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本书的自白

□冉隆中

缘 起

想写这本书，想了很多年。我说的是《滇池治水记》。

最早可以回溯到2006年。那年春天，我大约吸入了“春城无处不飞花”的过量花粉，鬼使神差，一头就往滇池里扎——我给自己布置了一道作业题：采写滇池。

记得当时新闻里说，滇池治理有了大起色。“跑口”记者这样说，分管官员乃至昆明“主官”更是天天这样说。某时任“主官”在昆明友城瑞士苏黎世某条河流的碧波中畅游时甚至说，相信不用太久的某一天，他会像畅游外国的河流一样，在滇池里劈波斩浪。

或许是受到这些蛊惑，我决定走近滇池，采写滇池。可是很快鼻子先于眼睛也先于脑子做出了反应：彼时的滇池，依然是“劣Ⅴ类”，因为它是一池老远就能闻到腥臭味的脏水。

滇池之臭，主要来自蓝藻和水葫芦的此消彼长。特别是蓝藻，一到春夏，随着气温上升，滇池总会大面积暴发蓝藻。那时节，只要路过海埂堤坝，或坐船泛滇，目光所及，整个湖面一片混浊，一片阴绿，那悬浮的蓝藻，随便用根棍子测到的深度，一般在几十公分——滇池污染形势根本未曾改变。

也就在那个时间段，一次我被安排陪同到昆的中国作协某领导去安宁温泉休息，正好途经海埂。这位曾主管某文化大省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到作协岗位后，成了散文家兼诗人兼书法家。他见到车窗外近在咫尺的滇池，自然不愿意放过近距离考察体验的机会，于是下令停车。海埂道路狭窄，他指示司机将汽车开到海埂另一端等候，让我陪同他徒步“走近滇池”。虽然我心中暗暗叫苦，却也由不得我说话，只好下车。没想到的事情随之发生：当时的滇池正是蓝藻满湖，而海埂又是蓝藻暴发最烈、臭味最重的集中区。散文家兼诗人领导下车只走了几步，就用手掩鼻，面部表情懊悔不已，无奈汽车已经一溜烟跑远，我只好边走边听他感叹和责问：好端端一个滇池，不是说好的高原明珠吗？不是大观楼长联五百里吗？不是三春杨柳九夏芙蓉吗？怎么会是这个臭德性？我看出了他的满肚子不高兴，却没办法代表昆明人民向他赔小心。我只是学他样子，掩鼻疾行，并不搭腔。好在那段路也不算太长，终于上得车后，原来谈兴甚浓的领导变得兴味索然，一路无话。我也落得清静，心里却说：都是滇池惹的祸——准确地说，都是蓝藻惹的祸！

弹指十年过去。2016年，终于，滇池摘掉了背负三十年以上的“劣Ⅴ类”帽子！

比权威资讯更早可以坐实的其实是人的肉眼。此时我已在滇池畔栖居数年，陋室与滇池直线距离不到一公里。跟滇池朝朝暮暮的守望，已然让我确信，滇池向好，此言不虚。于是，曾经摁下的采写滇池的念头，再次浮上心头。

定 调

滇池，在清代诗人孙髯翁笔下，号称“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语出大观楼长联）。现实的滇池，真实面积逾三百平方公里。写这样一个大湖的前世今生，只能是“非虚构”。而“非虚构”写滇池，这个题材和主题，据说“敏感且重大”。这就不是“私人写作”力所能及的事情。为此，我申请了相关部门的“专项支持”。整个写作于是按部就班地开始“走程序”——

先是填表报批、专家论证、领导平衡、立项公示……繁文缛节，按下不表。公示期满，相关部门又立马以最快时间、较高规格，郑重其事地召集了像模像样的“大纲审定会”。会议室里人头攒动，各路大神拿着我百余字“急就章”的“大纲”，纷纷发声且振振有词。他们语重心长地说：写滇池，兹事体大，非同小可，“调”必须如此定，“纲”必须这般举，“目”必须那样张。然后又告诫我：张三不能入书，李四必须绕行……一时间弄得我张口结舌目瞪口呆——真真切切我还一字未著，就得到了诸多谆谆教诲，这就是所谓“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的现实版么？

