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游戏场报中的娱乐文化形塑

徐雅容

一、引言

游戏场报，是致力于为游戏场推广游戏娱乐文化，并大力引导大众进入游戏场中消费的刊物，由沪上小报文人主笔，大多每日发行。发刊之出，游戏场报以刊载戏目及大量青楼黑幕题材小说为主，以供娱乐大众。随着游戏场的快速发展，游戏场报协助举办花选、灯会等娱乐活动，快速拉近游戏场和游戏场报与大众之间的距离。游戏场报的内容广涉社会新闻与趣味知识，题材多元，使用文字充斥游戏之风，轻松戏谑，贴近市民生活，曾在1920年代前后的上海报界与声色场中风靡一时。游戏场报从城市的娱乐生活出发，展示沪上都市现代性对于媒介和社会的冲击，在媒体型态和运营方式上日渐商业化。报纸中商业活动、广告与内容，再现了市民社会与娱乐生活变迁：商业活动在大众生活中地位趋重，大众对于娱乐和物质生活的需求增加，娱乐空间和品项日益多元，游戏场报颇有应运而生的姿态。而本文，则侧重其中娱乐事务书写，望从娱乐事务的书写中，透过对于娱乐事务的书写，探查游戏场的社会影响力与小报文人对现代性的解释，展现小报文人们对都市文化的关怀。回溯游戏场报的发生历程，正如游戏场一般，创办两三年便登峰造极，在沪上媒体舆论界红极一时。1915年，上海的第一个游戏场——新世界游戏场，由黄楚九与经润三合资建立。次年，新世界游戏场业者委托海上漱石生，成立上海首份游戏场小报《新世界》。1917年，经润三去世，黄楚九从新世界游戏场撤股，转投大世界游戏场，海上漱石生也转任《大世界报》的主编。此后，《新世界》由郑正秋接手，时常与新世界游戏场一同举办商业活动。《新世界》与《大世界报》不仅是沪上最早的两份游戏场报，生存长达十余年之久，还一度有不少上海周边民众征集过两报的过期报纸。受欢迎程度和发行时间来说，此二报堪谓民初游戏报的两大代表性刊物。

娱乐事务书写贯穿了两大游戏场报，促进沪上大众关注游戏场报及其他新兴娱乐产业，并且具备一定的社会影响力。尤其是从1917年中到1917年底，这一时期是游戏场报发行初期与形成编例的重要时期，游戏场报发行的目的在于让沪上大众对游戏场产生兴趣，为游戏场消费引流。因此，娱乐事务的书写成为游戏场报发行初期的支撑性内容，对游戏场报日后能够在沪上立足，游戏场赚的盆满钵满，都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这些内容以戏曲、花事和文学作品为主，文学性和虚构性比较强，以都市娱乐文化为主要素材。花事、戏曲为大众引介娱乐信息，而文化活动与文学作品则为大众带来阅读愉悦，透过社会类的小说拉近游戏场报与大众日常生活的距离感。这些内容吸引沪上大众关注，也使游戏场报得以快速跻身畅销刊物之中，为日后刊物的娱乐活动经营奠定基础。随着类似选拔名妓的「群芳选举大会」大受欢迎，游戏场报逐渐努力提升自身在娱乐界的话语领导力：除承续早期大量宣传戏剧的传统，其特意捧红名妓名角，制造大量花边新闻也备受瞩目；并开始宣传时下流行的新电影、剧目、马戏、出版物和其他休闲娱乐项目，不只藉此主导娱乐界舆论，也使游戏场报成为沪上其他娱乐产业的连接点。

以往的研究中，段怀清在《清末民初报人——小说家：海上漱石生研究》梳理了海上漱石生在创办《新世界》之初的编辑风格与文人社群信息，提及海上漱石生带动周瘦鹃、平襟亚等人一同参与游戏场报写作。本文中对游戏场报文化活动梳理，也就是希望观察这批小报文人的写作风格。林雅莉的博士论文「New World, New World Daily and the Culture of Amusement in Early Republican Shanghai」对游戏场和游戏场报的兴起做了细致分析，不过她的论文主要是侧重分析游戏场报的国族论述与游戏化语言风格。本文可与其对照，不过本文更注重的是娱乐话语在大众商业娱乐文化中的传播技巧，进一步展示民初商业化媒体论述中产生的社会影响力。林慧真的博士论文《近代上海游艺场之小报及演艺活动研究——以新世界与大世界为核心(1915—1930)》，虽然也是就游戏场小报展开书写，但其核心在于游戏场报对于戏剧传播的影响力，而本文则注重娱乐文化所指涉的社会问题，突显娱乐文化的社会能动性。

