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公众史学”理论的城市街区更新设计初探

刘豫，胡纹，冯立文，郭宇，李娜

（1重庆大学 建筑城规学院，重庆 400045；2新疆大学 建筑工程学院，新疆乌鲁木齐 830047；3重庆大学城市规划设计研究总院新疆分院，新疆乌鲁木齐 830000；4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北京 100101；5浙江大学 历史系，浙江杭州 310028）

1 研究背景

中国有5000年的文明发展史，保存至今的历史街区遍及全国。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的文化复兴成为核心议题之一[1-2]。因中国城市街区特殊的历史发展成因与多样化的演变过程，使得其类型众多且各具特色。城市街区作为城市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见证了中华文明的长久不衰与历史的延续绵长。且因受不同学派“堪舆”学家的影响，形成了不同于世界其他地区的特色街区[3-4]。

自1949年至今，在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基础上，大量学者开始反思城市街区更新中城市经济发展与非物质文化保护之间的矛盾等问题。其中以梁思成[5]、吴良镛[6]、阮仪三[4，7-8]等为代表，开启了近现代北京、平遥、应县、周庄、丽江等众多古城、古镇、古街区保护的先河。进而，国内学者继续从公众参与、可持续保护等多方面进行大量研究，逐步由规划、建筑、景观等单一学科研究[9]，过渡到从城市社会学、管理学、经济学、历史学、地理学、法学、传墦学等跨学科、跨专业角度的研究为主[10]。在此基础上，本文引入国外城市文化遗产保护的“公众史学”理论，结合国内具体设计案例，对该理论在规划设计领域的应用进行研究。

在知网1990—2020年的文献搜索中，关于“城市记忆”的文献1182篇，其中历史街区854篇，城市更新503篇。而同时间段关于“公众史学”与“公共史学1”[11]的文献只有 186篇，其中以历史学科领域研究成果为主。近几年来，少数国内学者已经在建筑设计领域中引入“公众史学”理论（钱峰[12]、龙彬[13]、李和平[14]、余海超[15]、师永伟[16]），而对比国外“公众史学”理论主要的应用领域（城市文化遗产保护与规划领域）研究进展，国内还处于摸索与起步阶段。

2 基于“公众史学”理论的“公众记忆”与文化定位

2.1 “公众史学”（public history）理论起源、发展

“公众史学”最早由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历史系教授罗伯特·凯利1978年撰写的《公众史学的起源、本质与发展》[17]提出，凯利认为，“就最简单的意义而言，公共史学教育是指帮助历史学家就业和将历史方法应用于学院之外的诸多领域 （包括政府、新闻媒体、历史遗址和博物馆）的教育。”随着“公众史学”在美国的蓬勃发展，美国的公众史学家所涉及的工作类型越来越丰富，很难在一个定义中完全解释“公众史学”研究的各个方面。针对这个问题，2007年，NCPH董事会根据该组织年会的决议，将“公众史学”同时界定为一场运动（movement）、一种方法论（methodology）和一种方式（method）[18]。国内李娜教授[19]深感于从理论上辩论“公众史学”过于保守，认为从学科上论述“公众史学”其实是将其局限在一个狭隘封闭的学术空间，因此把“公众史学”与城市问题研究相结合，创立了基于中国国情的城市文化遗产保护的“城市公众史学”研究框架。她通过深入分析现代中国城市制度化特性，提出了关于城市遗产保护方面的“城市公众史学”思想的基本概念与三个研究课题方向。同时，国内其他学者也在跨学科中进行迁移研究，如邓京力[20]、钱茂伟[21]在本土化方面，郑子君[22]在“公众参与”与“以公众为核心”方面，朱联璧[23-24]在国外“公众史学”理论研究进展方面，李和平等[14]在文化保护的内涵与选择方面都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

笔者2012年在重庆大学系统学习了 “公众史学”的理论发展、内涵与演变历程等相关基础知识，并在2014年相继参加了重庆大学、南京大学各自举办的“公众史学”研讨会，明晰了“公众史学”理论的基本理念。继而在设计实践中，探索了历史学与规划学两个专业学科的综合运用与模式创新，将公众史学理论和规划学在设计方法中相融合，为“公众史学”理论与城市街区设计实践相结合打下了理论基础，本文即是这方面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2.2 “公众记忆”与“城市记忆”的差异辨析

