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斯密、黑格尔到马克思的利益观

吴 群

历史唯物主义学说是与时俱进的。与阶级分析方法一样，利益分析乃至制度分析，都应该发展成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分析工具。利益作为社会发展的基础、前提和动力因素，理应成为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范畴。从新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出发，马克思更能深刻地理解利益的本质、特点及其历史作用，把利益的追求看作是人类一切社会活动的最为深层的根源。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对物质利益问题的接触和研究，是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学说的关键节点。

一、私人利益：斯密学说的基石

说到社会富裕繁荣的真正奥秘，斯密绝不认为是政府组织得很好、指导得很好的结果,更与道德规劝从善无关。而是无数个一心谋求自己利益的人，尽力改善自己生存状况的必然结果。每一个人改善自己生存状态的努力，也无非是每一个人努力使自身尽可能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这关系到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对这种切身利益不竭地追求，正是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最为根本最为牢靠的动力。斯密在著作中反复提到的“看不见的手”就是市场的运作机制。人们往往以为，斯密把人的本性抽象为眼中只有私利的经济人。这显然是对斯密的严重误读。实际上，在斯密看来，人虽然受趋利避害的本能所主宰,但并非不顾及他人。人的社会生活赋予人一种理性能力，这种能力使得人得以摆脱纯粹的本能。尽管这种能力其实也是有限的。如此看来，就不存在所谓的斯密问题：人性在经济活动中的自利与道德情感上的利他之间的不一致。斯密能够洞察出，人类的宝贵的仁慈情感源于同情，而同情也并非是出于对他人的慈爱，而是出于爱尊严和欣赏自己优秀的品格。无论是仁慈还是友爱，都不可能也不应该成为现代社会经济生活的基础。对于人类社会的文明生活的维持与发展，只能依靠人的对利益的追求，要通过市场来保证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合作能够更加广泛、更加深入地展开。

对于斯密的思想，在今天看来，人性是不是天生自私，我们不知道。我们可以知道的是，人追求利益的自私性并不可怕，许多情况下甚至是一件好事。这可以鼓励人们想尽办法去创造更多的财富，从而对整个社会有利。若是相反，如果打压人的求利之心，压制人的创造财富的欲望，那么，这社会反而危机四伏了。

二、市民社会:黑格尔的利益观的一种哲学表达

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可以看作是他的利益观的一种哲学表达。在如何理解“市民社会”这一著名的概念上，黑格尔又搬出他独步天下的“正、反、合”这个辩证法思维工具进行论述。人类社会先是有家庭，然后发展到市民社会，最后表现为国家形态。所谓市民社会，在黑格尔这里，不过是个人无所顾忌的追逐私利的舞台。毫无疑问，黑格尔把市民社会贬低为一个缺乏普遍与伦理的“个人私利的战场”“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场”贬低为“市民社会也是私人利益跟特殊公共事务冲突的舞台”[1]。

黑格尔热情歌颂国家形态。在他看来，国家形态是以普遍利益为目的的，并且以最高伦理作为原则。国家形态扬弃了个人私利，成为超越于市民社会之上的一种形态。因此，市民社会形态只有发展到国家这个高度上，才能克服存在于自身中的非理性、偶然性、野蛮、愚昧、压迫等各种对立和冲突等缺陷。在这层意义上，市民社会形态仅仅是国家形态的一个过渡存在，它最终要发展到理性的国家形态。马克思指出：“黑格尔把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的分离看作一种矛盾，这是他较深刻的地方。”[2]但马克思继续批判说：“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真正的构成部分，是意志所具有的现实的精神实在性，它们是国家存在的方式。家庭和市民社会本身把自己变成国家。它们才是原动力。”[2]

当马克思以这样一种观念来理解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时，意味着马克思在对现代政治国家的理解上，已大大超出黑格尔一大步。如此，在利益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上，马克思的思想已实现了一个明显的转折。他已经开始到黑格尔所蔑视的“市民社会”，即到现实的人的物质生活世界中去寻找理解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钥匙，他要创造一种超越一切前人的唯物史观。

三、利益问题研究: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学说的关键环节

马克思之所以下定决心要研究经济学，一方面显然是阅读了恩格斯的经济学文章大受启发，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在《莱茵报》任职期间遇到现实生活中的物质利益问题。马克思认识到了利益在唯物史观中的核心地位，如果无视物质利益去解释历史，注定是缘木求鱼。找不到正解的利益的追求是人类一切社会活动的最根本最深层的动因。显然，唯物史观的创立离不开马克思对人类纷繁复杂的利益现象的深刻观察和研究。利益视角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人类社会历史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作为一个常见的仅凭肉眼就能观察到的社会现象，利益问题很早就引起人们的思考和重视，但这个看来简单其实复杂无比的问题却使他们无比困扰。在斯密那里，把对利益问题的研究大大推进了一步。