二、花事

游戏场的雏形来自于戏台，梨园与花事等传统的娱乐文化活动即成为早期游戏场和游戏场报的焦点。梨园名角和名妓在游戏场中大展身手的场景，在游戏场 报中几乎日日可见，贯穿整个游戏场报的发展历程。随着游戏场报日益发展，这些娱乐事务的传播与舆论的制造，促使游戏场报在沪上娱乐界获得更有力的话语权，并成为其他娱乐产业的连结点。尤其是在新旧剧交替之际，游戏场报报人们运用大量笔墨传播新剧知识，并藉地方戏剧中的特色，向大众传递与建构市民文化和地方意识。报人们透过制造娱乐八卦，小报文人逐渐掌握娱乐界舆论主导权，这些文人用通俗的语言，为明星、沪上新贵制造花边新闻，聚焦娱乐圈热点，丰富社会舆论面向。除了制造焦点，游戏场报也是传播演艺信息的空间，连结游戏场报和游戏场与其他沪上娱乐事业，向大众呈现妓界与梨园风采，明确游戏场小报在沪上娱乐事业中的定位。从1917年7月最早所存的《新世界》中来看，这些娱乐八卦和梨园花事的介绍，常与连载小说并置于刊物内页中，成为早期游戏场报的主要内容[1]。《新世界》中，花事戏曲占据相当的份量，且运用了“游戏”的语言风格书写，而《大世界》中内容相仿，语气却相对严肃。“游戏语言”是这一时期不少小报文人商业利益与生活形态的重心，是花事戏曲主流的语言风格，虽然这些文字时而通俗，时而怪诞，却鲜少有腥膻色的字眼。以叶凯蒂的话来说——“以都市娱乐生活和名人为主题的每日一窥”，运用比较诙谐的，看似滑稽实则失笑的语言，表达小报文人对于时事政治的无奈，传递厌倦无感的心态。因此，花事戏曲的“游戏”书写除了娱乐性，还传递更深层次社会文化意涵。除了语言风格别具一格，游戏场报介绍戏曲的论述内容也发生变化，特别注重顺应新旧交替的社会文化氛围，与上海华洋交汇的城市特质。在新剧知识的传播中，小报文人们的论述多突出沪上新剧在形式上和内容上的特征，对比沪上戏剧与其他地方戏剧的差异。报人们透过在游戏场报上向大众介绍新剧和建构新剧文化，突出上海地方娱乐文化特征，向公众陈述与其他地区文化的差异，向读者形塑上海独特的市民文化与地方意识。报人们在书写中，突出上海作为中西文化窗口，拥有着独特文化地理位置，因此形成华洋交汇且贯穿古今的文化型态。除此之外，不少戏剧和花事加入时事政治内容作为题材，报人们藉此从侧面讽刺社会黑暗，抒发对于时事政治秩序的不满，警醒世人。