美国历史学者约翰·博德纳（John Bodnar）于1992年提出“公众记忆”的概念，“公众记忆”（pubic memory）指在公众空间里产生、经历、传播、交流与共享的记忆。而对于“城市记忆”，马克·克林森（Mark Crinson）在2005年的《城市记忆——现代城市的历史与遗忘》一书中，从建筑学、文化学、艺术学、历史学、心理学等角度对之进行了探索，批判性地整合了各个领域对这一概念的认知，提出“城市记忆”是城市主体和客体在时空交汇中产生的相互作用过程，其形成与演化是一个历经时间累积而被集体不断创造、修正和重构的过程，是集体记忆的重要类型之一[25]。从“公众史学”的角度阐述两者之间的关联性，通俗来说，将“公众记忆”置于城市空间就是“城市记忆”[26]。

自2002年青岛率先启动“城市记忆工程”以来，关于“城市记忆”的研究成果逐渐全面与丰富起来[25]。但国内研究“公众记忆”的成果还较少，而“公众记忆”是公众史学的一部分[26]，因此笔者尝试从规划学科中的场所观察、街区空间、图式再现三个方面论述两者间的差异。

（1）场所观察视角的“内在性”与“外在性”区别。瑞尔夫先生[27-28]关于场所的“内在性”和“外在性”的论述中，揭示了公众即“城里人”和公共即“城外人”的差异。由外在的视角，你会像旅人一样站在远处观察这个城市，由此产生“城市印象”或“城市记忆”；由内在的视角，你会像居民一样生活在该城市之中，被其包围并成为该场所地区的一部分，所产生的记忆为“公众记忆”。两种区别更通俗的解释为：作为外在的“城市记忆”，往往是城市之外人群的体验，因个体的差异有很大的区别，并且“城市记忆”大多建立在少数精英阶层对城市重要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为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为辅的基础上。而恰恰相反的是，“乡愁”随着“城市记忆”建设力度的加大而逐步丧失[29-30]。因此基于公众（人民大众）创造历史的认识论，应该加强对于“公众记忆”的地位与重要性的研究，避免越来越多的公众缺失历史归属感，即要规避“城市记忆”的精英化趋势。

（2）街区空间研究范围的“内侧”与“外侧”的区别[28-31]。舒尔兹先生描述空间的“内侧”与“外侧”时指出：“出发与返回，运动的这两种状态把空间分割成“内侧”和“外侧”这两个同心圆的领域。比外侧狭小的内侧，是住宅或故乡的领域，人们从这里进入更广阔的外侧领域，并再返回这里。”这里的“内侧”和“外侧”类似瑞尔夫先生所提到的场所“内在性”和“外在性”。通俗意义上讲，“公众记忆”不同于那种“几何形”的历史，即不是规则化、格式化、档案式的“外侧”历史。它不是局限在史学研究者圈子里的“外侧”历史写作，它使人感到历史是活生生的“内侧”，试图将历史变成真正的公众记忆，即老百姓自己“内侧”的记忆。延伸到城市街区的文化空间设计中，其核心就在于场所空间“内在性”与“外在性”的对立统一。

（3）“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图式再现方式的区别[32-35]。“城市记忆”具有选择性和社会建构性，对城市发展历程中的重大事件或具有纪念意义的社会实践活动较为敏感，更强调在城市空间中产生的对建筑景观和文化遗产等的“历史记忆”，属于精英阶层较为重视的记忆主体[36]。即“城市记忆”界定为处于特定时空范围内，对城市发展中重大事件与社会活动“形而上”的归纳与总结，提取其中具有纪念性或重要意义的事件或人物及其相关历史文化信息的集体性记忆。而“公众记忆”是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形而下”地关注以民众为核心的记忆集合[37]，是“下里巴人”的记忆，是老百姓的“酸、甜、苦、辣，爱、恨、情、仇”等个体体验记忆的集合体。类比为“为人民服务”核心价值观中“以人民为中心”的“形而下”记忆提取方式，更能引动公众记忆或回忆的情感共鸣。