毕竟立了项，有了跑路费，而且还开了采访绿灯。“拿人手短，吃人嘴软”，听也得听，不听也得听。既如此，我还是——且先听吧。

至于写作，以我以往经验，那是另一回事罢。

书 名

凡事需名正，名正则言顺。论证会上，我最先抛出的书名是：《滇池清了吗？》。

稍微有一点报告文学常识的都知道，这个书名脱胎自《巴黎烧了吗？》——那是新闻和文学史上的一部纪实杰作。该书作者拉莱·科林斯和多米尼克·拉皮埃尔，分别是美国《新闻周刊》和法国《巴黎竞赛》记者。用作书名的这句话，来自阿道夫·希特勒于1944年8月25日巴黎解放当天，在东普鲁士（腊斯顿堡）一个叫“狼穴”的地堡里，向他的总参谋长约德尔上将气急败坏地提出的责问。地球人都知道，后来的事实当然是巴黎没有烧。但是在阿道夫·希特勒发出那声责问之前，巴黎正处于岌岌可危的毁灭边缘。毫无疑问，这个书名以及这样的叙事开头，富于悬念又引人入胜，让人有即刻打开书本进入故事的浓厚兴趣。事实上，《巴黎烧了吗？》正是一部从始至终扣人心弦的纪实文学，让你拿起来就放不下。我知道两位作者为写作此书，在作品的史实方面力求翔实，花了将近三年时间搜集材料；他们翻阅了美、法、德三国的军事档案，采访了上至艾森豪威尔、戴高乐高级助手，以及当时的巴黎城防司令肖尔铁茨，下至法、美、德军普通士兵和巴黎市民，共达八百多人，采用了其中五百三十六人的亲身经历，因此使这部作品做到事事有根据，人人有下落，句句有出处。

我依样照葫芦画瓢写下书名《滇池清了吗？》，其实是愿意将《巴黎烧了吗？》视作标杆，即便力所不逮，但也心向往之。

第一个回合就败下阵来。论证会上，一些话语权重者说：“滇池清了吗”明显是一个疑问句，是对滇池治理成效存有疑惑疑虑的一种表达，这样的书名与滇池治理已经取得的巨大成绩是不匹配的——至少，写作者从书名开始就是对治理现状怀疑和不信任的，这样如何能够引领读者欢欣鼓舞并发生共情共鸣？我试图以疑问句式的书名悬念勾起读者关注的想法，反而被一句质疑所问住，真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才有了后来更中性的书名：《滇池治水记》。

队 伍

一想到这种受管控的写作，采访也有诸多麻烦，我就自作聪明，组织了个集体写作队伍，有点像“写作坊”，美其名曰“老带新”。参与者有三四个人，土生土长，熟悉滇池，热爱写作，而且都是女作者——想当然地以为，她们去跟相关单位和个人打交道，容易沟通。然而带着跑了几次，问题来了：她们都是来听我安排的，人是来了，但是作为写作的主体——藏在头脑里的想法或曰主观能动性，好像没来。说实话我也不是一个好导师，跑得人困马乏了，也懒得跟她们交流，彼此找不到采访和写作的“点”，反倒增加了共同的焦虑。终于，我这个“洪常青”带领的“娘子军”还没正式进入实战，就无疾而终。

也见到过某些纪实文学大师带着女弟子撒腿跑得欢而且成果斐然的例子，这让我后来扪心反思，一是不能怪我那些“女弟子”——教书界有格言“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我显然属于后者；二是在我看来，无论哪种写作，都属于老母鸡下蛋，必须很私人，很私密，而我正是其中一只，换个窝下蛋都不中，更别说邀约众人一起下蛋。

交了一点时间成本的学费后，我只好及时刹车。

采 访

这种书的写作，“功夫在诗外”。而所谓功夫，就是采访。

绕滇池一圈将近两百公里，跟滇池关联的单位和个人，星散大湖的东南西北，一天跑几十公里采访是常事。最远的一次采访，一天下来，我跑了大约四五百公里，而且一路走州过府，翻山钻洞——那是为了对滇池外来生态补水进行追根溯源。我在书的“后记”中写道：“一年多来，我行程逾万里，连续走访了与滇池治理有关的数十家单位和数百名个人，其中既有体制内的官员学者和科技专家，也有大量民间环保人士或志愿者，以及一些普通市民或滇池沿岸原住民。”

