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阿拉这样“点赞”

庄大伟

如今在手机上点赞、发表情、留言，手指一动就OK了，多少方便。想到老底子阿拉要为别人点个“赞”，哪有这样便当？不过闲话讲转来，各有各的味道。

表扬信贴上墙

那些年，我经常在医院、商店、学堂等单位，甚至在人家房门口，看到用毛笔写在红纸头上的感谢信。人家（无论是单位还是个人）做了好事，受益者总要谢谢人家。除了当面致谢之外，最好的方式就是用红纸头写表扬信，贴在墙壁上，让大家都晓得。

记得有一趟住在我家楼上的阿福家，半夜里有贼骨头（窃贼）从落水管爬进他屋里，翻箱倒柜偷了勿少金银首饰。第二天早上阿福娘发觉了，急得一边呼天喊地，一边慌里慌张奔到派出所去报案。一歇歇功夫，民警就踏着脚踏车来了。民警在勘察了作案现场之后，又从窗口探出身子去察看落水管，不料他身子一笡，勿当心从3层楼掼了下来。想必这位民警有点轻功夫，双脚落地，只是扭伤了脚踝。阿福爷过意不去，从居委会借了辆黄鱼车，把民警送到医院里去了。这位民警本事真大，勿到两天辰光，贼骨头就被他找到，捉了起来。阿福娘拿回了首饰，开心得拍手拍脚。她晓得我毛笔字写得好，特地到文具店买来了几张红纸头，跑到我屋里，一定要我帮她写一封感谢信，好好谢谢这位本事介大的民警。

感谢信贴到了派出所门口。过了几天，阿福娘碰到我，一脸的懊恼，连声说，应该给人家送一面锦旗，应该送锦旗的！是的呀，红纸头贴在墙壁上，碰到刮风落雨，呒没几日就落脱了。感谢人家总希望看到感谢信的人越多越好，而做一面锦旗，虽然要多花点钞票，但挂在人家墙壁上，日脚就长了。是呀，小辰光我经常陪姆妈去看中医，记得在一家老中医的私人诊所里，墙壁上挂满了各式各样的锦旗，“妙手回春”“救死扶伤”“杏林春暖”“华佗再世”……一看满墙的锦旗，大家就晓得这位医生的本事大！不过跟表扬信相比，锦旗上无法展示整个好人好事，只能言简意赅几个字，而且写到后来便有点大同小异了。

当然用毛笔在红纸头写感谢信，或者专门去制作锦旗，动静有点大。在我看来，举手之劳的便是随时随处写表扬信。那辰光在商店、饭店、医院、菜场、火车站等好多公共场所，墙壁上都会挂着意见箱，柜台上也会放一本意见簿。我这个人容易被感动，碰到好的服务，总会在意见簿上写上几句感谢的话。记得小学六年级辰光，勿晓得哪能搞，我的《语文》课本不见了，怎么找也找勿到。老师给我一本上一年的《语文》课本，不过其中有的篇目已作调整。这怎么行呢？爹爹带着我跑了好多书店，得到的回答几乎千篇一律，“我们书店不卖教科书”。最后病急乱投医，爹爹带我跑进了四川北路桥脚下的一家报刊门市部，营业员伯伯看到阿拉父子俩满头大汗的样子，得知我要买《语文》课本，他两手一摊，脸上也是一副无能为力的样子。没苗头！我正想转身差路（离开），那位伯伯说话了，“小囡读书没有书哪能来塞（怎么行）？勿急，我去给你们想想办法。”爹爹一听开心得勿得了，马上留下了联系方式。果然没过两天，好消息传来，伯伯七转八弯，终于在一家出版社的仓库里觅到了这本《语文》课本。我立刻奔到那家报刊门市部，捧着课本，眼泪水也快流出来了。“伯伯，太谢谢侬了！侬姓啥？侬叫啥？”伯伯只是笑笑，他当然不会告诉我姓啥叫啥。学雷锋，做好事，不留名。不过我已经看到他胸前别着“006”的徽章。我的眼睛在柜台上、墙壁上扫来扫去，我要找意见簿，写感谢信！咦？偏巧这家门市部没有意见簿。我立刻奔回家，在明信片上写了一段感激的话，还编了一段顺口溜（如今当然不记得了），谢谢这位006伯伯。

