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视域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逻辑*

姚 咏， 肖 萍

(武汉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武汉 430070)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诞生于新时代的中国，扎根于五千年中国文明。2018年4月11日，在集体会见博鳌亚洲论坛现任和候任理事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计利当计天下利。世界大同，和合共生，这些都是中国几千年文明一直秉持的理念。不能独善其身，而应该兼济天下”“各国都应该担当起自己的责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1]。此外，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的发言中将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和合”、“大同”等思想联系在一起，这类论断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了丰富的中华传统文化底蕴，为在传统文化视域下研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逻辑提供了重要依据。

一、 出发点：兼济天下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忘势》)作为儒家经典中的名句，却受到了稷下道家思想的影响，其前半句体现了道家的豁达态度与出世境界，而后半句则表达了儒家的理想主义和入世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儒道互补”的体现。虽经后人改“兼善”为“兼济”，但不失孟子本义，不影响其使世界更美好之意。此处，“穷”与“达”的主要区别在于得志与不得志。我国自古就有许多文人先贤以独善其身、兼济天下为志向，譬如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提到“故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表明其将兼济独善之志行分别寄于讽喻诗、闲适诗两类诗作。

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这不仅是经济实力的飞跃，更是距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志更近一步的飞跃，体现了中国从“穷”到“达”的过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谋和平与发展。”[2]436其中，前两条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与使命，体现的正是独善其身；后一条则可看为党的初心使命面向世界的延伸，体现的正是兼济天下。对中国来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第一个百年”之际，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可看作独善其身的重要表现；在“两个大局”交汇之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可看作兼济天下的实现方式。

一百年前的近代，中国内外交困。在社会各阶层的改良与革命运动相继宣告失败的情况之下，在外国列强仍然虎视眈眈、北洋政府腐朽而无力回天的国内外形势之中，郁郁不得志的中国迎来了开天辟地的变化——中国共产党诞生，一个新生的强而有力的革命领导力量就此凌空而出。此时，已经自顾不暇的中国想要独善其身已实属不易，对于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最要紧的就是使中国摆脱落后挨打的命运。中华民族企盼独立解放、复兴繁荣，中国人民企盼翻身作主、幸福生活。为此，党坚持独立自主，带领中国各族人民一路披荆斩棘，克服种种艰难险阻，相继打退了外国侵略者和国内反动势力，并不断与党内错误思想作斗争，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踏上了艰辛曲折的社会主义建设探索历程，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步找到一条适合中国的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向着“独善其身”迈进。

一百年间的发展，中国内外兼顾。这一百年中，党和国家在谋求实现“独善其身”的同时，随着发展不断提出自己的国际关系论断，调整对外方针政策，尽己所能地在国际舞台发挥重要作用，力求趋向兼济天下。从毛泽东“中间地带”论断与“三个世界”划分，到邓小平将和平与发展作为世界两大时代主题的论断，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无一不体现了中国与中国人民对于和平的深切向往，对于各国友好相处、全球共同发展的良好愿望，对于促进人类美好生活、维护世界共同利益的高度重视，并愿意为之努力奋进的积极态度。

建党百年的今天，中国改头换面。经过党一百年的奋斗，中国由“穷”逐步蜕变到相对而言的“达”，而改革开放无疑是这一蜕变的关键节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步跃居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国际事务中扮演着越发重要的角色，不断发出属于中国的大国强音。如在抗击新冠疫情这场全球战“疫”中，中国多次向世界各国伸出援助之手，不断派出经验丰富的医护人员与专家，输出先进的医疗设备与技术，确保将中国经验最大限度地传授给世界，为各国“战场”投入了珍贵的人力物力、智力财力，为稳住国际疫情形势做出了巨大贡献，展现了真正的大国力量。对于正在崛起的中国来说，勇于承担大国责任，肩负起“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2]433的新的时代使命，正是体现了其在自身“达”之后对于“兼济天下”的责任与担当。

当今世界，逆全球化思潮来势汹涌，贸易保护主义与单边主义气焰嚣张，热点地区战火频仍，“三股势力”层出不穷。沧海横流，没有哪个国家能独善其身，此时中国兼济天下的行动更显出大国担当。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与世界发展大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国应该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精神”[2]460，这种精神正是传统文化中“兼济天下”思想在当代的延续与发展。大国带动小国，小国成长为大国，当各国以“兼济天下”为出发点，在实现“独善其身”的基础上，以天下为己任，积极进行国际交流与合作，各国命运就紧紧相连，人类命运共同体也就开始构建。

