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论”体新变及其文学史意义

作为“研精一理”的论辩类文体，论体文萌芽于先秦时期，成熟于魏晋南北朝，并繁盛于唐宋时期。唐代“论”体分类范畴在借鉴《文选》《文心雕龙》的分类基础上有所创新，《旧唐书》将《文选》“史论”类扩充为“杂论”类，而《唐文粹》于“论体”类下又新立了“辨析”类，这显示出唐代文人自觉的“论”体辨体意识。作为唐代科举考试的科场文体，唐代“论”体时文创作与文体嬗变的双重相生，将唐代的“论”体的创作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进而催生出宋人“诗发议论”“以议论入诗”的文体观，并对宋代“论学”传统的形成有直接的影响。

“论”体肇始于先秦，经两汉、三国、魏晋南北朝发展到唐代而日趋繁盛，钱钟书论述文体递变与渗透时，提到：“若少陵《咏韦偃画松》所谓‘白摧朽骨，黑入太阴’，岂灰色所能揣侔，正须分求之于粉墨耳。”［1］（P80）这种“求之粉墨”的文体递变与交融的精神体现在唐代“论”体的变化过程中，“论”体是一种议论性文体的总称，而论体文是以“论”为标题并按照“论”体的体制要求创作的单篇议论文章。总体而言，学界对唐以前论体文研究颇丰，章太炎、刘师培、鲁迅、刘永济、程千帆等诸多学者早已就魏晋南北朝论体文的特点进行了深入、广泛的研究。现代以来，先唐论体文逐渐进入了古典文学研究者的视野。吴承学、刘湘兰的《论说类文体》，邱渊的《从社会背景看先秦论说文的产生》，李春青的《汉代“论”体的演变及其文化意味》，彭玉平、刘石泉的《论西汉论体文的创作》，刘石泉的《论东汉的论体文创作》，彭玉平的《魏晋清谈与论体文之关系》等研究从不同视角将唐代以前论体文的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