涉滇人多、点杂、面广，路远不算难，最艰难的，是对人的采访。

其中一些人，既是绕不过去的涉滇重要人物，又是有关部门明令禁止采写的“有争议”人物——比如，一个号称以毕生精力专打“滇池保卫战”的“孤胆英雄”。

在书里，为了减少麻烦，姑隐其名，我称其为“老贾”。其实十多年前我就采写过他，当时的他还未曾暴得大名。跨越十多年时间，此人一度名满天下，关涉“环保”“感动”之类媒体或民间大奖，获得无数。没想到“老贾”还牢牢记着我。从茫茫人海中“打捞”到他，见面时他就大叫一声：“冉作家！”然后直奔主题，向我诉苦，说他基本被人遗忘了，“就相当于‘社死’！现在，报纸、电视，以及公众，都不找我了。这种遗忘，正是滇池走向更深苦难的重要原因之一。”媒体和公众（包括我）对他的遗忘，与滇池“走向更深苦难”，被他划上了不容置疑的等号。

我问了他一个问题：“你没有觉得，现在滇池治理发生变化了吗？你见到的滇池，是否比最污染的那些年好转了？”

他说：“冉作家，你屁股是不是坐歪了？你是代表政府来跟我讨论这些问题的吗？”

我有些哭笑不得。

那天，我对他说出了一句“名言”：如果滇池在污染之前，人人都像他现在一样“捍卫”它，当然不会走到后来“谈水色变”的境地；如果在滇池已经严重污染之后，即便人人都像他那样只是唾沫乱飞地“捍卫”它，滇池也不可能像现在这样较快得到重大改善。我与“老贾”不相见已十三余年了，他和我，世界和滇池，都发生了很多变化。我确实感受到他为了“滇池清”而不惜以命相搏的凛然一面，也多次听见有人说他所做一切，无非是“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多年来他对滇池的执著，到了常人难以理解、他也不理解常人的地步。他对除自己以外几乎所有与滇池环保相关的人和部门，一律都持否定态度。他只接受鲜花和追捧，而公众以及大多数媒体却只在滇池成为社会热点时才会想起他来，并献上“追踪关注”和浮皮潦草的掌声。其实，他也差不多一叶障目，不见滇池正在转身变好的事实；似乎即便见到了，也不愿意接受和承认这个事实。这是一种什么心理作祟？没有人愿意深问细想。他其实是一个“病人”——一个身体和心理有疾，既不自知，更不为人知的病人。他有一种唐·吉诃德向风车挑战的精神。他孤独而倔强，愤懑而偏执，此生注定了不会与人合作。然而这个世界，绝大多数的道路，都是由独孤者所开辟，却为合作者而预留。“老贾”属于其中哪一类呢？

他几十年如一日地继续着“一个人的战斗”。他就像混入鱼群中的那一条绝不吃素的“黑鱼”——在给其他鱼类带来恐惧的同时，也输送了至为可贵的救命氧气。这位生长在滇池岸边西山脚下某山村的“老贾”，以他微弱的一己之力，以他的坚韧存在，确实让某些造成滇池污染的食利者鸡飞狗跳，甚至惊恐不安。

一个人的战斗，意味着无效、悲壮、独孤求败。但他偏偏却有着极强的求胜心。

对于这样一个桀骜不驯、充满难能可贵的优点，但缺点甚至谬误也并存的孤独奋斗者，我花了较大篇幅来书写、辨析，并试图在人性的层面真实还原，但到最后，却连他的真名也无法呈现——因为这是两头不讨好的事情。这是我采访写作最“尬”的一次遭遇。我们的社会，能够给他这样的偏执者更多一些宽容、接纳、理解、引导和帮助吗？

