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东亮
(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福建福州 350117)
图·安德曾明确指出:“要想在方法论的意义上探讨某位电影制作者借某种类型达到自己的目的(时下众多批评所追求的)的方式,我们就必须明确他的类型观的基本要素。但是这还不够,有人对类型这一概念的利用,暗示着它与观众反应有关,这意味着以这样一种方式产生的任何电影作品都源自观众对这一类型的特有期待。”[1]简而言之,无论以何种方式进行的类型研究,都是建立于“观众对这一类型的特有期待”——类型经验之上。因为对类型电影的阐释,需要一个深层次的解读结构作为参照,即需要建立这一类型“自己的参照域(field of reference)”[2],以便能够浸入语境之中理解特定的类型范式。英国学者朱利安·史辛格在谈到韩国电影的类型问题时认为:“思考韩国电影类型归属问题上的强烈分歧就必须放弃一种不动脑筋的假想……事实上,韩国观众与其他商业市场的观众一样,也是在不同种类的电影中建构出特性,从而维持其类型的独特身份并合法化。在国内便出现了这样的强烈争论,究竟什么类型的电影能够被命名为韩式电影?或堪称韩国‘文化特质’的体现?”[3]而这些问题,都是韩国犯罪片经验系统试图解答的。
新世纪以来的韩国电影产业发展可谓是逐日追风,令人在感到诧异的同时,也感叹其在泛亚文化圈内翻转腾挪的影响力。新世纪以来韩国电影中的佼佼者当属犯罪片,如《我要复仇》《杀人回忆》《新世界》《追击者》《金福南杀人事件始末》《黄海》《恐怖直播》《抓住那个家伙》《走到尽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