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与政治的对话：基于“上医医国”的考察与研究

崔兰海

（安徽医科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合肥 230069）

《汉书·艺文志》：“方技者，皆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也。大古有岐伯、俞拊，中世有扁鵲、秦和，盖论病以及国，原诊以知政。”[1]1780首先，这里医学被赋予“生生之具”的价值定位。《易传·系辞下》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大德在于创造并维系生命之活力，医学既被赋予“生生之具”，也就被赋予了天地大德同样的价值地位，这从学术源流上肯定了中华医学具备重“生”的特质，或者说中华医学起源于对生命的敬畏和维系生命活力的责任担当，孙思邈说：“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2]13医学之贵在于能救济生命。张介宾说：“夫生者，天地之大德也。医者，赞天地之生者也。”[3]2医者能佐天地大德以活人命。其次，这里明确提出医学本来就是“王官之一守”，意即中华医学从来都不仅仅是民间社会行为，治疗疾病从来都是政府不可或缺的主要职能之一。汉成帝时校雠图书诏“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汉书·艺文志》），颜师古注：“曰医药之书也。”[1]1702方技书籍被视为医药图书。医药书籍位列天下六大学术类别之一，也折射出时人心目中医学的学术位置、学术价值之高。再次，这里提到中华医学名家善于论医及国，原诊知政，行医与从政是相通的，医者应该具备宏大胸襟，关心民瘼，博济苍生。中华医学从一开始就没满足于被定义为“术”的层次，而是赋予了医学鲜明的伦理价值。作为“生生之具”，它被视同于“天地大德”，维系生命活力。“医乃仁术”与治国仁政有了共同的价值基点，医学与政治有了互通的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