即便如此，书中的“老贾”还算幸运——因其“人微”，对他的书写大多还得以保留。而另一位落马人物“校长”则没有这样幸运。

遮 蔽

“校长”是某个时期主政昆明、争议很大、“风头很劲”的一位官员。关于滇池治理，昆明坊间有个远近耳熟能详的“段子”，说“治湖先治水，治水先治河，治河先治污，治污先治人，治人先治官”，就出自此官。关于他与滇池治理的关系，实在是退避不了，绕道不开。我先是较大篇幅地“直书”，然后改为较小篇幅地“曲笔”，再后来改为很隐晦地更小篇幅地“提及”，但最终，还是基本比较干净地删除了——尽管在治滇史册上，或许在不远的将来，可能会留下他比较浓重的一笔；但是，一本书，必须首先活在当下。当下，只好如此。

被删除的岂止是有争议的“校长”。采写中我坚持认为，滇池之殇原因是复杂的，有历史的，更有现实的，是点源、面源、内源等多种原因造成的。在书中我假托诗人的喟叹，说：滇池与人的关系，概括来说，以前经常是水欺负人（洪涝灾害以及各种水患），后来基本是人欺负水（污染湖水、阻隔湖岸以及填埋湖体等等）。由此我确定下这本书的基调：表现一个大湖向死而生的故事，一个以大湖的濒死和新生，来拷问世道良心、检验人性善恶、审视官员作为的故事，一个让人看到了滇池向好的生机和希望，虽然还远不是结局的故事。

如何在一个事物的进行时态中展开书写和评价判断各种问题？我按采访和思考的直感，曾开列出一长串“问题”清单，其中就包括关于“防止在文旅开发名义下出现过度开发滇池楼盘”的问题。事实上，关于滇池治理保护的很多问题，如同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无须“巡察”也一目了然。随着滇池治理力度加大、水体向好、水质变清、景观变美，湖滨地产价值陡升，各地围绕滇池进行房地产开发的热情再度高涨。我曾在该书某一稿中想当然地提出：在严格保护的前提下适度开发，在开发进程中严守政策“红线”和底线，巩固已有的难能可贵的“人退湖进”局面，各级部门和社会各界可以也必须为此进一步达成新的共识。然而在为滇池成绩背书的总要求下，这些文字很快被干净地删除了。后来曝光的滇池东岸“长腰山”以及北岸草海片区过度开发楼盘的“灾难大片”，无疑给了这样幼稚的文字一记响亮耳光。但是我也看到，那些姹紫嫣红又注重环保细节而且修旧如旧的古滇大码头、滇王水军府……就其局部而言，于滇池复苏、于昆明文旅振兴明显利大于害，然而还是因关联事件，被以“整肃”的名义不分青红皂白地“一刀切”，让人莫名心疼肉疼之余，不禁想起，现实中哪里有什么“适度”啊，当下以及今后相当的时间里，“正确”才是唯一“选项”——尽管这种缺乏思辨的选项，其再度犯错率一定会很高。

写 作（一）

这本书写得很挠心。先是想写，然后无法写；继而是动笔之后，突然又想弃写。

放弃的念头，与2020年那个让人挠心的春天有关。

那个春天，时间停摆了。好在我还可以每天到滇池边上行走。有湖相伴，我对清朗的滇池深怀感恩，却无以言表，更无法诉诸笔端。足不出户且每个房间里都有书桌、电脑，却断然没有写字的一点点心绪。原来写作者真正的书桌其实是安放在心里，心乱了，才是“世界之大，无以容留一张小小书桌”。

写 作（二）

我曾说：这是我四十年来，成为云南人、昆明人之后，便萌生心愿想写的一本书。但显然，这其实也是地方某些机构想要有的书。一旦列入后者范畴，便是时下流行的所谓“主题文学”。主题文学自有其规定动作或曰“套路”，比如包括主题、题材、人物、事件以及轻重缓急先后秩序等等在内的“甲方”诉求，比如各种规避甚至是禁忌……那么问题来了：作为“乙方”的写者，是适度坚持“民写官书”的部分“率性”或曰创作“个性”，还是完全听命服从“官书民写”的种种限制或要求？我的“这一本”的写作，如何在“民写”与“官书”之间，也就是在自己内心所想与官方要求之间，实现一种良好的平衡？