二、 关键点：和合共生

“内之父子兄弟作怨雠，皆有离散之心，不能相和合。”(《墨子·尚同中》)此处，从文本的角度，“和合”可以理解为和睦同心。实际上，从墨子“十论”中“尚同”的意义来看，墨家语境下的“和合”表达的应当是一种协调统一的状态。然而，传统文化中的“和合”并非墨家一家之言，众多学者的思想中都蕴含着“和合”理念或者“和”的思想，如老子“万物负阴而抱阳，充气以为和”(《老子》)，体现了阴阳调和的思想；孔子“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表示礼的主要作用就在于和谐人际关系，侧面体现了和的重要性。从整体看，在“和合”理念中，天人合一、协和万邦、和而不同、琴瑟和谐、人心和善等思想一以贯之，分别体现了和合的宇宙观、天下观、国家观、家庭观、道德观等理念。

两千多年来，和合理念深深影响着中国人民的价值观和中国的社会制度构建及社会治理实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和平而不是战争，合作而不是对抗，共赢而不是零和，才是人类社会和平、进步、发展的永恒主题。”[3]在今天，“和合”可以理解为和平与合作。从人类根本利益出发，“和合共生”“互利共赢”符合世界发展大局的要求。其中“和合”更是共赢的前提与基础，只有和平与合作才能使各国迎来共赢的局面。

在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倡导与践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观”“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开放、融通、互利、共赢的合作观”“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等五个观念。并提出与上合组织成员国“携手迈向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的美好愿景[2]441。其论断中蕴含着丰富的天人合一、协和万邦、和而不同等思想。

天人合一是其重要理念，体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与自然的和合。“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是中华文明内在的生存理念”[2]471在人类与自然博弈的历史长河之中，尤其是在步入工业时代以来，比利时马斯河谷工业区毒烟雾、日本“水俣病”等案例，沙尘暴、全球气候变暖等自然灾害一次又一次向我们展现了自然的力量，以及与自然和睦相处的重要性。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发展观与安全观中，“协调”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是天人合一的本质；“绿色”蕴含环境友好的观念，是天人合一的关键；“可持续”体现了天人合一的价值指向。在迈向五种世界的愿景中，使世界清洁美丽的关键就在于践行天人合一理念，即保持人类行为与自然规律的协调统一，秉持环境友好的态度，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从而更好地适应自然，改造自然，最终愉快地拥抱自然，享受自然，迎接清洁美丽的新世界。

协和万邦是其价值追求，体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家的和合。“亲仁善邻、协和万邦是中华文明一贯的处世之道”[2]471。在习近平总书记基于全球视野提出的五种观念中，“共”“合”“互”等字眼高频出现，体现了万邦的协和关系。马克思主义认为世界是普遍联系的，体现在其整体的联系、事物之间的联系以及事物内部的联系。“协和”究其根本就是一种联系，相应地，协和万邦也包含三方面内涵，首先是万邦的整体协和，主要表现在万邦在经济、政治、军事等各方面宏观上协调一体，紧密团结。其次是万邦的相互协和，不仅表现在国际关系上的和谐友好，更表现在国家发展中的协同合作。最后是万邦的内部协和，即各国实现国内和平，战火消弭，稳步发展。如中国利用上合组织平台在帮助阿富汗重建、助力各成员国执法能力建设与人力资源培训等方面所做出的努力，就旨在帮助这些国家得以发展至邦内协和的状态。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邦内协和是万邦相互协和的前提与基础，国不成国，就更别提与其他国家建立真正的和谐关系；万邦相互协和是万邦整体协和的重要表现，相互协和之下的整体才是和谐的整体。

和而不同是其根本原则，是天人合一与协和万邦的基础。从“共同体”整体的角度看，各国人民是“和”的，体现在美好生活的共同向往上；但从各国人民角度看，“共同体”内部又是不同的，体现在生活方式的独特样貌中；这样的“和”与“不同”存在着辩证统一的矛盾关系，但又并不冲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一个国家说了算，也不是一个地区说了算，而是要靠全世界各国积极参与，要“凝聚不同民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不同地域人民的共识”[2]435。各国的历史渊源、地理环境、经济发展水平等各有不同，在生产方式、风俗习惯等方面难免有所差异，“和”代表的正是在存在并保留这些“不同”的基础之上，各国相互包容、相互接纳、相互交流的状态。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2]468。和而不同才能促进和睦团结、平等互鉴，才能增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凝聚力与向心力，才能体现世界开放包容的特征。为了人类璀璨文明的延续与发展，必须坚持和而不同的原则，求同存异，取长补短，以期协和万邦，携手共进，在尊重差异的基础上交流，在和平合作的基础上互鉴，在交流互鉴的基础上发展，最终实现天人合一，实现超脱人与人之间的和合，也就是世界真正的和合。如此，方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三、 落脚点：大同世界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礼记·礼运》)“大同”描绘的是一个中国式的乌托邦，在这个理想世界中，百姓各得其所，安居乐业；各国和平发展，天下太平；一派祥和美好。工业时代以来，与之类似的思想在世界遍地开花，并随着时空转换，以不同的形式或内容呈现出来，比如当代所盛行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全球融合的思想。其中，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和我们今日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更是与“大同”思想有着紧密联系。

