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清末水族作家迁徙文学的书写特征
——以潘文秀的《谱牒记事》为例

潘光繁

（贵州省民族研究院，贵州·贵阳 550004）

水族主要聚居在珠江水系的龙江、都柳江上游的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和荔波、榕江、独山、丹寨、从江、都匀等县市。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全国水族人口数为41.1847万人。水族是中国的一个古老民族，其起源和迁徙，历史上虽然没有文献记载，但水族却有自己独立的语言和文字。水族之有文学，应始于水族活动之初。在长期的生产生活过程中，水族使用本民族语言创作了大量的口头文学，并以口耳相传的形式，为后代留下了弥足珍贵的民族文学遗产。水族虽然有一种名为“水书”的古老文字，但这种文字仅有400多个单字，而且其功能也仅限用于送神驱鬼、择吉避邪、祈福禳灾等祭祀活动，不具备人际交流、记载事物等方面的功能。水族民众“在日常生活中均以汉字作为记事和交际工具”[1](P1)。故水族口头文学只能在本民族内部流传，其他民族无法领略和欣赏到其外在的语言色彩和内在表达的深层含义。唐史载东谢地方“俗无文字，刻木为契”，以“刻木为契”来记事，就水族地区而言，直到清代这种方式依然存在。在水族地区，刻有汉字的墓碑，以清康熙年间为古，这种迹象说明清代中期汉文化教育才开始出现于水族集中居住的区域。

在水族乡村，始终存在着文学的因素，正是那些血液中流动着水族文化元素的民间文人，将水族文学的精义一代代地传承下来。清代雍正年间，朝廷实行改土归流,农耕文化得到推进，水族地区经济取得相应的发展，由此义学和私塾逐步兴起，汉文化教育推动了水族书面文学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