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锦诗的爱情：相爱珞珈山，相守莫高窟

樊锦诗是北大的高材生，人生本可以有无数条路，她却选择了最艰难的一条：在大漠深处的敦煌莫高窟，一待就是五十多年，人们亲切地叫她“敦煌的女儿”。在坚守的背后，她与终身伴侣、武汉大学考古系创始人彭金章先生相濡以沫的爱情诗篇也被人传颂。

樊锦诗用自叙的方式讲述了当年动人的故事。

淳朴的恋情

我和老彭是北大的同班同学，老彭是我们班上的生活委员，同学们给他取了个外号叫“大臣”。

老彭对我格外照顾，可我对恋爱非常迟钝。有一年夏天，他买了一块手绢送给我，大概是因为他看见过我用白色、蓝色的手绢，我才发现原来老彭非常细心。但是一看他送的手绢，黄色的，上面有绿点点和红点点的花纹，我既觉得他对我很关心，又觉得这手绢实在是俗气。他们老家爱吃腌臭鸡蛋，有一次他就带了臭鸡蛋给我，还说特别好吃。我当时想这有啥好吃的，不过又觉得这个人朴实得可爱。

有一天，老彭突然对我说：“我想带你去我大哥家，我哥哥住在百万庄。”我这才知道，原来老彭在北京一直和他大哥生活在一起。我心里想，女孩子不能随便去人家家里，但是他提出要带我回家，我就知道他的心意了。

大学四年级的暑假，我姐悄悄告诉我，家里给我相中了一个人，这个人我根本没有见过。因为我不愿意，所以我就向父母说明自己已经有意中人了。之所以要告诉父母，是不想让二老再管我的婚姻。

我和老彭之间没有说过我爱你，你爱我，我们也就是约着去未名湖畔散步，快毕业前在未名湖边一起合影留念。毕业分配后，老彭去了武汉大学，我去了敦煌。那时我们想，先去敦煌一段时间也好，反正过三四年后学校就可以派人来敦煌替我，到时候还是能去武汉。分别时，我对他说：“很快，也就三四年。”老彭说：“我等你。”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分就是十九年。

简单的婚礼

老彭去武汉大学历史系时，那时的武大还没有考古专业，他从零开始，建立了武汉大学考古专业及第一批师资队伍。

1963 年夏，毕业离别前樊锦诗与彭金章合影

1965 年秋天，老彭主动来敦煌看我。那是毕业之后我们的第一次见面。那些日子，我带着他看了敦煌的许多洞窟。从考古到艺术，我们俩无话不说，一直说到深夜还觉得有说不完的话。但是关于我们的未来，谁也不敢轻易触碰，许许多多的问题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就在这种极度的幸福和茫然中，我们两人在一起度过了美好的八天。

他要回武汉的时候，我去送他。老彭拉起我的手，轻轻地对我说了一句：“我等着你……”我流泪了，我知道这句话的分量。

1967 年元月，我到北京去拜访了他大哥大嫂。他们对我说：“小樊，你们俩该结婚了。”就这样，在兄嫂安排下，我到武汉去找老彭。

原定老彭到武昌火车站接我，结果我到站后，左等右等，就是不见他人影。我决定自己步行去武大。从大东门摸到武汉大学，走了很长的路。进了校门，一路打听着找到了老彭的湖边五舍的宿舍。结果他不在，原来是到火车站接我去了，我们俩走岔了。

当时武大的青年教师是两个人一间宿舍，和老彭合住的那位同事当晚把房间让了出来，给我们俩当新房。结婚要买的新床单、新被子，都是老彭张罗，武大的同事还送给了我们《毛主席语录》、杯子什么的作为结婚礼物。我们买了糖果、茶叶、香烟，招待同事们。

那 是1967 年1 月15 日，我们就这么结婚了。

辛苦的生活

结婚以后，我和老彭经常通信。他对我非常关心和体贴，是个可靠、有情的丈夫。后来听他跟别人说，他找我是因为觉得我虽然是上海姑娘，但是身上没有骄娇二气。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无话不说，不在一起的时候也会经常交流，但我们说的都不是家庭琐事，主要谈的都是各自的工作。

我们结婚时，没回老彭河北的老家，直到1970 年初，我们要把第一个孩子送回老家抚养时，我才第一次到他河北农村的老家。我们第二个孩子是在武汉出生的，老二出生不同于老大，老彭准备得很好，老彭的大姐把老大从河北老家带到了武汉。大姐可能比我大十几岁，别人总把她当成我婆婆。我在武汉度过五十六天的产假，老彭把我照顾得非常好，给我做饭、炖汤，什么都不让我动手，晚上让我休息，他起来看孩子。我坐完月子就回了敦煌。大姐在武汉又住了几个月，之后她带着老二回了老家。

老大就留在了武汉，那时候他已经五岁了，正是调皮的年龄。老彭要教学、办专业、出差，还要带孩子。他每次出差，就只能把孩子交给同事照顾，这次交给这一位，下次又交给另一位。所以我们家的老大从小是住集体宿舍，吃“百家饭”长大的。那时候老彭又当爹又当妈，辛苦可想而知。

艰难的放弃

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解决分居问题的时候了。老彭当时急切希望我尽快调往武汉，儿子也特别希望我调去武汉。可我犯了犹豫，既对老彭有感情，想念孩子，想去武汉；又对敦煌产生了感情，想留在敦煌干点事。加上甘肃和武汉大学两方面的组织都坚决不放人，希望对方让步，双方争持了很长时间。不过即便在为调动的漫长拉锯阶段，我们俩都从没有为此红过脸。

1986 年，为了调动问题，甘肃省委组织部、宣传部竟各派出一位干部找到了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后来武汉大学没办法，就让老彭和我自己商量决定。就这样，老彭最后做出了调来敦煌的决定。老彭说：“我们两个人，总有一个要动，那就我走吧。”其实，如果老彭坚持不松口，我最后肯定只能妥协了。

樊锦诗和彭金章夫妇

我最感激老彭的是，他在我还没提出来的时候，自己提出调来敦煌。如果他不提出，也许我就去了武汉，因为我绝对不会因为这件事情放弃家庭，甚至离婚，我没有那么伟大。但他没有，他知道我离不开敦煌，他做出让步，如果没有他的成全，就不会有后来的樊锦诗。

等到我们一家真正聚在一起的时候，已经是1986 年了。老大都念高中了，老二也念完小学。老彭调来敦煌研究院，最初一段时间在兰州，因为两个孩子都要在兰州上学。以后，我和孩子虽然也不能天天见面，但至少可以利用到兰州出差的机会多和他们在一起，这个家就像个家了。我对孩子们比较民主，从来也没有强迫过他们。他们念什么大学，找什么工作，都顺其自然。因为我深感自己作为一个母亲，欠他们的太多了。

我有一句话跟好多人说过，我说我们家的先生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好人。一般的家庭都会因为这个问题解决不了，最终散了。但是他为我做了让步，放弃了自己热爱的事业，也放弃了自己亲手创立的武汉大学考古专业。遇上了老彭这样的好人，是我一生的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