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冬
一百年前,毛泽东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确信在中国只有通过土地革命才能建立全新的社会,并因此而投身于农村的农民运动之中;也是在1920年,晏阳初博士结束在美国的留学回国,开始进行平民教育,并在其后将其拓展为乡村建设活动[1]3;而也在此时,另一位乡村建设的先行者梁漱溟基于乡村与国家民族复兴的关系树立了从事乡村工作的理想[2]380,并在此后身体力行于乡村建设之中。那时的中国乡村积贫积弱,随时局而风雨飘摇,何去何从,不得而知……
30多年以后(1949年),合作社与人民公社运动在中国乡村如火如荼展开。1978年底,安徽凤阳小岗村18户农民秘密签订契约,将集体耕地承包到户,并直接促发了后来的农村改革。2000年,世纪之交的中国农村“三农”问题凸显,中央高度重视,并开启了“新农村建设”行动。2013年,国家开始了以新型城镇化、乡村扶贫、乡村振兴为核心的国家行动;同时,随着城市化进程和后工业化的到来,城乡二元分离状态正在悄然中发生改变,乡村在长期凋敝之后正面临着产业结构、社会组织、文化方式的重构。
在上述乡村社会变迁的时空背景之下,本文拟将若干“事件”为串接话题,将“建筑学介入乡村建设”这一命题研究置入到三条线索(一是国家对乡村政策治理;二是当代乡村变迁及社会转型;三是建筑学介入乡村之行动)之中,展开相关的建筑学思想话语解析并从中获得可能的考量、检视和反思。
20世纪50~70年代,中国农村是在合作化与人民公社运动的历史事件及其狂飙中渡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