游戏场报积极参与娱乐信息传播和组织商业文化活动，促进戏剧文化在市民娱乐生活中发展，并且连结花界，开拓更加丰富的摄受群体，促使游戏场沪上娱乐文化与舆论的连结点。花事主持与花事书写，区分《新世界》与《大世界》的读者品味，《新世界》运用大量花事记载妓女与恩客们活动，主持妓界活动，偏重更加世俗化的语汇，贴合小市民的品味。1918年中，《大世界》也曾出现不少花事书写，出现在“彻花世界”栏目，记录名妓与恩客们的交往现场，但到了1919年，此类内容明显减少。另外，《大世界》中关于戏剧的书写也比较严肃，主要传播戏曲相关知识[2]。“游戏语言”在《大世界》中鲜少可见，但在《新世界》中，“游戏语言”的风格则独树一帜。《新世界》从1917年中郑正秋担任主笔开始，花事、戏曲和文学作品在内容中就占去一定篇幅，编者几乎每日都会登出妓女小传，每日的介绍少则二三人，多则八人。这些小传每则百余字，当红妓女在妓女小传中有较多机会抛头露面，报人们运用大量身体书写，为读者呈现各有风韵的妓女们，这些文字向大众阐述妓女们离奇的身世，突出妓女们擅长的艺能。除了小传之外，还有不少文章介绍沪上娼妓行业的发展，介绍娼妓行业紧密相关的空间，如花烟间和济良所，或是高级妓女私人住宅，讽刺妓界文化没落，影射政府对个人和社会管理能力有限。济良所本是收容妓女，促进妓女回归社会的场所，一度因为济良所，上海高级妓女锐减，但后来高级妓女私人妆阁和低端的花烟间兴起，商业文化为性别产业提供进入市民社会的阶梯，不同层面的妓女对应不同层次的消费者，这些足以见证沪上城市社会风气奢靡。在郑正秋的主持下，不仅花事书写的类型增加，花事在刊物内容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多，并逐渐介入沪上妓界活动，参与捧红莲英、冠芳和徐第等沪上名妓，也逐渐成为沪上重要的妓界文化传播阵地。1917年12月，《新世界》藉主办“群芳选举大会”，迅速在沪上娱乐界占有一席之地。此后，《新世界》在花界事务的介入传播上，逐渐巩固自己的特色，促进有钱人向花事活动买单，经济稍逊者也可以透过购买刊物阅读，了解沪上妓界发生的新事物，因此《新世界》热销沪上。在花事的主持上，《新世界》呈现出与《大世界》全然不同的经营风格，报人们主持“新世界群芳选举大会”期间，刊登大量妓女小传，透过书写花国选举的场景，为读者带来视觉想象。不仅如此，还借用花国之名讽刺帝制与总统无实权等乱象，加入不少对时事的批评，将娱乐话题与公共事务对话。除了书写特别，活动规则也很吸引游人，“花国选举”藉“新世界游戏场”，透过类似选花魁的方式，从数千妓女中，选出沪上人气最高的妓女。第一届“新世界群芳选举会”便受到热捧，“花国选举”成功给予《新世界》声名鹊起的机会，选票为游戏场业者带来高额收入。《新世界》也因此热销一时，根据1917年12月11日的《新世界》记载，《新世界》这一时期创下了“三千五百张云云”的销量，《新世界》一举将“花国选举”推上沪上娱乐界舆论焦点，产生巨大商业效益。同时，像莲英等民初名妓，获得更多机会在媒体中崭露头角，助力民初沪上娱乐界明星文化的发展。自此《新世界》每年固定时刻举办“群芳选举大会”，虽然后期声势低落，却依然难掩“花国选举”早期风光，“花选”依旧是《新世界》中常年的商业文化活动。自第一届“群芳选举大会”后，《新世界》在沪上娱乐界的话语权提升，将沪上名妓推入大众视野，花事为大众提供茶余饭后的话题，《新世界》内容通俗化铺垫转型氛围，更是开拓读者基础。“花选”运用商业和传播技巧，吸引暴发户与相对下层的群体关注，并将游戏场和游戏场报推向高峰，为吾人勾勒民初市民娱乐文化和情色交易的发展历程。

