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贵环
国之有史,地亦有志,地方志是一方之全史,国史、方志和家谱向来被视为中国历史的三大支柱,而地方志可以起到补史之漏、参史之误的作用。关于地方志与文学之间的关系,学界已取得了一些成果,如学者许结《赋的地理情怀与方志价值》(《济南大学学报》2005.5)、张廷银《方志辑存诗文的文学价值例说》(《福建论坛》2005.9)、薛瑞兆《方志中的金诗拾遗》(《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6.11)、徐鹏《明清浙江地方志中的才女书写》(《浙江社会科学》2013.2)、朱湘铭《论方志艺文志的文献价值与文化意义》(《图书馆》2014.1),以及硕士论文,如孙力《明代南昌府诗文作家研究》(上海师范大学,2019)、刘敏《明代安徽方志辑存明人诗歌研究》(西华师范大学,2020)等,这些研究成果使得方志中所录诗文的文献价值逐渐清晰起来,对方志所录诗文进行研究也成为发掘城市文化资源的新路径。本文就《光绪丹徒县志》所录六朝诗的概况、有关“北顾楼”的史料记载以及所录诗作的校勘等进行探讨。
清何绍章、冯寿镜修,吕耀斗等纂《光绪丹徒县志》六十卷,编修始于同治十二年(1873),卷四十六至卷五十六为艺文,卷四十六是书目,卷四十七是赋,卷四十八至五十六是诗文。卷四十六艺文叙:“志载艺文类有关于地方之掌故,民生之利弊,山川之形势,非徒捃摭绨缃也。今仍旧志,条其篇目,分为经、史、子、集。赋载自唐始,诗载自六朝始,诗余自北宋始,杂文自汉始,迄于近今,风雅代兴,洪纤毕奏,后之人求瑰玮之秘文,当有取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