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早期的月令传统

对于大部分国土处温带且以农耕为业的古中国而言，时令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晚周至战国时期，随着阴阳五行学说的兴起，时令思想发展成为比较精细的《月令》，它上包天文，下统地理，最终落实于人事，对以天子为主的君臣政治活动都做了逐月的安排。在统一的郡县制帝国形成的早期，它以兼具实用性与理想性的姿态促进了社会融合，并成为一笔丰富的思想文化遗产传诸后世。

战国时期《月令》文献集成

人生天地间有二者不可逃：一曰空间，天地是也;二曰时间，日月是也。《千字文》开端即从“天地玄黄”讲起，然后到“寒来暑往，秋收冬藏”。可以说，这种寒暑交替与四时更迭是十分典型的中国式思维方式，比如在诗词中我们能看到大量的伤春悲秋的感慨。不过，仅仅是春夏秋冬和阴阳寒暑还很粗略。古人在此基础上犹有更细腻的感受—十二个月，每个月都有不同的上应天文、下达人事的安排，也就是我们此处要说的“月令”观念。

今天我们能见到的最整齐完备的文献是《礼记》的《月令》篇与《吕氏春秋》的“十二纪”，这两种文献本质上是同一种文献，但二者的渊源关系却向来有异说，如果置于更大的视野中或许会有更好的理解。这是战国秦汉之际由于阴阳五行学说发展而成的一类时令文献，今天我们能见到出土的秦时的日书文献（如睡虎地、孔家坡、张家山、放马滩等地出土文献）规定个人每日的宜忌吉凶，仿佛后世黄历的滥觞。所以，有《月令》这样的规定天子每月行令宜忌的文献存在也不足为奇，且其恰好与用于民间百姓生活的日书相映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