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道一书籍装帧设计初论

王任

张道一先生在书籍装帧设计领域的实践和实绩，显示出他鲜明的设计思想、独到的远见卓识和美学追求。他师承书籍设计名家，注重装帧设计的整体观照，在设计实践中坚持以人为本、便利阅读的原则，重视装饰图案、色彩考究、古为今用，达到了根植传统、吸纳新知、融会贯通、雅俗共赏的设计风格和审美效果。

设计艺术；书籍装帧；张道一

张道一书籍藏书票设计

在理论研究之外，张道一先生非常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艺术创作和设计实践领域也收获了丰硕的成果，做出了积极的探索和卓越的贡献。他在书籍装帧设计领域的实践、实绩和探索，显示出他鲜明的设计思想、独到的远见卓识和美学追求。他师承书籍设计名家，注重装帧设计的整体观照，在设计实践中坚持以人为本、便利阅读的原则，他的书籍设计重视装饰图案、色彩考究、古为今用，达到了根植传统、吸纳新知、融会贯通、雅俗共赏的设计风格和审美阅读效果。现尝试将文献梳理与作品评析相结合，试论如下：

1.渊源有自：名师指导，亲身实践

“装帧”的概念主要是20世纪初在中国古籍向现代阅读方式和现代设计范式转型过程中融合中西方文化的产物。有学者指出“‘装帧’概念及其价值观、审美观的确立，代表了中国现代书籍设计早期范式的核心理念的形成。”[1]进入21世纪以来，“书籍装帧”愈来愈加重视书籍的全面的整体的多元化的设计，从而出现了以“书籍设计”取代“书籍装帧”的发展趋势。为了便于行文，并兼顾老传统与新时代、突显“装帧”的外表与“设计”的意匠，笔者在这里倾向于使用“书籍装帧设计”的概念。

在20世纪书籍装帧设计的发展进程中，诞生了鲁迅、丰子恺、陶元庆、钱君匋、陈之佛、庞薰琹等诸多书籍装帧设计大师。其中，陈之佛、庞薰琹、钱君匋都曾给予张道一许多切实的指导和教诲。张道一最初学的是平面图案(包括印刷和染织)，在华东艺专时期，常务副校长臧云远主张他专攻书籍装帧。因此，书籍装帧一度成为他的主攻方向。1953年3月，张道一到华东人民美术出版社（即今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第三编辑室作装帧设计的进修和实习，参加了六期《工农兵画报》的编印工作。他为书籍作封面，为宣传画写标题字，并到印刷厂实习，了解了装帧和印刷的全部工艺及其全过程。其间，张道一见到了钱君匋，得以亲聆教诲，并且钱君匋还曾给他刻了印章。

1953年11月，张道一赴南京师范学院，跟从陈之佛教授进修图案、工艺美术史和工艺美术理论，成为陈先生的入室弟子。陈之佛在民国时期为《东方杂志》《小说月报》等书刊所作的装帧设计堪称20世纪中国书籍设计的经典之作，融合中西图案造型，注重装饰意味，而又呈示现代美感，风格独到，影响深远。陈之佛的设计风格，潜移默化之中也影响了张道一的设计追求。

1956年8月，张道一赴北京筹建中的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做研究工作,在中央工艺美术科学研究所理论研究室，研究工艺美术理论和工艺美术史，导师庞薰琹教授。庞薰琹是中国现代艺术设计的开创者、中国现代工艺美术教育的奠基者，在书籍装帧设计领域也做出了前瞻探索，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即为《现代》《诗篇月刊》《夏洛外传》等诸多杂志和书籍设计封面，风格简洁明快而又富有审美意趣和装饰意蕴。张道一的理论素养和设计实践也深受庞薰琹的影响。

