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聚“穷街”，再见“穷街”

刘莉娜

20世纪80年代，一部根据作家程乃珊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穷街》轰动上海。故事来源于程乃珊在杨浦区惠民中学执教的亲身经历。二十年的教师生涯，使她感受到居住于棚户简屋里贫困家庭学生的朴实、勤奋和知恩图报，中篇小说《穷街》由此诞生。

1985年，经过知名电视编导张弘、富敏夫妇（大家熟悉的《十六岁的花季》《上海人在东京》等电视剧也都出自他们之手）联手再创作，《穷街》的故事被搬上了上海的电视荧屏，并请到当时家喻户晓的少儿节目主持人“燕子姐姐”陈燕华担纲女主角。该剧获得了1986年第四届中国电视“金鹰奖”优秀电视单剧本奖，1987年又在日本札幌举行的第三届世界电视节上获纪念奖，这也是中国电视剧第一次在外国举办的国际电视节上获奖。

当年这篇小说故事的“发生地”，同时也是电视剧的拍摄地，就在杨浦定海桥，爱国二村、民主一村、公助一村等曲里拐弯的棚户区。这些地名也从此与“穷街”这个词捆绑在一起，成为一代上海人的集体记忆。

而在2020年的最后几天，上海文联微信公号的“名家公开课”邀请了电视剧《穷街》的导演富敏、编剧张弘、主演陈燕华，以及小说原作程乃珊的先生严尔纯齐聚杨浦滨江，与曾经的“穷街居民”一起，回忆《穷街》拍摄时的点滴故事，回顾那些窘迫里透着幸福的回忆，并看见今日的变与美。

是的，35年过去了，随着上海城市旧区改造的推进，往日的“穷街”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杨浦滨江已成为一个全新的“闪亮地标”，5.5公里的滨江岸线串起了百年工业博览带，有人说，这是新与旧、历史与未来的交汇，也有人说，这是一次跨越时空的重要“破圈”。说到“破圈”，不仅是因为杨浦滨江从工业锈带转身成为最有温度的生活秀带，更重要的是，今年杨浦的旧改跑出了加速度，老房中的居民们终于迎来了“新房梦”。

再聚穷街，再见，穷街。

富敏：“上只角”的程乃珊，用“下只角”的穷街打动了我

在富敏的回忆里，她最早是在《小说界》杂志第一次看到程乃珊的《穷街》，马上就被文字里浓浓的上海味和真实的细节打动，想要将它改编成电视剧。当她第一次来到程乃珊位于愚园路的家，看见住在老洋房里的程乃珊，听着窗外传来的叮咚钢琴声时，“哦，我就知道文中的文习绣就是程乃珊自己了——上只角的文习绣。”富敏笑道。

双方很快谈妥了小说改编事宜，由张弘担任编剧。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细节给富敏留下了深刻印象，当时没有快递，送本子、递材料全是程乃珊的先生严尔纯骑着自行车完成，“严先生就是我们的通信员”。

当主持人问到为何当初选择爱国二村来作为拍摄地时，富敏的回答惹笑了全场——“因为它就是穷街啊，都不用美工来装饰”。在大家的记忆里，那条逼仄、潮湿的路上，学校门前每天都放着几只开了盖的马桶，那是对面弄堂里的住家洗涮完后拎出来晒太阳的。教室里常常被弄堂里阿姨妈妈的吵架声充斥，根本不想读书的孩子们以捉弄老师为乐趣。可是当得知电视里那个仙女一样的“燕子姐姐”要来这里拍电视了，爱国路上几乎倾家出动——看着热闹，也献出热情。当长臂吊车携带着摄像机却怎么也开不进弯曲而窄小的弄堂时，没有一户人家抱怨，人们把各自放在门口的板凳、躺椅、马桶、自行车都塞进了本就拥挤不堪的家中，然后大家一起出力，把吊车推到了选定的拍摄点。

“而且，在这里拍摄，我们根本不用准备什么东西的，你需要任何一个符合环境的道具，一个杯子啊，一把椅子啊，一床被子啊，甚至要几个人过来坐在路边吃饭做背景啊，这里随叫随到，应有尽有，大家热情客气得不得了。虽然大家居住环境和物质水平都有限，但只要有的都愿意给你，我特别感动。”