所有的写作不外乎“写什么”和“怎么写”。这个大题目还延伸出几个小问题，比如，“我要写”和“要我写”。这两者虽然殊途同归，实践起来却各有侧重。比如“要我写”，它的标准可能就是有关部门（甲方）设定的：政治性、思想性、选择性，以及甲方理解和阐释的所谓“文艺精品”……而作为写者，我自己也设定了“我要写”的标准或自律：写我经历过的、辨识过的、思考过的、“对过眼神”即确认过的，甚至是得到心底高度价值认同的……我希望笔下的文字尽最大可能达到这些目标。而这部书的写作，无论动笔伊始还是写作过程中，最大的难点就是找到“我要写”和“要我写”之间最大的公约数。多年来类似这样的写作经历，使我产生过某些幻觉，我以为自己是比较善于驾驭这类题材，并且容易找到这种“最大公约数”的写作者了。没想到还是很难。最初的设想很好，但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实践起来的难度远超出了我的想象。事实上，“甲方”和“乙方”只在纸面合同的排列格式上才是平等的。权力的任性自不必说，如果权力外加那么一点点金钱，变成权利，则更可以碾压在体量和境界上本来就见“小”的“乙方”。因此这类“合作”，“要我写”才是王道，“我要写”不过是写作者的某种自我安慰剂罢了。“要我写”高于、大于、重于“我要写”，就是这类写作的铁则或必须达成的“默契”。或许，这也是“民写官书”之使然和必然吧。对于这些“规律”，如果缺乏清醒认识或足够的精神准备，我的忠告是：勿入此途。

当然，我有时也不免为自己的浮躁和自以为“聪明”的妥协退让而懊恼甚至后悔。记得一位前辈说过大致这样的话：创作离不开聪明，但太聪明往往成不了大作品大作家。于文学而言，写作者如果下笔之前，对于利弊得失，什么都想得很周全、盘算得很精细，反而会丢失那些凭借直觉激发的创作正义和冲动，以及来自生活现场的新鲜感性的、个性独特的、偶然得之的真材实料——而这些，恰恰是为文之道需要遵循的基本伦理，也是创作的出发和归属点。

写 作（三）

说来有趣，本书送审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连续二十一次修改。这在我数十年写作、十来部“非虚构”中成为唯一，直到颈椎罢工我住进医院，也未休止。

甘苦寸心知。那足以另写一部书，不说也罢。

就说一声在文学范畴，那些微观的挣扎或渺小的努力吧。

虽然“甲方”反复要求“站位”必须要高，但我以“文学是人学，新闻是事学，纪实文学正好是人学和事学的杂糅体，因此不仅要记事，更要写人”为理由，坚持具体的行文准则和微观的写作之道。此外，我还反复提醒自己，不要写成流水账、功劳薄、表扬稿，更不要做成文件汇编，也不要写成梦话连篇——事实上，关于滇池之治的文学写作，这样的先例是不胜枚举的。

我还努力坚持，在文学和文件之间，在人和事之间，我尽量选择前者。为了凸显文学和人，我甚至以全书近一半的篇幅，列出“滇池十记”即十个题目（第四章、第五章），将滇池沿岸那些鲜活人物、生动场景和毛茸茸的生活细节呈现出来。以第五章当中“开海记”一段文字为例，我写了来自大湾渔村（已然消失）的一段父女对话：

“我爹，鱼儿是滇池里面的什么？”

“是滇池里的钱。”

“我爹，你就只认得钱儿！我挨你说，鱼儿是滇池里的星星，船儿是滇池上的月亮。”

有读者读到这样的文字，认为“作品的民俗价值和美学价值一样充分”，“开海记”堪称“乡土教材”的样本。也有熟知滇池并主导地方媒体的文人官员认为，《滇池治水记》是关乎滇池题材的文学和新闻写作“绕不过去”的“一块石头”，她的分量正在日益显现。

特别是云南作协三任主席，均审读该书并发表了专业意见。老主席晓雪先生或许出自对高原明珠滇池的“爱屋及乌”，于2021年4月9日在《文艺报》发表长文《生态文明建设的壮丽史诗——读冉隆中〈滇池治水记〉》，认为：“滇池治理，可以说是‘美丽云南’乃至‘美丽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缩影，《滇池治水记》堪称是一部生态文明建设的壮丽史诗。”前主席黄尧认为，本书主题和题材重大，是目前昆明和云南实践“两山理论”、在全国生态文明建设方面“拿得出手”的一个典型范例。现主席范稳认为，“这部作品有两个特点，一是人文气息和时代精神贴合，二是宏大叙事与个人情感贴合。这个主题在写作上很有难度，具有挑战性，如何去展现滇池治理，对作家具有很大的考验，这不仅是文学问题，也涉及到一些政治问题。”

