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科举帖经变迁下的文学现象

彭 健

(上海大学 文学院，上海 200044 )

帖经者为何？杜佑《通典》：“帖经者，以所习经掩其两端，中间开唯一行，裁纸为帖，凡帖三字，随时增损，可否不一，或得四、得五、得六者为通。”[1]帖经考试主要以儒家经典章疏为帖试内容，课试形式类似今日的默写填空题。然而，囿于文献的缺略，学者在探讨唐代“科举与文学”关系时，多聚焦于对科举试策、试诗赋等课试制度与应试策文、诗赋等的考察，对重要考经办法之帖经制度及制度变迁下的文学现象关注不够。本文立足有限文献，对科举帖经制度作简要梳理，意在关注与制度变迁关联的文学现象，以加深对科举帖经与文学关系的认识。

一、帖经制度及其发展变迁

帖经作为唐代科举考试项目之一，一般认为始于调露二年(680)考功员外郎刘思立的奏请：

至调露二年，考功员外郎刘思立始奏二科并加帖经。其后，又加《老子》《孝经》，使兼通之。[1]

刘氏奏请之前，明经试墨策；进士试时务策。其后，明经射策，举子多“不读正经，抄撮义条”[2]；进士则“不寻史传，惟诵旧策，共相模拟”[2]。刘思立奏请源于此。翌年即永隆二年(681)，朝廷颁布《条流明经进士诏》，规定“明经试帖，取十帖得六已上者；进士试杂文两首，识文律者：然后并令试策”[2]。自此，明经首场帖经，次试墨策；进士首场试杂文，次试时务策。每场定去留。帖经作为明经射策，举子少读正经的补救项目，自此进入科考系统，并予制度化确立。

帖经课试的设立，对举子不读或少读正经之弊，具有一定的弥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