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小羽
从第一部地理学著作《禹贡》到《汉书·地理志》《水经注》《元和郡县志》,中国历史地理学逐渐走向成熟。到了宋代,面临国家内忧外患的形势,与国家政治密切相关的舆地学发展起来。北宋图经盛行并开始向方志过渡,南宋方志基本定型,在宋代出现了《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舆地广记》《舆地纪胜》《方舆胜览》五部全国性的地理总志及大量地方志。另外,还有一些域外地理著作,如周去非的《岭外代答》和赵汝适的《诸蕃志》,也有很高的地理价值。在这一时期,图经得到了很大发展,地图与文字被完全分开。由于军事的需要,地图编纂增多,出现了《契丹地图》等,这些都为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础。据陈正祥统计,在宋代所修的方志中,以志为名者计有383种,以图经为名者176种,此外,尚有记82种,图志22种,全部合计约800种[1]。《四库全书总目》记载,到清代中叶,保留下来的宋代地理类文献有近五十种,表明宋代地理学文献十分兴盛。宋代地理学著作的大量出现并不是偶然,而是社会、政治、军事、经济发展共同作用的结果。
为了解全国各地区的发展形式及其他各方面的情况,巩固政权,皇帝多次下诏修志。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为了适应统治者全面了解国情、更好地治理国家的需要,撰修全国性的总志成为大势所趋,这也是乐史撰修《太平寰宇记》的原因之一。他在书的序言中写道:“自河南周于海外,至若贾耽之漏落,吉甫之阙漏遗,此尽收焉,万里山河,四方险阻,攻守利害,沿袭根源,伸纸未穷,森然在目,不下堂而知五土,不出户而观万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