而这在富敏看来，正是程乃珊写《穷街》的初衷和灵魂，程乃珊曾在她的文章《人们到处生活》中动情写道：“当今是个推崇精英的时代，对精英的划分往往用金钱来衡量。从这个角度讲，‘穷街上或许是没有精英的，但从‘穷街人淡泊从容自足的生活态度来看，不攀比，不自卑，那源自农业社会守望相助的情怀，应该也属于一种已流失的精英精神吧！随遇而安，与世无求，与人无争，在自己熟悉的世界里守着日子，有人或会将此归属为国民的‘劣根性，可我恰认为这是我们传统的人文精华。”

张弘：“穷街”是你最熟悉的上海，也是你陌生的上海

“我是北方人，所以当我在程乃珊的介绍下第一次去‘穷街体验生活的时候，说实话我被吓到了。”原来，当张弘、富敏夫妇和程乃珊谈妥了小说改编事宜之后，在程乃珊的支持下，担任编剧的张弘来到“穷街”体验生活，这一段经历，更让他对生活在“下只角”的人们的喜怒哀乐有了深刻的洞察和理解。

在程乃珊的文字里，她这样形容生长在“上只角”的文习绣眼中的穷街印象：“学校离家足足一小时的公共汽车路程，哼，这一小时的路，有如从第一世界步入第三世界，马路明显地窄了，两侧的建筑也矮了，各住户窗口伸出的晾衣竿也密了：袜子、被单乃至衬裤、胸罩，毫无顾忌地迎风招展，宛如轮船上的万国旗。没来这儿报到以前，文习绣都不相信，号称远东大城市之一的上海，竟会有这样一个被繁华遗忘的角落……”

而在張弘的第一印象里，那里“太可怕了”。“在那里，街道本就窄小拥挤，两边的住户却在各家造各家的房子——你搭个厨房，我造个厕所，房子乱七八糟接在一起，自己拉的电线像蜘蛛网一样纵横交错。”但也就是在那里，张弘看见了另一种上海民生，“我们北方人可能印象里会觉得，上海人就是客气疏远的，各人只管好自己的事。但在穷街这原住民自己搭出的迷宫里，你家门可能要从我家过，我家窗可能开在你家院里，邻里关系居然是出奇的好，我住在这里体验生活的时候甚至不用锁门，一条街像个大家庭，一家有事大家一起想办法，这样的上海有点让我惊奇”。

而这样一个仿佛不在上海的“下只角”里，《穷街》的文本和影视所想要传达，却正是住这里的人们并没有丢失的“上海精神”——靠自己，改变命运。所以，张弘吃透了小说的精华，安排了两位老师和两个学生作为主线人物，通过人物性格的变化和命运的转折，为这座城市做了一个小小而局部的记录，却在当时的上海甚至全国惊起了层层波澜，“可能因为我们拍出了一个你最熟悉的上海的最陌生的一面吧”，张弘说。

严尔纯：静安呵护了她的精致，杨浦锤炼了她精神

“程乃珊1965年毕业被分配到惠民中学教书，直到1985年去了上海作协成为专业作家，这中间的二十年，她都是在静安、杨浦两边跑的，她对杨浦的感情很深。”作为程乃珊的丈夫，严尔纯先生对小说《穷街》的创作过程非常熟悉，因为程乃珊从小一只眼睛的视力就很不好，从生活到写作，严先生总是陪伴在她身边。

如今，惠民路上已经没有惠民中学了。曾经的惠民中学创建于1963年，招生对象大多是惠民路、平凉路、怀德路、江浦路一带的孩子。这一带是工厂区，住的也都是各大工厂的工人，与程乃珊原来的生活环境截然不同。而且，那是一个动荡的年代，学生们无心读书，但是作为教师的程乃珊，还是认认真真地上着她的英文课。在惠民中学，程乃珊不但做英文老师，也要做班主任。家访的时候，她深入了棚户区，见到了一个与此前的生活完全不同的世界：她的学生和家长们住着低矮逼仄的老旧房子，但他们生性开朗、待人热诚：尽管生活中有很多困难，但他们自有他们的化解方式;有生活的气息，也有小市民的腔调。这些就成了她的小说《穷街》的素材。

