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华夏-四夷”的“中国中心”观被印度的“洲”及“四国”世界观所冲击,形成了有别于“四夷”的“外国”视域,并以“志”“记”(合称“志记”)的撰著形式加以呈现。各时代“外国志记”及外国视域的依托背景各有不同。晋唐时代主要依托佛教,宋元时代主要依托国际贸易,明代(前期)主要依托政治外交。晋唐时代求法僧“志记”所呈现的主要是中亚南亚的“佛国”,宋元明时代的“外国志记”所呈现的是东亚、东南亚、南亚、中东地区通商各国,都属于“亚洲-东方”世界,而对西方(欧美)世界则记之甚略、知之甚少,因此,上述“外国志记”中呈现的并非完整的世界视域,而只是“亚洲(东方)视域”。这也是我们为什么把“外国志记”与“中国的东方学”联系起来加以关联考察的理由。从中国的东方学史的角度看,这些“外国志记”构成了中国东方学的史前史形态。
本文所谓的“外国志记”,指的是中国古代关于“西域”“西洋”“异域”“诸蕃”“蕃国”“海外”等所有名目的游记、史志或记录。以东晋法显的《佛国记》为开端,到明代万历年间的《殊域周咨录》为止,是西方地理学传入之前的一千多年间关于外国的“志”与“记”。“志”与“记”两字意思基本相同,我们不妨将其合称为“志记”,可以视之为一种写作体裁。所谓“外国”,固然可以看作是“四夷”“四裔”或“西域”“异域”“殊域”“诸蕃”的总称,但“外国”这一概念本身却不像“四夷”等相关概念那样含有“华夏-中国”的中心意识,而是承认在中国之外还存在着一些并列的国度,是在中国之外的“外国”,由此也显示了一种多国并存的国际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