历史唯物主义学说的创立离不开马克思对国民经济学的深刻研究，更不可忽视马克思对利益问题的深刻思考。众所周知，早年马克思深受黑格尔影响，一度以黑格尔式的思维方式思考问题，这使他无法对物质利益问题做出正确的理解。黑格尔敏锐地看到了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利益冲突，他把这一无可避免的利益冲突的解决诉之于一套极为晦涩的理念：现实中的物质利益关系从属于政治理性和国家意志，最终要服从于绝对理念。什么是绝对理念呢？绝对理念在现实生活中能够发挥它的威力吗？现实生活中大量的农民利益被资产阶级所制订出来的各种法规所剥削，农民能指望着绝对理念来解救吗？显然不能。因此,马克思逐渐认识到，要解决现实生活中人们之间的各种利益冲突，黑格尔的法哲学思想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对于老师的思想，马克思不是信从而是彻底地清算。对此，马克思谈到：“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他的感概是：“在研究国家生活现象时，很容易走入歧途，即忽视各种关系的客观本性，而用当事人的意志来解释一切。但是存在着这样一些关系,这些关系决定私人和个别政权代表者的行动，而且就像呼吸一样地不以他们为转移。只要我们一开始就站在这种客观立场上，我们就不会忽此忽彼地去寻找善意或恶意，而会在初看起来似乎只有人在活动的地方看到客观关系的作用。”[2]众所周知，在拜读恩格斯的一篇经济学文章之后，马克思很快就对经济学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并深度投入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之中，很快就认识到，若要研究物质利益就应当从现实中的人们之间的各种客观存在的关系出发，而不应从书卷气十足的醉醺醺的所谓“绝对理念”出发。如果从客观关系出发，就可以发现：追求物质利益是人类一切社会实践活动的根基，一切思想观念的背后实际上是由利益在操控，推动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的最为持久最为根本的动力是利益，利益并非全是零和博弈，利益合作更应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阶级斗争的深层根源虽然是利益，但是通过利益合作，阶级斗争可以得到缓和甚至可以消亡等等。这些观点构成马克思理解人类历史的基本内核。有些马克思主义学者洞悉到了利益问题对于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学说的重要作用，并把马克思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看作是促使他走向了通往唯物史观的节点。这种说法确有其道理所在。遗憾的是，这种看法低估了利益问题在历史唯物主义学说中的地位和作用。利益问题不仅对创立历史唯物主义学说有推动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它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历史唯物主义学说的基本性质和发展方向；利益问题也不仅仅是通往历史唯物主义的桥梁，更应该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石之一。显然，如果忽视对利益问题的研究，就不可能真正破解人类社会发展的密码。历史唯物主义学说的进一步发展根本就离不开对利益问题的深入研究。

现实生活中存在各种各样的利益,按照不同性质、不同特点、不同功能、不同主体等将利益进行分类，这是作为方法论整体的历史唯物主义所蕴含的利益分析方法的应有之义。在一些具体细节上，我们可以根据利益的本质和作用，对人们的言行，乃至于对一切社会历史现象，通过利益这一独特的视角，去挖掘人的各种行为的背后深层动机。从各种社会现象中去寻找利益原因等，这是解决各种社会矛盾的最为根本的方法。当前我国的改革开放已进行到一个更高的阶段，社会的利益格局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状态，各种利益矛盾纷纷呈现出来。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利益分析方法可以为人们认识和处理利益问题提供科学的理论支持。我们应该科学地认识各种利益问题，更应该妥善处理形形色色的利益关系和利益矛盾。我们需要借助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利益观，在它的指导之下，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以推动社会经济进一步全面发展。在此大好局面之下，我们应该以历史唯物主义关于利益和利益分析的理论作为强大的理论武器，认真分析和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各个阶层的利益关系，正确处理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各个阶层的利益关系和利益矛盾，是非常迫切的重要现实问题。利益分析方法同阶级分析方法、制度分析方法一样，在人类社会领域中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和有效性。它应该成为我们把握国内外利益矛盾，正确认识和处理各方面的利益纠葛，以便制定各种应对措施的一个强大的必不可少的理论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