综上所述，城市街区在某种程度上是最复杂的设计目标场所之一。即设计师预期依据更新规划设计成果，带来城市街区项目整体经济价值的增加，然而却引发了一个地区居民情感脆弱、文化与社区割裂、人和土地间空间机理不协调等一系列矛盾，使得设计因预判目标的多元化、复合化、不可预测性而变得更加困难。因此，城市街区更新应整合“公众记忆”与“城市记忆”两者概念间的差异性，求得两者在街区更新应用中的辩证统一关系。即，类比为“蛹”——“公众记忆”与“蝴蝶”——“城市记忆”，针对城市街区更新中“蛹与蝴蝶”两者保护谁的问题进行解答，进而在满足城市经济可持续发展与老百姓幸福感、获得感得到提升之间寻求平衡[32]，并将其作为文化街区更新的主要设计原则之一。

2.3 “城市公众史学”与“CRS模式”下街区更新文化定位方法——“四轴定位法”

根据特定的历史文化成因、演变发展的地域性等特点，中国城市街区的文化定位主要依赖政府负责人与设计团队的经验、阅历等主观经验判断得来，这样的定位方式受主观约束较大，缺乏科学性与严谨性，对于项目风险控制监管失效，往往形成“花大钱、办小事”的结果[38-39]。针对这种情况，笔者协助郭宇博士，针对城市街区文化定位中的问题，以洛阳关公墓北部商业街设计为例，求取在“公众史学”理论与思想框架下的答案，再结合美国佩纳PS建筑策划理论的“问题搜寻法”[40]，反向推导出项目文化主旨定位，即从建筑学科与策划学专业迁移于城乡规划学科的文化策划定位法。

项目选址在洛阳关公墓北侧地块，用地分为两部分：北侧“关公里”用地面积为8.15公顷，南侧“关公文化广场”用地面积为1.70公顷。设计团队收集了大量相关规划资料，邀请了知名文化、民俗专家进行访谈。在进行了问卷调查与分析等工作之后，从“公众史学中”筛选出来对应四条轴线的四个问题，锁定“时间”“地域”“人物”“政策”四条轴线唯一的交汇点，形成项目的精准文化定位法——“四轴定位法”。

第一轴线：时间轴的确定，即解答选取在什么特定的时间、定位什么文化是正确的问题[41]。

（1）调研项目地所在城市（洛阳）的历史信息，即对朝代、城市名称、城市位置、所居帝王、建都时间、城市布局、周边环境评价、建设情况等方面信息进行收集、整理、分析，确定完整的城市文化时间轴。结果显示：先后有13个政权将洛阳定为首都或者陪都，因此在哪个朝代中确定哪一特定时间节点还需参照其他轴线反推确定。

（2）整理洛阳市现有类似文化景区与街区的历史文献。再以时间为主线，了解到洛阳市区内现有的历史文化景区，按朝代划分覆盖了东周、北魏、东汉、魏、隋、唐等朝代的古迹，而其文化定位大多以汉、唐建筑风格为主。

（3）结合当前城市规划主管部门与相关领导针对城市文化、旅游发展的总体目标，特别是文化、旅游方面的定位目标，对洛阳市全域旅游总体规划、城市总体规划、用地区域控制性详细规划、区域风貌控制规划等上位规划的资料进行系统整理、分析。

（4）针对城市间地理文化区位竞合关系，对北京、郑州、西安等相类似城市的文化定位、旅游发展现状、旅游总人口规模、国内外旅游人口构成、旅游经济发展速度等相关数据资料进行梳理与分析。

（5）对项目所在地洛阳洛南新区的区域现状、周边同类项目、城市片区发展目标、片区人口规模、经济、交通、医疗、教育、绿地公园、体育、住宿等进行数据收集与整理。

第二轴线：地域轴的确定，主要是解决在项目漫长的历史演变中，哪个阶段谁实际参与什么，定义是什么的问题。

该项目针对秦、西汉、东汉等13个历史朝代做了调研，本文以西汉为例进行阐述。西汉从建国到汉武帝登基，历时60余年。在武帝之前，执行的是对内休养生息、对外和亲睦邻的国家政策。而汉武帝作为第五代皇帝，开始实行打击匈奴的政策，在击败匈奴之后派遣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了“丝绸之路”。