收 获 ？

我在写作实践中这些微观渺小的努力，也换来了一些微不足道的“收获”：在“昆明市文艺精品创作扶持资金资助项目”基础上，《滇池治水记》甫一问世，旋即获得2021年度中国作协重点扶持项目、2021年度“滇版精品出版工程资金资助项目”，并于2021年4月23日“世界读书日”入选业内有关单位指导评选的“生物多样性十大好书”，且荣登国内数家“月度好书”榜单。

也是出于“站位”之需，我在本书开篇最后一段说：“我是站在滇池东南岸长腰山头，俯瞰滇池，回眸历史，解剖现实，瞻望未来，让人感慨欷歔！滇池向好缓慢转身的这个过程，走得漫长，变得艰难，确实来之不易，弥足珍贵。”

比较尴尬的是，《滇池治水记》出版不久，我在开篇“登临”抒发感慨的长腰山“水军府”，却已不复存在。

但我至今还是坚持认为，滇池，作为湖泊治理的中国样本，它所经历的污染攻防战，意义空前；如果能以“非虚构”文学方式努力廓清隐含其间的经验或乱象，则更是善莫大焉。滇池治水，正在真实地、胶着地上演着沧桑巨变的活剧。作为一段曲折而光明、总体上属于进步的历史的参与者、见证者、思考者、记录者和文学书写者，我既感到特别困惑和困难，也感到非常幸运和光荣。

比起采写过程中的种种限制和磨难，比起作品出版后获得的某些奖励和肯定，当然，我更看重的还是自己心底收获的关乎生态环境保护，也关乎“非虚构”文学创作的某些认知。仅就“非虚构”生态文学写作而言，二十多年的治理博弈，滇池故事扑朔迷离，情节起伏跌宕，人物众多，剧情翻转。滇池故事是一部活态历史。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的走向必然是符合人性的走向，历史的深处都是活生生的具体的人。因此，记录和书写历史，本质上就是记录和书写人的细节和心史。

人的一生，简而言之，就是昨天、今天和明天。我认为，滇池治理极简史的书写，也可以参照这种结构，分为昨天、今天、明天三个剖面，写作者可以从作家采访、百姓观点、专家视角、官员看法、问题导向等方面，讲述最近五年、十年、二十年或更远时间以来，与滇池治理有关的人和故事。

我一直认为，滇池治理的最大难题，是昆明城市环滇发展的强大动力与滇池生态承载能力有限的根本矛盾；简单说，就是城市与人总在为自己的利好而打滇池的主意，滇池的小身板却早已娇喘吁吁不堪重负。

中国的湖泊治污，有一句来自顶层的名言：重点在太湖，难点在滇池。滇池与太湖都曾经大面积污染，都积重难返，但是现在都有了根本性好转。至于治理方式上的异同，为何说滇池治理比太湖要更难？举个简单例子：太湖之滨有大江依托，滇池周边却只有“剪不断理还乱”的小河沟。地理的历史的经济的人口素质的……三言两语不能说清，书里倒是探讨了一些原因，留待读者阅读和思考吧。

滇池治理已然发生可喜的“转身”，未来则更值得期待。治水之路千万条，人心思治第一条。人心才是治滇的最后一道闸门。我“这本书”的写作意义，也许就是通过钩沉滇池治水史和梳理“心史”，从而唤起人们心中的美好和良善：对待盘龙江和每一条入滇河流及整个滇池流域的每一滴水，要像对待自己的母亲姐妹和所有亲人家人一样，从心底升起爱意、敬意，敬畏天地，爱惜万物，这样，滇池和昆明，以及我们置身其间的每一个人，才有真正诗意的栖居，可期的未来。

诗和美好，不仅在远方，更在足下，在我们每个人每一天日常生活的细节中。

2021年6月21日改于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