受到好的服务，不为人家“点赞”，心里总是有点过意不去。我常常是感谢信、表扬信的热心动笔者。

讲台上的鲜花

侬晓得伐，20世纪60年代初，上海不少单位曾经掀起一股“评功摆好”的热潮，为每一位职工评定成绩，摆出优点，开“摆功会”。据说这是向大庆油田学来的。每年年终大庆人都要进行一趟全年的个人总结，叫做“评功摆好”，用现在的话讲是“弘扬正能量”。

记得住在我家隔壁的老王，独身。这个人脾气蛮古怪，脸上总是一副欠他多还他少的样子，对啥人也勿理勿睬。他跟我爹爹是同事。自从爹爹单位里开展“评功摆好”活动之后，稀奇了，他见到隔壁邻舍居然会点点头，笑笑，不再总是铁板着面孔了。爹爹讲，那天“评功摆好”会上，大家给老王摆出了十大“优点”，老王感动得眼泪水嗒嗒滴。

是啊，勿管大人小囡，受到表扬总是窝心的，啥人勿喜欢被别人表扬呢？老师每个学期在《学生手册》写的“品德评语”，上面表扬自己的话，我总是细细地读、品味，然后开心、笑。即使听批评，侬也一定勿喜欢听直别别的批评。一般老师写“品德评语”勿会直接挑明侬的缺点，而是提希望。比如希望儂要关心集体，就是在批评侬勿关心集体;希望侬要团结友爱，就是说明侬这方面做得不好……直别别的批评，容易引起人家反感，效果适得其反。

当然，大人都喜欢讲“严师出高徒”，都希望老师对学生要严格。阿拉爷娘一辈，读书没有被老师吃过生活的很少。那辰光老师都有一把戒尺，老师责打学生，天经地义。新中国成立后虽然老师勿可以用戒尺了，但对学生“很凶”的老师，并不少见。特别是一些顽皮的学生看到老师，形容最多的一句话是“就像老鼠见了猫”，是伐？

记得我读小学六年级辰光，阿拉的班主任周老师却是一点也勿凶的，她脸上总是笑嘻嘻的，从来也没有见她责骂过学生。阿拉班级里的大头菜是个皮大王，曾经把教室门踢了个洞，曾经把砂滤水的总龙头关脱，弄得全校学生没有砂滤水吃，侬讲这样的捣蛋鬼吃得消伐？过去老师对付这种捣蛋鬼的杀手锏就是，“叫侬爷老头子到学堂里来一趟！”老师这句话一讲，大头菜立刻“就像老鼠见了猫”，两手两脚并拢，一声也不敢响了。班级里大家都晓得，大头菜的爷老头子脾气邪气坏，打起儿子来毫不手软，辣豁豁的！不过自从周老师当了阿拉的班主任以后，尽管大头菜还是老毛病不断，也经常被周老师批评，可是周老师一趟也没有把他爷娘叫到学校里来。

后来大头菜的爷老头子也觉得奇怪，是勿是西边出太阳啦？为此他专门跑到学校来找过一趟周老师，周老师一点也没有“告状”，原本提心吊胆的大头菜，总算是一块石头落地。不过好了没两天，他又老毛病重犯，放学一出校门，勿晓得啥原因他跟一个小贩吵相骂，吵着吵着，就打了起来。周老师闻讯赶来制止，结果被小贩一把推倒在地，脚踝摔骨折了。由于大头菜的原因，周老师摔伤不能来给阿拉上课了，全班同学都很气愤，没有一个人理睬他。

