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法律文化中的惜粮之道

宋伟哲

从古至今，中国都是一个农业大国、人口大国，粮食安全问题关乎国运兴衰，统治者与寻常百姓都极为重视，故有“民以食为天”之谚，也自然而然地养成了爱惜粮食的优良传统。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节约粮食的观念随处可见，尤其以诗歌、民谚居多。“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更是成为华夏儿女的启蒙读物，人人倒背如流。其实，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在珍惜粮食方面也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软硬兼施”，别具一格。同文学作品相比，法律措施更具有操作性和借鉴意义，对今天的社会治理有着深刻的历史启迪。

国法森严

在中国古代，粮食安全意味着江山社稷的稳固，是立国之根本。自秦国商鞅变法出台重农抑商的政策取得重大成功后，这一思想被历代统治者所推崇，农业、粮食问题可谓古人治国理政的头等战略问题。从古至今，法律都是国家进行社会治理的重要工具。古人对这一问题的认识非常清晰，很早便把农业问题纳入国家立法之中。条文繁密，用刑颇重，处处体现着立法者珍惜粮食、重视农业的法律思想。

一般人所理解的节约粮食，在于一饭一菜，不要随意糟蹋丢弃而已。但是在立法者看来，珍惜粮食要从源头抓起，粮食生产环节正是这一问题的根源所在。以国力昌盛、农业繁荣、法治清明的唐朝为例，《唐律疏议》里面有着大量有关农业生产的详细规定。唐律要求农民要勤奋耕耘，不允许出现田地荒芜的情况，违法者，官员、农户都要受到严惩。《唐律疏议·户婚律》“部内田畴荒芜”条规定，“诸部内田畴荒芜者，以十分论，一分笞三十，一分加一等，罪止徒一年。州县以长官为首，佐职为从。户主犯者，亦计所荒芜五分论，一分笞三十，一分加一等”。在法律正文后“疏议”立法解释部分，立法者特意对“荒芜”作了精确定义，“不耕谓之荒，不锄谓之芜”。从中不难看出，唐律在田地荒芜问题上对官员的要求要远高于农户，希望以此来提高官吏对粮食生产的关注度。

除了粮食生产，粮食储存工作也需要认真进行，比如及时晾晒、清理，保持干燥，否则容易造成极大浪费。《唐律疏议》规定，“诸仓库及积聚财物，安置不如法，若暴晾不以时，致有损败者，计所损败坐赃论。州、县以长官为首，监、署等亦准此”。粮仓最怕失火，因此唐律规定，“诸库藏及仓内，皆不得燃火。违者，徒一年”。需要注意的是，这条法律规定仅在仓库燃火，比如说点蜡烛之类，就要“徒一年”。如果是酿成仓库火灾，根据唐律规定，“仓库内失火者，徒二年”。

除了在国家法典中规范粮食种植、管理外，古代朝廷还会针对不同时期的粮食状况出台临时法令措施，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在荒年出台禁止酿酒的法令。众所周知，酿酒需要耗费大量的粮食，而酒又是中国人非常喜爱的饮品。因此每到灾荒时期，酿酒与口粮之间便产生激烈的矛盾冲突，朝廷便会下令禁止酿酒。清朝时期，中国人口激增，统治者更加重视粮食安全，屡次颁布禁酒法令。康熙皇帝认为，“酒乃无益之物，耗米甚多”“富家子弟败家破产，身罹疾厄，皆由于此”。乾隆皇帝也曾忧虑地表示，“民以食为天，必须积贮于丰年，方不告乏于歉岁，恐小民无知，徒见目前秋成颇裕，不加撙节，如烧锅造酒之类，耗费米谷，弗顾久远之计，实为可虑。惟在封疆大吏，督率有司，善为劝导”。

帝王们的担忧不无道理，但是禁酒令在执行过程中，并非一帆风顺。其一，酒已日渐成为百姓必需品，法不责众；其二，酿酒、卖酒，也是一门产业，许多人赖以为生；其三，酿酒所需的高粱等作物为粗粮，丰收之年价格非常低廉，用于酿酒可以“变废为宝”，提高收入；其四，酒税也是国家一项重要财政收入。久而久之，清廷逐渐形成了“歉年申禁，丰岁弛禁”的酿酒管理办法，对于灾荒时期酿酒者重刑处罚，平时则网开一面不予深究。到了晚清时期，商业更加繁荣，国家又出台了“捐钱免禁”的政策，即酿酒者捐财用于赈灾，国家则允许他们继续酿酒。较之于一味地强行禁止，这一政策显得更加高明和灵活。

