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宁
2020年1月,我带着抑郁症诊断单坐上了回家的高铁。
尽管几个月前已经同父母坦白了这一切,我仍然心怀忐忑。离家远游,报喜不报忧早已成为游子的习惯。
然而,没等我沉溺于伤感的情绪中太久,一踏进家门,5岁的弟弟鹿鹿就像一枚小炮弹一样冲上来,树袋熊似的挂在我身上,一口一个姐姐地喊。这小朋友,数月不见,我还以为他会把我忘了。
“你不在的时候,他天天问你什么时候回来呢。”妈妈拿来他的小日历给我看,在每一个日期的下边儿都有一个数字,那是在为我归家做倒计时。
坦白地说,在鹿鹿出生之前,我对他的到来其实并没有太多期待,毕竟我们相差了14岁。可他实在拥有太多爱的天赋,高中时我每次回家,小朋友都第一个跑出来用满眼的欢喜迎接我,一如现在。
回到家,紧绷的状态一松懈下来,身体里困住的“黑狗”又开始蠢蠢欲动。崩溃是悄无声息的,当抑郁的潮水涨上来,我唯一能做的就是默默地把自己蜷缩起来,像一团漂在水面上的藻类,任凭它漫过头顶。

我蜷在沙发上,脸朝里,把伤口隐藏在洞穴的深处。
“姐姐你怎么啦?”
在房间里看动画片的鹿鹿不知道什么时候跑了过来,拿小手拨拉我的头,想让我转过去。他爬上沙发,跪坐在我身边,伸手给我抹眼泪,抹得我满脸都是。
见我没有回应,他的小手一下一下地在我的背上轻轻地拍:“不哭,姐姐不哭。”
他还小的时候我就是这么哄他的—小小的男孩儿,睫毛上挂着两滴泪珠,委屈巴巴地跑到我怀里来,我就轻轻地拍着他,给他唱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