那些天大头菜有点狼狈，上课有点呆瞪瞪的，一点也不敢捣蛋。一个礼拜后，教导主任告诉阿拉，周老师要来上班了。那天一大早，班长给我布置任务，在黑板上用彩色粉笔写三个美术字“老师好”。我会写仿宋体，会写空心美术字，班级里的黑板报的美化都是我包下的。记得那天上课铃响了，周老师一瘸一拐挪进教室，脸上依然是笑嘻嘻的。她的目光落到大头菜的座位上，觉得奇怪，“卢达（大头菜的学名）怎么没来上课？”大家七嘴八舌地回答，都说“不知道”。到快下课时，教室门突然被推开，大头菜慌里慌张地跑进来，手里捧着一束鲜花。他双手把鲜花放到讲台上，嘴里结结巴巴地说，“我等……花店……开门……所以……迟到了……”教室里从来没有这样安静，我看到周老师的眼睛有点湿润。讲台上的鲜花，一个皮大王的鲜花，一个真正发自同学内心给老师的“点赞”，绚丽芬芳。

黑板报和点歌台

前面讲到，那辰光班级里黑板报的美化都是我包下的。阿拉新村的里弄干部李家姆妈勿晓得从啥地方听得来我会出黑板报，有一天特地找上门来，要我把里弄里出黑板报的任务也包下来。我当然应该答应啦。那辰光大家都在“学雷锋、做好事”，我这也是在做好事呀。李家姆妈把我拉到黑板报前。其实所谓黑板报，只不过是在一面水泥外墙上刷了一大块黑漆，上面搭了个油毛毡雨篷。

自从我接手出黑板报后，生活（工作、任务）倒是不少。里弄里的黑板报，主要内容是登表扬稿，为里弄里发生的好人好事“点赞”。像是5号爷叔帮助老人修电灯啦，王阿婆半夜里捉牢贼骨头啦……里弄里有了好人好事，李家姆妈就会拿着她写的表扬稿，催我出新的一期黑板报，忙得勿得了。李家姆妈会写顺口溜、打油诗，每期黑板报出来，看的人还真勿少。记得有一趟吃过晚饭，我正在收听无线电里的“各地广播电台联播”节目，李家姆妈心急慌忙地奔进我家，“快！快！”她紧拽着我，一直把我拽到黑板报前。她已经叫她老公在雨篷旁边临时拉了盏灯，把黑板报照得亮堂堂的。“快！出一期新的黑板报！”这次她稿子也没拿，她口述我实录，出了一期专门表扬阿明师傅奋勇救火事迹的黑板报。“晓得伐，如果没有阿明师傅及时发现火灾，阿拉3号里早就烧得一塌糊涂了！”第二天一早，黑板报前人头攒动。李家姆妈很开心，我也很开心。后来她还送给我一张电影票《今天我休息》，算是对我的奖励。这部电影是颂扬民警做好人好事的，这位民警的名字我还记得，叫马天明，是仲星火扮演的。

1965年秋，我读初一，按照学校规定，阿拉班级到奉贤四团参加两个礼拜的“三秋”劳动。记得有一天半夜里，小黎同学突然肚皮痛，病怏怏的房东阿婆立刻打着雨伞，一家一家地敲门，叫来几个年轻人，用门板当担架，硬是冒雨三十里路，把小黎同学抬到县医院。小黎同学得的是阑尾炎，如果不及时抢救，恐怕会有生命危险。阿拉都很感动，班长动笔写了封情真意切的感谢信，老师亲自作了修改。本来阿拉准备用大红纸头抄出来，贴到大队部去的。不过我看到农村里每户人家客堂间里都装着广播喇叭头，我就提议把感谢信送到县广播站去。果然县广播站一广播，家家户户都知道四团镇这位阿婆和几位小伙子做的好人好事。那辰光，郊区农村家家户户都装有喇叭头。

后来我进了上海广播电台工作，发现不少节目都设有“听众信箱”一类的栏目，而其中播出的为好人好事“点赞”的内容，占了相当的比例。记得当年滕佳主持的“点歌台”，除了为听众鸿雁传书，情感交流之外，也经常代为听众点歌、点赞，送出感谢，场景相当火爆。广播电台代为听众“点赞”的功能，至今还在延续。

贺卡像雪片

那些年到了年夜岁边，我跟同事们一样会收到很多贺卡，同时自己寄出的贺卡也勿少。那些天办公桌上总会出现一堆堆的贺卡，一张张地拆开来看，欣赏一番。有的同事干脆用一根根绳子，把一张张贺卡串联起来，挂在墙壁上，像是挂起了万国旗的远洋轮船。