帝王表率

除了颁布法令，许多帝王还以身作则，带头珍惜粮食，清朝的几位杰出皇帝就是如此。康熙皇帝平日生活简朴，特别重视和爱惜粮食。他曾痛心说道，“奈何世之人惟知贵金玉而不知重五谷，或狼藉于场圃，或委弃于道路，甚至有污秽于粪土者，轻亵如此……夫歉岁谷少，固当珍重；而稔岁谷多，尤当爱惜”。可贵的是，康熙皇帝的爱惜粮食不但体现在这些谆谆教诲和一日三餐中，在业余时间，他在北京丰泽园开辟了一块田地当作试验田，亲自耕种粮食、蔬菜。用他自己的话讲，“朕自幼喜观稼穑，所得各方五谷、菜蔬之种必种之，以观其收获。诚欲广布，于民生活有裨益也”。

在康熙皇帝的影响下，雍正皇帝也是一位极其爱惜粮食的君主。在众多帝王中，四阿哥绝对是性情中人。他曾在给大臣的奏折里批复道，“朕就是这样汉子，就是这样秉性，就是这样皇帝”。在这种性格影响下，他的爱惜粮食之举也与众不同。刚继位不久，雍正皇帝就发现皇宫的御膳房非常奢侈浪费。其实谁都明白，皇宫本身就是奢侈之地，历代皆是如此，大家早习以为常。可是雍正皇帝却不这么认为，他掷下严旨教训御膳房，“御膳房，凡粥饭及肴馔等食。食毕有余者，切不可抛弃沟渠，或与服役下人食之。人不可食者，则哺猫犬，再不可用，则晒干以饲禽鸟。断不可委弃。朕派人稽查，如仍不悛改，必治以罪”。

更为不易的是，雍正皇帝不是教训一番了事，而是时时留意着他的这道圣旨有没有严格执行，与他处理国家军政的风格如出一辙。令雍正帝非常生气的是，过了几年，又让他发现了宫中浪费粮食之事。于是他再次严旨痛斥道，“朕从前不时教训，上天降生五谷，养育众生，人生赖以活命，就是一粒亦不可轻弃。即如尔等太监煮饭时，将米少下，宁使少有不足，切不可多煮，以致余剩抛弃沟中，不知爱惜。朕屡屡传过，非止一次。恐日久懈怠，尔总管等再行严传各处首领、太监，见有米粟饭粒，即当捡起。如此不但仰体朕惜福之意，即尔等亦免暴殄天物。应不时查拿，如有轻弃米谷者，无论首领、太监，重责四十大板。如尔等仍前纵容，经朕察出，将尔总管一体重责”。雍正皇帝日理万机，却还对剩饭问题两下谕旨，可谓情真意切、语重心长。即便今日读来，也让人惭愧万分、感动不已。

传世家风

在国家治理体系中，既有国家颁行的法典规章，依靠政府机关强力执行，谓之“硬法”；也有民间流传的乡规民约、行规家训等，依靠民间社会自治管理，谓之“软法”。中国古代的法律治理是“软硬兼施”之治，在那些不适合依靠国家法令强制实施的领域，软法很好地弥补了这一缺憾和不足。比如节约粮食问题，它时常发生在老百姓家中的餐桌上，如果只依靠国家力量去管理，则执法力量远远不够。这时，软法的价值便凸显出来。在优良家风的熏陶下，珍惜粮食习惯在许多地方代代相传，为国家法典所不能及，可谓“以柔克刚”。

翻开历代的家规族约便可发现，几乎每一份规约都包含着勤俭持家、珍惜粮食、勤奋耕耘等内容，读起来言简意赅，朗朗上口，利于子孙吟诵铭记。例如“人生欲勤，勤则不匮，日用欲俭，俭则不穷”；又如“葱汤麦饭丹田暖，麦饭葱汤也可怜。试向城楼高处望，人家几处未炊烟”。一粥一饭之节省，往往是儿时饭桌上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影响数十载人生。此外，中国人喜欢热闹、聚餐，无论大事小事，总喜欢大摆宴席，造成极大的食物浪费。在许多家规族约中，都极力戒此陋习。例如《吴县金氏家训》云，“节俭为治家之要。一应婚嫁丧葬之事，必须量力而行。其中冗费，断宜裁省。若只图好看，必致举债加息，贻害无穷”。无独有偶，《上湘龚氏族规》的“崇俭约”篇作出了更细致的规定，“年未满五十者，遇诞辰不得开筵宾客，戚友不得肆意华丽”。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影响着一代又一代族人。在勤俭节约的道路上，家规家训的意义和价值不可忽视。在它们和国家法令共同作用下，形成了独特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珍爱粮食篇章。

（摘自《檢察风云》2020年第2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