在近七十年一以贯之的审美创造中，张道一的书籍装帧设计理念和实践经验不断丰富和提升。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他在1956、1957年间参编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工艺美术通讯》《工艺美术参考资料》；1959年为多家出版社设计封面十多种；1961年编印《书籍装帧文集》（油印本）、《书籍装帧设计》（纲要）；1964年，为《安徽文学》杂志作装帧设计；1967年，撰写《鲁迅论装帧》。20世纪80年代，张道一的书籍装帧设计代表作有《工艺美术研究》《工艺美术论集》《造物的艺术论》《中国民间工艺》等。20世纪90年代，张道一的书籍装帧设计作品主要有《中国图案大系》《美术长短录》《艺术学研究》《美学与艺术学研究》等。进入21世纪以来，张道一书籍装帧设计作品愈加精彩纷呈，代表作有《张道一论民艺》《吉祥文化论》《书门笺：张道一美术序跋集》《蓝花花：民间布面点画赏析》《剪子巷花样：山东民间刺绣剪纸》《纸马：心灵的慰藉》等。据笔者考证，张道一书籍装帧设计使用的笔名有易道、张弓、夏秋、郑元方等。

2.整体观照：里里外外，翻来覆去

张道一的书籍装帧设计理念之中，最核心的要素是注重书籍设计的整体观照。整体观照涵盖了丛书一体化设计、外装函套设计、封面设计、字体设计、开本尺寸、扉页、勒口、环衬、版式设计、纸张选择、印刷工艺以及插图设计、藏书票等丰富而全面的内容，这一理念在他近七十年间的设计实践中一以贯之。笔者在此根据张道一的口述，姑且将其设计观点以其口语概括为“里里外外，翻来覆去”，简明阐述其要义，即重视书里书外的整体设计和书籍阅读的全方位、全过程的审美体验，而不仅仅是封面画图的单一的、陈旧的、狭隘的装帧观念。张道一设计的书刊，从来没有一件的封底、扉页是空白的、未加精心构思的，由此即可见他的“整体观”。

1957年5月，张道一在《工艺美术通讯》发表《重视改进书籍装帧工作》，即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设计主张：“所谓书籍装帧，不仅包括书籍的封面设计，而是从书籍的第一页到最后一页，在美术上的全部思考和计划；书籍的开本大小，版口尺寸，铅字标数，装订衬扉等，与书籍的内容，都有直接的关系。”[2]他在这里简明扼要而又直击要害地阐述了他的书籍设计整体观以及装帧与内容的密切的直接关系。这些核心观念直接地落实贯穿于他一生的书籍装帧设计实践之中。例如，1988年设计的《工艺美术研究》的封面和封底以老宋字体、篆书文字、生肖剪纸和黑红白的色彩共同营造出典雅厚重、简洁质朴的装帧风格，而封面和封底既独立又呼应，甚至可以让读者看作“双封面”，前后“翻来覆去”地翻阅和欣赏。进入其扉页设计，又变换使用了封底的篆书文字，并融入古代装饰纹样，扉页与封面、封底整体融合，审美意味贯穿一体。1993年设计的《中国图案大系》更是堪称书籍装帧设计整体观的典范之作，曾获得国家级装帧大奖。六册图书的书脊上端分别设计和印制上“中、国、图、案、大、系”六个大字，连贯一体，文气畅通，覃思妙想，独具匠心，将六大分册完全合为整体，且具有便利读者排列、检索的实用价值，实乃20世纪书籍装帧设计中整体设计的典型代表。

3.以人为本：便利阅读，主从分明

张道一在书籍装帧设计领域对于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早在1957年即已有明确的阐述：“书籍的装帧，则是从形式上把书籍美化起来，让人们便于接触它的内容，并使之以‘百读不厌、爱不释手’，以发挥书籍的最大功能。”“注意了装帧设计，并不等于就是把书籍弄得豪华起来，成为虚而不实。我们说重视装帧艺术，提高装帧质量，是让它更好地服从于书籍的内容，以艺术的手法，将书籍的内容和形式统一起来，体现书籍的‘百花齐放’。”[3]书籍装帧设计是从形式上美化书籍的，但不是“虚而不实”；形式是服从于内容的，而不是相反或相悖；要注重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呈现“百花齐放”的丰富面貌。张道一60多年前的这段精炼的话语，几乎是给当下的设计界敲响了警钟。当下书籍设计界所存在的形式大于内容、忽视读者阅读便利、为了所谓“最美”而“最美”，在装订、材料、版式等诸多方面制造了许多阅读的障碍和烦琐的麻烦，盲目猎奇出新，陷入设计的误区和邪道。

