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全集》编选的历史考察与文化阐释

刘竺岩

(兰州大学 文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对中国现代作家来说，全集编选是其一生作品“经典化”的重要途径和表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前，作家全集的编选与出版，均被纳入政府出版体系。什么样的作家能够出版“全集”、什么样的作家能够出版“作品选”、什么样的作家的作品仅能作为“史料”、什么样的作家无法出版作品，是对某一作家身份合法性的承认，据此能够确立某位作家的话语权等级。换言之，能出版“全集”，是一位作家在文学、政治领域的重要身份象征。

在众多现代作家全集中，《郭沫若全集》最具典型性，其“全集不全”问题已被诸多论者注意。税海模的《<郭沫若全集>的学理审视》首先指出《郭沫若全集》的“不全”现象，对其成因进行初步阐释，同时对修订提出建议。[1]魏建的《郭沫若佚作与<郭沫若全集>》更全面地分析《全集》的“不全”问题，以具体史料为依据，对“不全”的原因进行发掘，尤其指出经济因素和读者需求对郭沫若佚文的收集整理工作造成了困难。[2]此后，蔡震的《关于<郭沫若全集>的考察》提出了造成“全集不全”的“拆分与新编”“‘集外’文与‘集内’文”等具体问题。[3]廖久明的《全集就要全——<郭沫若全集>重新出版之我见》对《全集》的重新出版提出了三个建议。[4]将《郭沫若全集》的编选放置在现代作家全集编选的大背景下审视，它既具备郭沫若文学活动的特殊性，也关乎现代作家全集编选的一般性问题。因此，从历史事实考察《全集》成因，对其原因进行文化层面的阐释，以之管窥现代作家淑世意识与晚年作品编选的矛盾，具有典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