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裔作家的民俗文化利用与文学创作研究

赵志刚

20世纪80年代以来，华裔文学创作进入一个高峰期。美国华裔作家汤亭亭(Maxine Hong Kingston，1940—)的《孙行者》(TripmasterMonkey，1989)、谭恩美(Amy Tan，1952—)的《喜福会》(TheJoyLuckClub，1987)都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绩。另外，其他国家的华裔作家的文学创作也表现不俗，如新加坡华裔作家林宝音(Catherine Lim，1942—)的《女朴》、加拿大华裔作家李群英(Sky Lee，1952—)的《残月楼》(DisappearingMoonCafe，1990)和崔维新(Wayson Choy，1939—2019)的《玉牡丹》(JadePeony，1995)都引起了国际文坛的广泛关注。

这些华裔作家的文学创作深深植根于华裔族群的民俗文化，通过对传统民俗文化的叙写和再现增强小说故事性、趣味性和叙事张力，也为作品增添了一股浪漫主义气息，使叙事中的人物更加立体化、形象化。笔者尝试将华裔文学中的民俗事象与叙事学有机结合，探讨形成这种文学样态的内外因素，剖析华裔作家钟情民俗叙事的原因，解读民俗文化与小说叙事之间的密切关联，探寻华裔文学民俗叙事的重要意义。

一、华裔文学从发生到成熟

华裔文学从发生到繁荣经历了漫长的“准备期”。“准备期”，是指华裔文学走向成熟、繁荣的内、外在因素聚集成一个合力的过程，主要包括“语言文化准备”“族裔意识准备”和“社会政策准备”三个层面。

“语言文化准备”是华裔文学发生发展的必备条件。对于移民初始期的华人来说，他们很难立刻摆脱母国语言文化的影响而进行所在地文学创作。先辈华人的辛苦打拼换来了华裔后辈接受英语教育的机会，一些文化精英开始有意识地参与英语文学创作。纵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国的华裔作家，他们几乎都有英语教育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