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西学知识建构问题
——以《皇朝经世文编》《西学大成》系列为中心

李沛廉

（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中国香港 999077）

晚清，国人好习西学，西学知识被源源不绝地引入国内，数不胜数的西学译书问世。西学译书乃西学东渐过程中的产物，而西学的巨量输入，大幅提升了国内西学译书的数量，致使西学译书和相关书目像雨后春笋一样涌现。虽然文章的讨论范围集中于晚清时期，但笔者以为仍有必要先上溯到明清之际，即西学始传入中国之时，方能明确掌握我国士人在分类西学译书时运用的基础概念。

自从西学得以在明朝传入中国后，一直未有准确、对应的词语来概括西方学问，直至利玛窦率先在《译《几何原本》引》（1602）简述有关西学的概念：“格物穷理之法，视诸列邦为独备焉”[1]330。利玛窦是以中国哲学的儒家思想，尤其是大儒朱熹在《礼记·大学》所述的“格物致知”概念作为论说的立足点，利用中国儒学的知识概念来介绍西学知识。其目的显而易见，当时的中国国民大多视西学为洪水猛兽般的“异端”，而把国人熟悉的思想概念融入西学之中，可增加西方学问对国人而言的亲切感，从而减少国人对于西学传入的抗拒和排斥。

徐光启则在《泰西水法序》（1612）把西方学术大致分为三类：“大者修身事天；小者格物穷理……格物穷理之中，又复旁出一种象数之学。象数之学，大者为历法，为律吕；至其他有形有质之物，有度有数之物，无不赖以为用，用之无不尽巧极妙者”[2]226。第一类是“修身事天”，乃关于超自然力量、人和神之间的感应与接通之概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