一方面，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与“大同”思想异曲同工。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4]在马克思、恩格斯所预言的未来世界中，生产力高度发达，各民族交往日益密切，分工彻底消灭，整个世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表现出一种开放包容的人类社会形态。对此，习近平总书记认为这一预言已经成为现实，并肯定了其科学价值，他指出:“今天，人类交往的世界性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深入、更广泛，各国相互联系和彼此依存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频繁、更紧密。”[5]

而在“大同”世界中，人们“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关爱“鳏寡孤独废疾者”，交往时没有了门户之见、亲疏之别，意味着人们的交往更加自由密切；“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敛聚私有财产不再重要，出力劳动不必为了自己，意味着人们掌握着社会生产资料，共同为了公众利益参加生产，分工也就不再重要。

这两种世界的构想虽着眼点有所不同，前者着眼于各民族，后者则着眼于不同的社会角色，但都体现了人们之间交往联系的自由密切；虽表现形式有所差别，前者提出消灭不同民族的分工，后者则表示人们不为私利而劳作，但都体现了生产劳动的社会性；归根结底，这两种世界都体现出一种高度包容的人类社会生产生活方式，“世界历史”预言中的世界就像是马克思、恩格斯构想下的大同世界。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有着马克思主义的坚定立场和理论基础，也包含着对“世界历史”思想的丰富与发展。

另一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与“大同”思想一脉相承。首先，“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继承了“大同”思想中世界和谐的本质特征。“讲信修睦”就已经奠定了大同世界和谐的基调，其前后所描绘的关于统治者与民众、男女老少，人与人、国与国各自的处境及其之间的关系更是和谐美好。“尽管封建社会时期的大同社会与社会主义时期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不一样的，但其追求美好和谐的出发点是一致的。”[6]

其次，“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扬弃了“大同”思想中天下治理的基本观念。大同思想提倡“天下为公，选贤与能”，即由人民选择的贤者、能者治理天下，虽与世袭罔替的“家天下”制度相比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尊重了人民参与政治生活的权利，但未能充分体现在国家决策中集体治理的智慧。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需要有各国认可的、负责任且强有力的大国的科学引领，更需要世界各国在处理国际事务时的积极参与和通力配合；不是要开设大国的一言堂，而是要实现全球民主治理。

最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补充了“大同”思想中未能呈现的自然环境。从其本质上讲，“大同”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描绘的仅仅是人类社会的状态，缺乏对整个自然界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设想。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中的有关理念对此做了有力补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是命运共同体，保护生态环境是全球面临的共同挑战和共同责任”[2]360，并表达了在全世界共同努力下“让自然生态休养生息，让人人都享有绿水青山”的畅想[2]435。

总之，“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展现出了当代中国新的“大同”世界构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就在于建设一个由“远离恐惧、普遍安全”“远离贫困、共同繁荣”“远离封闭、开放包容”“山清水秀、美丽清洁”[2]433-434新定义下的“大同”世界。

其中，“远离恐惧、普遍安全”可以对应“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当今世界，“三股势力”以及各国好战分子犹如“盗窃乱贼”，在他们的“谋闭”之下，世界和平与人类安全遭受严重危害。当他们“不作”“不兴”时，世界方能远离恐惧、迎来普遍安全。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各国在防务安全、执法安全、信息安全等方面的合作，并且强调“国家间要有事多商量、有事好商量，不能动辄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2]464。

“远离贫困、共同繁荣”可以对应“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财富高度积累的情况下，人们不必敛财藏货，不必为己劳动。“远离封闭、开放包容”可以对应“外户而不闭”，与人们不封闭家门类似，各国大开国门，彼此加强开放。“山清水秀、美丽清洁”虽然在“大同”思想中没有对应描述，但未尝不是一种人与自然的“大同”状态。

四、 结 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是各国人民的世界，世界面临的困难和挑战需要各国人民同舟共济、携手应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才是人间正道。”[7]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乃大势所趋，从“兼济天下”出发才能顺应时代，抓住“和合共生”的关键才能赶上潮流，“大同世界”就是一种共同繁荣昌盛的必然指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有着丰富的传统文化底蕴，也是在马克思主义，尤其是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及其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科学指导下，在对全球化的时代脉搏、和平与发展的世界大势的准确把握下，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基于我国一贯的和平外交政策与国际关系处理原则所作出的科学决断与重要倡议。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围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开展了一系列积极有效的实践活动，致力于践行“一带一路”倡议，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在这个过程中，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的作用不容小觑，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既要努力发掘中华传统文化中与其契合的思想理论，也要努力建立起各国文化与之关联融通的交流枢纽，以文化最根本、最深远的力量提升“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国际认同感，助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