

2.5 四种诊断标准对MetS诊断的一致性比较 以JIS标准和ATP Ⅲ标准诊断的一致性最高，在总人群中两种诊断标准一致率为97.57%，Kappa值为0.937，P<0.01。在男性人群中以JIS标准和IDF标准诊断的一致性最低，两种诊断的一致率为89.73%，Kappa值为0.734，P<0.01。在总人群和女性人群中以CDS标准和IDF标准一致性最低，两种诊断的一致率分别为91.99%和91.67%，Kappa值分别为0.748和0.699，P<0.01(见表7)。

表7 四种诊断标准之间一致性分析

3 讨论

3.1 不同诊断标准下的MetS患病率不同 本研究分别采用IDF、ATP Ⅲ、JIS和CDS诊断标准对某医院2013年体检中心成年健康体检者进行筛查，发现其MetS的总体患病率分别为20.3%、25.8%、26.6%和19.3%，低于南京市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群 MetS 的患病率，分别为46.5%(IDF)、54.5%(ATP Ⅲ)、58.2%(JIS)和39.9%(CDS)[5]。根据IDF及ATP Ⅲ诊断标准，本研究与广东省[6]及江西省[7]报告的MetS患病率相近，分别为20.3%(IDF)、24.3%(ATP Ⅲ)和19.85%(IDF)、24.77%(ATPⅢ)，而CDS标准下，本研究MetS的患病率明显高于广东省(11.4%)和江西省(9.9%)。除CDS标准外，本研究MetS的患病率低于江苏省[8][分别为24.6%(IDF)、31.0%(ATP Ⅲ)和15.1%(CDS)]。本研究中MetS的患病率高于云南省6县[9][分别为13.1%(IDF)、16.6%(ATPⅢ)和10.0%(CDS)]。与国外的研究结果相比，本研究中MetS的患病率低于土耳其籍[10](IDF和ATPⅢ标准分别为44.0%和36.6%)、澳大利亚籍[11](IDF标准为30.7%)、马来西亚籍[12](IDF、ATPⅢ、JIS标准分别为37.4%、26.5%、43.4%)和约旦成年人[13](IDF标准为51%)，高于巴西城市成年人[14](ATPⅢ标准为22.7%)。各研究中的相同诊断标准下患病率存在差异，其原因可能与不同种族、生活环境及生活习惯等有关。

在已发表的评估中国人口的研究中，已经出现了不同的MetS患病率。根据CDS诊断标准，2001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显示，MetS的患病率为13.3%，2009年迅速上升至18.2%。按照相同的诊断标准，2014年的患病率为9.82%，低于2009年的患病率[15]。分析患病率不同的原因：首先，不同地区的饮食习惯可能是MetS患病率差异的重要原因，根据IDF诊断标准，吉林省[16]和陕西省延安地区[17]MetS的患病率分别为22.4%和26.4%。其次，不同的诊断标准也可能导致这些差异。如前所示，本研究、南京市[15]、广东省[16]、江西省[7]及云南省[9]等的报告显示，同一人群不同诊断标准下，MetS的患病率存在差异。第三，不同的社会经济地位可能是导致MetS患病率差异的重要因素。在上海的富裕城市地区，根据IDF诊断标准，MetS的患病率为33.9%[18]，而在宁夏的一些农村地区，按IDF诊断标准则为11.8%[19]。

3.2 不同诊断标准下性别对MetS患病率的影响 本研究对不同性别间MetS的患病率进行比较发现，采用CDS、JIS和ATP Ⅲ诊断标准，男性的患病率明显高于女性，与MIILLER等[20]的研究结果一致，提示MetS的患病率存在性别差异，而采用IDF诊断标准，男女间的患病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各研究对不同性别间MetS患病率的报道结论不一致。江西省[7]的报道显示，根据IDF和ATPⅢ诊断标准，女性MetS的患病率均高于男性，而根据CDS诊断标准，结果恰好相反，江西省的报道与李莹等[21]的研究结果一致。蔡瑞雪等[5]的研究发现，采用JIS、ATPⅢ和IDF诊断标准，女性MetS的患病率显著高于男性。而宋秀玲等[22]的研究结果显示，采用JIS和CDS标准，广东省成人男性MetS的患病率高于女性，与本研究结果一致。

