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司法决狱中“福报”话语的形成及影响*

牛 鹏

“报”的观念在中国起源甚早，有研究者将之视为中国社会关系的重要基础，认为这种观念不仅有久远的历史，而且广泛地应用于社会制度上，对中国传统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①参见杨联陞《中国文化中“报”“保”“包”之意义》，中华书局，2016，第67 页。两汉时期，“报”的观念开始在司法领域盛行，②有研究者曾指出，正是西汉中期丞相于定国因其父于公决狱平、积阴德而兴旺发达，带动了阴德观在司法领域的流行。参见钟盛《于公历史形象与汉代司法决狱中的阴德观》，载陈晓枫主编《中国传统司法理念与司法文明》，武汉大学出版社，2017，第43～59 页。并贯穿两千余年的封建社会。在不断发展过程中，传统的报应观念在司法领域形成了“阴德福报”和“阴祸恶报”两种师出同源却又不尽相同的话语模式。司法官吏若能“决狱平”，自己和子孙都能因此得福，反之则不仅危及自身还可能累及子孙。两者一正一反共同发挥作用，在精神层面约束着司法官吏持法正、决狱平。

学界关于这一话题已有不少专门研究，瞿同祖先生曾对执法官吏个人福报观念对于司法的影响进行了论述，③参见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商务印书馆，2015，第297～300 页。霍存福教授将报应观念在司法领域的体现概括为“刑官报应说”，并对刑官报应的内容、范围、强度等进行了论述。④参见霍存福《复仇·报复刑·报应说——中国人法律观念的文化解说》，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第217～249 页。然而，从话语形成的角度对这一观念进行分析，深入挖掘司法决狱中“福报”话语的产生与传播机制，并从功能主义的视角解释其为何能贯穿两千余年的封建社会，学界尚少有深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