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莺颂》：物之生与诗之深

侯 楠

济慈的《夜莺颂》写于1819年5月，彼时，他的身体在肺结核的折磨中日渐虚弱，他的心在对爱人的求而不得中郁郁寡欢，面对身体与心灵的双重折磨，他在清晨听到了夜莺的一声啼鸣，于是拿起笔来写下了《夜莺颂》。自《夜莺颂》面世以来，便一直有人在追问，为何夜莺欢愉的啼鸣能够震颤济慈的灵魂，为何济慈笔下的夜莺能够始终震颤读者的心灵？在济慈的诗中，夜莺的啼鸣不仅引领作者进入永恒的夜之王国，同时也划破时空之隔，引领后世的读者进入这隐匿于溪谷之间的永恒之境，与济慈一道感受着别样的物色之生、诗意之深。

一、融情入色：“物”“我”关系的动态变化

《夜莺颂》展现的是某个夜色如水的夜晚，却是完成于清晨。彼时，济慈独自坐于树下沉思，偶然听到夜莺清脆欢愉的啼鸣，那穿透时空的啼鸣击中了他的心，在巨大的震颤之中，他一气呵成，完成了这首《夜莺颂》。“我的心在痛，困顿和麻木”，这种痛到极致的麻木是济慈被极致的欢愉“刺进了感官”那一瞬间最为真实的感官体验，鸟鸣在那一瞬间带给他的不是欢愉，而是震颤到极点的失语、欢欣到极致的麻木。在这种失语与麻木中，诗人如饮美酒，进入了未曾见过，甚至不属于这人世间的幻境，连同诗人的自我意识也陷入了“昏迷”状态。

这种自我意识的隐退正是济慈一直推崇的“消极能力”。1817年12月，济慈在写给弟弟的书信中第一次提出了“消极能力”，即“一个人有能力停留在不确定的、神秘与疑惑的境地，而不急于去弄清事实与原委”[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