第三轴线：人物轴的确定，往往面临保存哪种人物流传版本的问题。以关羽为例，从如下几方面分析确定：

（1）对历史上关羽被尊称为武圣的各时期代表事件、关羽与岳飞作为中国历史上不同时期的武圣、华侨视关羽为财神的历史由来、明万历年间民间封关羽为“三界伏魔大帝”、宋代关羽成为佛道两教护法神等重大事件进行挖掘、整理、分析、研究。

（2）对关羽历史生平重要事件进行研究。如：西汉建安二十四年（219）十二月，关羽被孙权伏兵所擒，与子平同时遇害。孙权将关羽首级送给曹操，曹操以诸侯之礼将其安葬于洛阳，同时孙权则将关羽身躯以诸侯礼安葬于当阳。蜀汉在成都为关羽建衣冠冢，以招魂祭祀。因此民间也称关羽“头枕洛阳，身卧当阳，魂归故里”。

（3）从中国文化发展脉络上，对文圣与武圣的历史地位、文化核心内涵等方面进行综合分析，确定自两汉以来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八德思想，因为其代表了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之一。

第四轴线：政策轴的确定，主要解决历史重大事件中，哪一版本的文化应该被提取与保护的问题[42]。

“十九大”提出“从富国到强国”，其核心思想为建设“经济强国、文化强国、科技强国、军事强国”，对经济、文化、科技、军事四个方面的国家宏观战略进行了解读。设计师在进行街区更新规划时，也应对城市街区文化空间是文化传承、发展、交流的重要承载形式进行解读。

综上所述，基于“公众史学”中四个问题的中国解读，通过对“CRS模式”各种元素矩阵进行相关性分析，得出洛阳“关公里”项目的文化定位：第一轴——时间轴，可定在“东汉”时间段；第二轴——地域轴，可定在中州地域文化分区；第三轴——人物轴，定位为关羽本人；第四轴——政策轴，定位为党的“十九大”相关政策。即关公墓以北商业街区项目文化焦点主题定位为：洛阳·关林·公元219；文化主题定位为：东汉-中州地域文化-武圣关公主题文化旅游项目（图1）。

图1 洛阳“关公里”项目文化定位图

3 “公众史学”思想下城市街区文化空间更新模式——以和田团城项目为例

对于像和田团城这样的城市老旧街区，更新改造的首要目标是对原住民居住水平的改善，因此必须在保护的前提下，精心设计完善水、电、暖气、道路等基础设施，改善街区的物质环境；进而实现历史街区的可持续发展，使其成为整个城市文化和经济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恢复、调整其既有的商业活动功能，增加其旅游观光价值，在城市中分担特色购物、观光、旅游的职能等。本文结合和田市团城街区更新项目设计，阐述在“城市公众史学”思想指导下街区肌理与街区界面两个要素的更新或重构模式。

3.1 “社区公平”思想下的“中心开花”街区图底关系

通过对团城片区的城市肌理进行深入调研和分析，在维持现有街巷的走向、宽度与空间尺度关系的基础上，增加规划区内巷道密度，提升区域内居住的便利性。出于消防安全的考虑，主要巷道宽度要保证在4m以上。将区域建设成为适宜居住、社区活动、文化休闲旅游与安全舒适的人性化城区。除此之外，把“社会公平”原则作为街区“图底关系”更新中的重要目标，使街区中偏远地区的居民获得同等发展机会。

（1）严格控制街区主、次入口广场空间尺度，避免在入口设置阻碍人流通达性的大型草地、湖面等非功能性景观场地，原则上把这些内容放置在街区人流动线的末端，即商铺位置偏远的区域附近，利用它们增加人流聚集与停留的时间，使偏远商铺的人流量加大、整个街区的人流分布均衡化。

（2）把人流快速引导至街区中心的演艺舞台处，在保留原有城市肌理的同时，形成中心放射形的机理特征，运用视觉封闭的场景营造设计方法，形成“中心开花”的街区空间布局模式。如和田团城项目沿用“回”字状与支状结合的中心放射布局模式，在保留街区城市肌理的基础上，尽最大可能呈现“社会公平”布局模式（图2）。

图2 和田团城项目社会公平布局模式——“中心开花”布局模式

（3）在以上两点的基础上，强化街区内人流动线设计，引导游客途经不同的区域，尽可能为偏远地区商家提供营销的机会，提升该项目各区域的综合物业价值。针对没有消费需求的顾客，或单一消费需求的顾客，引导他们进入本来可以不进入的消费区域，产生消费机会，进而形成社区内商业“均好性”的布局模式。这会大大促进整个街区的社会公平性，增加各区块之间的互补、互利性，减少相互干扰性。