张道一在设计实践中一贯强调装帧设计要以人为本，书籍首先是用来阅读的，书籍内容的核心要素要齐备和清晰地呈现，视觉设计的表达要便于读者识别、翻阅和检索。比如，书脊上的书名、作者名、出版社名称，特别是杂志、集刊的期数的标注，都不可缺失、模糊和不易辨识。进入21世纪的“读图时代”以来，“图文书”的出版，方兴未艾。张道一的诸多著作和书籍装帧设计，也有“图文书”的属性。他的版式设计，尤其注重图文之间相辅相成，这在《蓝花花》《纸马》《狮子艺术》等诸多图书中都有明显的体现。

对于当下出版界和设计界的误入歧途，张道一执着地固守着自己的书籍装帧设计理念。例如，在其著作《燕尾裁春：民间剪纸与艺人》出版之后，他无意苟同于其封面和版式设计，即按照自己的设计理念另行装帧设计了一个版本，由此可看出他的坚定的审美取向和设计追求。对于版式设计和图文关系，也正如编辑出版家汪家明近来所言：“在编辑出版图文书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不能以文害图，也不能以图害文，不能把一篇完整的、有文气的文章给它打散了，给它打断了。图文的关系应是一种相得益彰的关系，是彼此更好，而不是互相破坏”。[4]

4.装饰图案：古为今用，融会贯通

张道一是著名的图案学家、工艺美术学者，他对于“图案”“装饰”的深入研究和阐释已成学术典范。例如，“不论在社会上，还是在学校里，往往将纹样（纹饰）等同于图案，就像木刻之于版画一样，这实际上是概念的混乱，大小不分了。图案比之纹样是个大概念，纹样（纹饰）只是图案的一个方面。除了纹样方面之外，图案还包括器形（器物造型）方面的设计。在基础图案学中，本有平面图案和立体图案之分。一般地说，平面图案主要指纹样，立体图案主要指器物……严格地说，纹样仅是图案的纹样，或称装饰图案，它与器物图案是对应的。”[5]对于书籍装帧设计中的“图案”应用，笔者在此采用“装饰图案”的概念。

“装饰图案”普遍地运用于张道一的书籍装帧设计作品中，并与封面的字体设计相结合匹配。《中国图案大系》六册的封面上都凸显出“装饰图案”的精粹之作，既阐释了图书主题，又升华了装帧美感。《工艺美术研究》（第一集）的扉页设计，以古代传统的铜镜纹饰为基础，融会鸟纹、虎纹、龟纹、云纹装饰图案，中间镶嵌“工艺美术研究”六个古篆字体，繁简合一，古雅典丽，达到了古为今用、融会贯通的设计效果。《美术长短录》的封面装饰图案，是将古代云纹和鸟纹合成再造；《造物的艺术论》封面装饰图案，则使用了汉画像石中的伏羲女娲图像；《工艺美术论集》化用了太极八卦图阴阳鱼的装饰图案。《中国民间工艺》（第15期）封面设计将传统的日月纹样、云纹、水纹和船形、鱼纹完美结合，在船帆和鱼体上书写出“中国民间工艺”，形象和色彩都活泼生动，不乏诙谐幽默。《中国民间工艺》（第16、17合期）则将葫芦装饰图案灵活化用，实现创造性的转化，在优美的花叶衬托的葫芦图案中融入“民艺”二字，蕴含着将民艺的种子繁衍不息的美好祝愿。此外，民间剪纸、民间木版画、蓝印花布图案等都得到了大量的创新使用。