3.3 不同诊断标准下年龄对MetS患病率的影响 既往的研究[23]表明，MetS的患病率随年龄增加而呈上升趋势，年龄的增长是MetS的重要危险因素之一，老年人是MetS的高发人群。本研究中总人群MetS的患病率低于大理白族自治州[24]、浙江省[25]、北京城区[26]、意大利[27]、墨西哥[28]调查的老年人MetS的患病率(分别为CDS标准36.87%、ATPⅢ标准28.7%、IDF标准53.4% 、JIS标准44.1%和IDF标准72.9%)。根据年龄进行分组研究发现，无论是男性人群还是女性人群，随着年龄的增长，四种诊断标准下MetS的患病率均呈增加趋势，与广东省的研究结果类似[22]。

3.4 不同诊断标准下MetS各组分检出率不同 对不同诊断标准中各组分的检出率进行调查发现，IDF诊断标准中中心性肥胖为必备条件，其检出率为100%，居第二位的为高血压，低HDL-C检出率最低。而CDS、JIS、ATPⅢ标准中，高血压检出率最高，其次为中心性肥胖，检出率最低的为低HDL-C。由此可见，高血压和中心性肥胖是MetS最常见的组分。在江西[7]、广东和江苏[29]进行的其他研究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因此，需重视对高血压和肥胖高危人群的防治工作。有证据[30]表明，钠盐摄入量增加是高血压的一个危险因素，因此，对高血压高危人群需减少钠盐摄入量。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生活节奏的不断加快，不规律的饮食习惯和久坐不动的不良生活方式，大量超重或肥胖人群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健康问题，需重视体质量增加的问题。

本研究对四种不同诊断标准的MetS检出率进行比较发现，JIS标准下检出率最高，ATPⅢ标准次之，其次为IDF标准，CDS2013标准下检出率最低。与蔡瑞雪等[5]的研究结果一致，而宋秀玲等[22]的研究结果亦显示，JIS标准对MetS的检出率最高，CDS标准最低。研究[25]结果显示，采用JIS标准，MetS的患病率最高，IDF次之，ATPⅢ最低。目前，关于MetS诊断标准的争论仍在继续，而争论的焦点集中在诊断的界值和侧重点上。分析四种诊断标准发现，各标准定义的各组分的界值不尽相同。JIS标准定义的腰围的界值最低，因此可以解释JIS标准下MetS的患病率最高，男性腰围的界值降至85 cm，导致男性MetS的检出率增加。而CDS标准定义的FPG及腰围界值最高，并且增加了2 hPG的临界点，HDL-C的界值未进行男女区分，因此导致CDS标准下MetS的检出率最低。根据IDF标准，中心性肥胖是诊断的先决条件，腰围则作为肥胖的衡量标准。而ATPⅢ标准中，腹围的界值与IDF标准相同，但中心性肥胖并非诊断的必备条件。因此相较于ATPⅢ标准，IDF标准下患病率相对较低。

3.5 四种诊断标准一致性比较 对四种诊断标准的一致性进行比较发现，无论是在男性人群中还是女性人群中，JIS标准和ATPⅢ标准诊断的一致性最高，与蔡瑞雪等[5，31]的研究结果一致。在男性人群中以JIS标准和IDF标准一致性最低，在总人群中和女性人群中以CDS标准IDF标准一致性最低。

综上所述，四种MetS诊断标准中，MetS的患病率虽有差异，但患病率较高。总体而言，男性患病率大于女性，且随年龄的增长MetS的患病率呈上升趋势，高血压和中心性肥胖的检出率最高。因此，MetS的预防和控制极为重要，对男性、老年人群要增加预防的意识，特别是对高血压、肥胖的高危人群，要加强健康教育，提倡均衡饮食，减少食盐摄入，鼓励人们积极参与以减肥为目标的全民健身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