一年年，贺卡的样式在不断变化，越做越精致，设计越来越讲究，折叠式的、立体的、有声的……贺卡上的贺词都是工工整整地印好了的，侬只需签个名。有些“忙人”似乎连签个名的辰光都没有，干脆盖个签名章，或者统一印刷。我当然会特别珍视那些手写的贺卡，一般都会好好保存。节日里人家能够想到侬，发来贺卡问候一下，说明是认可侬，为侬“点赞”，希望与侬保持联系，侬当然应该开心。

画家杜建国是我的好朋友，他是长篇漫画《小兔非非》的作者，那些年過来的朋友也许都会认得有趣的小兔非非。过去我去《少年报》社经常会碰到杜老师，大家一起聊天，邪气开心。他退休以后，见面的机会少了，不过每年春节前夕，我总能收到他发来的贺卡。他寄来的贺卡都是他亲笔画的，十二生肖，每年一幅，实在珍贵！如今逢年过节我常会把杜老师的贺卡翻出来，细细欣赏他的手绘贺卡，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一轮十二年十二张;进入第二轮……日子就这样悄悄地过去了，想想颇为感慨。

我还收到过一张珍贵的贺卡，那是当年盲童学校的学生刘桃妹寄来的，上面的文字都是针戳出来的凹凸不平的盲文。我认识刘桃妹是很久以前的事（想想如今可以用“很久”这个词汇了）。20世纪80年代，我们广播电台《少儿节目》曾经举办过一次“自己的故事自己讲”征文。征文消息播出后，少年朋友们的来稿非常踊跃。我每天都要花上勿少辰光，阅读一大堆来稿。来稿质量高的，我都会一一挑出，然后联系小作者上阿拉广播电台来录音，让他们“自己的故事自己讲”。那天，堆在办公桌上的一大堆来稿里，有一个足有一本16开杂志那般大的信封，特别醒目。我抽出大信封拆了开来，从信封里落出一大叠土黄色的硬卡纸，上面竟没有一个字。谁在开玩笑？突然，我的手指尖微微感到纸面上凹凹凸凸的，再仔细一看，上面有小孔，密密麻麻，星罗棋布，是盲文。对于盲文，我自然是文盲。好在大信封里又落出一页文稿纸，上有译文。这是盲童学校一位五年级的盲女孩，她在听了我们的广播之后，给我们寄来的稿件。一位盲校的老师，把她的盲文稿翻译出来。

我立刻飞快地读了一遍来稿，重重地呼了口气;然后，又细细地读了起来，咀嚼回味着字里行间飘出的气息。我立刻拨通了盲童学校的电话，请她马上来录音，让广大小听众快些听到这位小女孩自己讲的故事。在对方拎起电话，说了声“请讲”的当儿，我忙说了声“对不起”，又把电话挂上了。我能让一个盲女孩，从虹桥赶到外滩吗？就是有老师陪同也不行。我立刻带上录音机，驱车前往盲童学校。记得那天给她录音，她很兴奋，语速很快。她似乎在抓紧分分秒秒时间，把自己美好的幻想，一下子统统讲给收音机旁的小伙伴们听。那天的录音，很顺利，节目很快就播出了。我就这样认识了刘桃妹，记得后来我写过一篇“大信封里飘出的故事”（报告文学），记录下这段美好的回忆。

那些年，逢年过节，不少朋友也喜欢电话拜年、问候、点赞。后来私人电话多了起来，大家更是觉得电话拜年方便。以后有了拷机，能够用文字留言，有的朋友干脆连打电话的问候也省略了……

每个人都喜欢被别人夸奖、赞美。点赞，是人与人之间沟通的润滑剂。回想起那些年人们“点赞”的形式也真勿少。当然现在“点赞”方便多了，打开手机，手指头一动，点赞、表情、留言、私聊，多少方便。即使想送鲜花、送礼物，也可请快递小哥代劳，“闪送”。不过跟当年阿拉的“点赞”相比，我总觉得还缺少点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