张道一在1978年所发表的《鲁迅与书籍装帧》中指出：“鲁迅自己设计的封面，就其形式可分为三类：一是题字形式，着力于位置的经营，装帧上一般称为‘素封面’；二是将书的题字图案化，也是巧于安排布局；三是除文字排列外，并施以图案花纹。”[6]结合后来的设计实践，从中不难看出，张道一是深受鲁迅装帧艺术的深刻影响的。

5.色彩考究：重墨尚玄，雅俗共赏

在中国色彩史上，于先秦时期“正五色”为：青、朱（赤）、黄、白、玄（黑），成为中国典型的传统色。“天地玄黄”，浓重的墨黑玄色，凝重、沉稳、深厚、玄远，在道家思想中，玄黑被视作“重色之母”、文化本源。张道一的书籍装帧设计作品中几乎每一件都有黑色的运用，有的更是以浓重的黑墨渲染。比如，《造物的艺术论》封面大部分都被黑色所覆盖。21世纪以来设计的《吉祥文化论》《书门笺》《张道一论民艺》《蓝花花》等书籍的书脊也多被黑色覆盖，且在封面上也多突显黑色。在1961年所写《闻一多与书籍装帧》中，张道一写道：“他把意匠之美提高到了合理的比例和安排，他热爱中国民族的艺术，不愿把自己的书‘带了太厚的洋味儿’。这些深邃的精辟的见解，对于我们后辈的装帧设计，显得多么重要！”“对于封面的色彩，闻一多先生主张‘要深不要浅，要暗不要鲜’。好像他最喜欢黑色和红色。”[7]闻一多的民族风格、深黑着色，对张道一影响明显。

张道一还特别喜欢大量采用浓烈、醒目、泼辣的大红大绿、明黄天蓝等民间美术色彩，这自然与他几十年的民艺研究生涯密切相关。这在《中国民间工艺》丛刊、《纸马》《剪子巷花样》《桃坞绣稿》等书籍中都得以集中体现。在构图和呈现方式上，多习惯采用大色块和厚底翻白的方式，强化视觉冲击力。强烈的民族民间色彩也正与其民艺理论家的中国气派、民间情怀、雅俗共赏相得益彰。

此外，对于书籍印制，张道一也有自己鲜明的观点。“好的装帧，如果有好的印刷条件固然很好，但它主要的还是艺术上的构思；假若一件低能的设计，即使使用锦面烫金和最高级的印刷，也弥补不了它在艺术上的缺陷。”[8]由此，不妨建议当下的设计界和出版界应当积极倡导节省成本、绿色环保、便利阅读、图文协调的书籍设计作品。

6.结语

在设计实践和理论总结之外，对于书籍装帧设计的发展与进步，张道一作为一名具有远见卓识的艺术教育家，具有他的文化先觉意识和艺术设计教育的前瞻思想。早在1957年，他即提出：“要改进书籍装帧的面貌，使书籍艺术向前推进一步，必须从学校教育到书籍出版重视起来。一方面调整艺术学校关于装帧专业的设置，使专业教育与社会需要相衔接，同时制订切合实际的教学大纲和编写正规系统的教材，培养专门的具有一定审美能力和设计技术的书籍装帧人才……”这对于当下书籍装帧设计专业陷于低迷和裁撤状态的艺术院校，无疑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注释：

[1]赵健：《范式革命：中国现代书籍设计的发端（1862—1937）》，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11年版。

[2]张道一：《重视改进书籍装帧工作》，载《工艺美术通讯》第7期，1957年5月。

[3]张道一：《重视改进书籍装帧工作》，载《工艺美术通讯》第7期，1957年5月。

[4]汪家明：藏在《老照片》与图文书里的门道，“活字文化”微信公众号，2021年9月2日。

[5]张道一：《图案千秋》，载《论艺术与设计》，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

[6]张道一：《鲁迅与书籍装帧》，载《张道一文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7]张道一：《闻一多与书籍装帧》，载《工艺美术论集》，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86年版。

[8]张道一：《重视改进书籍装帧工作》，载《工艺美术通讯》第7期，1957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