“我们家里的保姆阿姨以前一直讲，程老师每天好辛苦，天不亮就出门，天黑了才回家。”在严尔纯的回忆里，程乃珊在杨浦区教书的二十年，每天要花一个多小时，换两部公交，跨好几个区，从静安区到杨浦区，“从一个世界跳到另一个世界”。“程乃珊有一次对我说，她的一个学生说起想到大光明去看电影，说的是‘到上海去看电影，她很惊奇。”程乃珊对丈夫严尔纯说，她在杨浦区的学生们把去市中心叫做“去上海”，把自己叫做“上海来的老师”。同在一座城市，这样深的心理隔阂引发了程乃珊的思考，每天跨越“两个世界”的生活也给她提供了足够多的细节，于是，她开始动笔，想写一写她在杨浦教书的故事。“当时有一部匈牙利电影叫《穷街》，虽然主题不同，但剧中也有一条住满底层人民的街道，它启示了程乃珊，最后小说就借用了这个名字。”严尔纯回忆道。

作为程乃珊生活中最亲密的伴侣，严尔纯深感程乃珊对杨浦的感情很深，而杨浦人对程乃珊也充满深情。严尔纯回忆说，在程乃珊去世前，曾嘱咐他，想出一本“照相册”，把自己一生中那些别具意义的照片和文字结集出版，“这是她的一份留念。”所以严尔纯选择了把这个想法和杨浦区作协沟通，而杨浦区作协对此也特别认可和支持，“来来回回去到我们家做了很多前期工作”。

“他们说，程乃珊是我们杨浦区的宝。”此时此刻，坐在杨浦滨江边的会场里，深秋的浓稠阳光穿过一整面玻璃墙铺满会场，把严尔纯的回忆也照得暖暖的。

陈燕华：与《穷街》相遇是一种幸运

对于“燕子姐姐”陈燕华来说，富敏导演就是她的伯乐和老师，不仅让她这只小燕子“飞入千家万户”，还给了她《穷街》这样一部作为演员可遇不可求的好作品。“有的演员可能拍了很多很多个剧，但一个好本子也没遇上，一个让人记住的角色也没有，真的很可惜。而我，我演过的电视剧数量并不多，却遇到了这么好的剧本，到如今三十年了还有人记得我的角色，我觉得我真的是个很幸运的人，也很感恩。”

而对于为什么会特别眷顾当年的“小燕子”，导演富敏笑道：“她呀，从小就是个‘排骨精，特别瘦小，当我有一次去木偶剧团采访时，一眼就看到这个小姑娘很卖力，很用功，一点不偷懒，当时我就很喜欢。”于是，富敏当场就给她做了采访，后来又为她拍摄了专题片《飞翔在艺术天地里的燕子》，接着又请她上电视主持节目、播讲故事，“燕子姐姐”自此声名鹊起，红遍全国。也就在这时，《穷街》要开拍，陈燕华自然而然受邀饰演了女主角文習绣。

谈到当年做“女主角”的感受，陈燕华笑起来一脸甜美一如当年的“燕子姐姐”：“印象最深就是穷，穷得像穷街一样穷。”因为预算特别少，陈燕华在戏里几乎每一身衣服都是自己的，“现在想想当时条件真是艰苦，但是人却不觉得苦，很开心”。有趣的是，那一年的整整一个夏天，陈燕华都在爱国二村拍戏，却从来不知道自己在上海的哪里。“因为那里的环境和我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太不一样了，我还记得有一次，一进巷子就看到一个中年男子喝酒喝得面红耳赤向我走来，吓了我一大跳。但同样是那里，我觉得，一弯进小街小巷，一种特有的热情就迎面扑来，让人一下子就很开心——不像我们现在住的地方，邻里间互相几乎不认识。”陈燕华至今还记得，在最后一次和程乃珊一起回到“穷街”参观的时候，家家户户都热情相迎的场景，当她们要走的时候，“自来熟”的人们还高声与程乃珊相约：“程乃珊，侬啥辰光再来拍个《富街》啊？”程乃珊也笑着相应：“好，等你们都搬到新房子，我们就来拍《富街》。”如今，穷街里的原住民都迎来了新房梦，程乃珊却已离去，往事历历，说者和听者都心生感怀。

最后，台上的嘉宾和台下的听众们——她们很多就来自已经消失的“穷街”——一起分享和朗读了关于“穷街”人精神的文字，这一场聚会以穷街之名让大家相聚，却也为了共同见证它的消失与城市的蜕变。这一场“为了告别的相聚”，正与程乃珊留下的文字相契：

想起下乡时认识的一种名叫车前草的植物。车前草多生长在车道的两条车轮中间。大约是受车子底部高度的限制，车前草都是贴地而生，不怕践踏，天生天养，生机盎然。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穷街”终有一天会从大上海版图上消失，那曾经弥散在内里的简单的欢乐也会随之消失。但愿这种许多人不屑的生活态度，能随着“穷街”的迁移，继续生根开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