3.2 “个人历史自己书写”思想下街道界面设计模式——“自组织范式”模式

遵循“公众史学”中关于人人是历史的创造者、个人的历史自己书写等历史文化保护思想，在和田项目中，对于街道界面的建筑风貌设计中采用“自组织范式”模式。

（1）在城市街区文化空间设计中，规划与建筑设计师不应成为坐在宽敞、明亮的设计机构办公楼里的“上帝”，而应是伴随着街区原住民一起成长的顾问，协同商管、运营、销售、策划等专家一起对建成后效果进行控制与引导，即项目建设过程中居民自组织建设的引导者与指导者。例如在和田团城设计中，设计团队根据前期调研成果，在设计院里完成设计方案图之后，通过跟政府、规划管理部门、当地居民沟通，后期确定了片区风貌控制的宏观控制原则。在按照方案完成建筑单体结构主体框架施工后，设计团队与现场指挥部一起在当地城市中找寻有民族建筑营造技艺的工匠，按照原住民的思路进行建筑单体营造（有时甚至可以居民自己动手），这就使得建成结果与设计方案在工艺上差异较大。也就是说，设计立面方案不是最终立面效果，立面由住户自己营造。这样，每个建筑都是原住民自己记忆的作品，达到了“一楼一品”的效果。项目在部分街区建成后，获得了上至政府领导、规划管理部门，下至参与营造的居民的广泛好评。这也是在街区更新中“人人是历史的创造者”“个人历史自己书写”的“公众史学”思想的探索性实践（图3）。

图3 和田团城项目“自组织范式”立面方案与建成效果对比

（2）在具体的街道界面设计当中，尽量避免设置过多的街区出口。这是因为：首先，设置过多的街区出口，会使人群经过部分街区的消费后快速流失；其次，在未来运营与商铺租赁、销售中，除满足规范外，街区出入口越多，内街商铺的招商难度越大，进而造成街区人流越来越少的现象。在特殊情况下，可考虑在大型主力店（必须临街开口的业态）进行入口景观遮挡设计，以保证整体项目的完整性，进而形成内聚型、抵达目的地型、消费体验型相结合的街道界面模式。即营造出四周“围城”的“城”，人在“城”中游，把城外人通过特殊的“城”的街道界面意向，引导成为“城里人”的“内在性”，“内侧”的“自组织范式”行为设计导引模式。

（3）借鉴游乐园的“珠串状”动线设计特征，运用“插花式”，摒弃传统业态分区布局模式，探索业态、文态、形态、生态的“四态合一”模式，使得街区（历史当中某一明确的时间点上）“公众记忆”与“城市记忆”联合场景的再现。规避“城市记忆”中博物馆或档案馆式场景的违和感，使得街区场所的原住民与旅客发生记忆与感情的共鸣。这是依托人是最重要的资源或文化载体的理念，在街区界面设计中进行的“活化人的历史”。

（4）在综合项目文化脉络下，为保持项目快速落地与实施，应运用圈层消费引导方式，根据不同主题文化街区消费的特点，设立能满足特定圈层消费的物业，有效吸引各个圈层人士在该项目的长期驻留，形成固定、稳定的文化原住民圈层。

4 总结与展望

通过运用“公众史学”理论在中国街区设计的实践，总结得到如下结论：首先，应建立跨专业、全程协同的设计团队，即策划、前期战略、文化、政策、商管、运营、规划、建筑、景观、环艺、经济等十几个专业的联合设计团队，这是项目成功的基本保证；其次，借助“公众史学”研究，能够对城市中承载文化记忆的空间载体，进行文本叙事层面的解读，这不仅丰富了文化遗产价值的内涵，也为城市规划决策提供了更多元的社会视角；另外，“公众史学”理论不仅是中国城市文化遗产保护理论的有益补充，还对泛文旅项目具有重要借鉴价值。

注：

1公众史学与公共史学译名不同，具体参见钱茂伟先生的研究。

图片来源：

图1：笔者与郭宇联合绘制；

图2、图3：笔者与冯立文联合绘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