三、 戏曲

大量剧评、剧目介绍和戏剧知识，促进沪上戏剧戏曲在市民文化中的传播与发展，也提升《大世界》的格调。这些文章大量刊登在1918年至1920年的《大世界》中，并开辟专栏“优孟世界”，专门刊登戏曲戏剧相关的文章，运用深入浅出的语汇向大众传播戏剧知识，点评戏剧。对比之下，《新世界》主要刊载介绍戏目和著名角色等更容易引起娱乐舆论的内容，鲜少以专业严谨的论文文体刊载戏剧知识。其中，不少戏剧知识由海上漱石生亲自撰写，他常常运用严谨通俗的文字，向读者普及戏曲知识，并针对沪上戏曲发展情况，结合戏剧文化发展脉络，进行深入浅出的批评[3]。1918年2月22日，海上漱石生发表《京剧趋重背景之溯源》，从多角度观察京剧在沪上的发展，结合上海城市文化中华洋交汇的背景，分析时下京剧注重背景布置的现状。海上漱石生首先叙述西剧对于本土剧的影响过程，强调“新新舞台”等表演粤剧的舞台，受到西洋剧影响，特别注重背景；接着，对比中西戏剧表演，海上漱石生分析易幕等细节上，华剧所面临的问题，提出由于华剧换场快，不易操作快速易幕，并承认华剧在舞台背景上，美感确有不足；最后，倡导华剧需要提高舞台背景的质量呈现演出。透过分析京剧在上海的发展，海上漱石生的上海地方意识镶嵌其中，外来的西洋戏剧，对市民文化生活产生感官冲击，形成新的地方感知。海上漱石生对于戏剧发展现况的分析并不拘泥于上海，而后几天，海上漱石生还发表《论京陕各戏名讹字之多》，针对北方戏剧中戏名与情节脱离，指出北方戏剧在传播中存在的问题。《大世界》也给予海上漱石生抒发观点的空间，海上漱石生透过对于戏剧界深入观察，回馈公众更深度的报导，同时也促进戏剧文化在上海的发展，勾勒了民初沪上戏曲文化图景。除了对于戏剧的评价外，还有不少文章是对“大世界”剧场表演与名角的评价。比如1918年元宵时节的《元宵夜鸣新社观剧记》和1920年4月30日《梅花清梦卢鼓话》，前者介绍商务印书馆《情侠》一书改编的新剧《鹿死谁手》，后者则是介绍大世界名角——刘翠仙，编者们希望透过介绍剧情与名角，吸引观众对演员和戏剧产生兴趣。另外，在整体空间与观剧体验的介绍中，《大世界》1918年2月24日和2月25日的“优孟世界”栏目中刊登《志大世界大剧场之特色》，续文开篇以：“地位宽敞，空气充足，戏台之大，舍新舞台外无与其匹。”，报人透过铺垫剧场空间，强调剧场观剧体验舒适，吸引观众前往。其次，文中突出戏剧角色“男女合演”，为吾人指引民初戏剧中性别关系的变化。当然，本文亦不忘在演出技巧上着墨，“武生台步稳健，把子老练，手足轻云，功夫纯熟”。《新世界》对于新旧戏剧也有一定讨论，虽然刊登戏剧事务栏目——“戏剧世界”并不是每日出现，但1917年底就《挽近新剧论》等文章针对新剧做讨论。“戏剧世界”栏目中，除了介绍在戏剧的剧本和名角外，其他讨论上相较《大世界》，篇幅短小一些，数量也少一些。针对新剧的讨论上，保守派的力量相当尖锐，甚至有批判者将新剧人与拆白党人相提并论，视为罪恶之源。可见“新世界游戏场”虽大量出演新剧，支持旧剧的言论依旧占有一席之地，新旧戏剧之间的讨论针锋相对。

民国初年，传统娱乐产业受社会动荡和新旧交替影响，呈现世俗化加速趋势，游戏场报成为传统娱乐产业向公众视野转移的工具。戏剧和花事在创作内容中，大量时事题材被加入其中，旁敲侧击地讽刺社会问题，为公众带来欣赏乐趣，也引发市民阶级对于社会生活的思考。另外，戏剧的形式也受到西洋戏剧的挑战，呈现新旧之间更替的局面，这些关于舞台和戏剧内容的评述，都为吾人勾勒民初戏剧戏曲文化的发展历程。与此同时，游戏场报连结以往深藏私领域被遮蔽的娱乐活动，投入公开的话语空间中探讨，报人透过示众书写和语言风格的变化，体现传统娱乐文化世俗化的趋势，形塑游戏场报媒体现代性的趋势。另外，随着游戏场报在娱乐界的参与程度提升，报人们对于娱乐舆论的操控能力也日渐增加，报人开始捧红大量名妓名角，推动传统娱乐更进一步加入流行文化浪潮中，市民透过阅读游戏场报，满足对娱乐事务的窥探欲，并收获与时俱进的观剧信息。在港埠城市浓厚的消费文化与新思潮浸润之下，大量时事题材被剧作家们注入戏剧中，花事也呈现相同趋势，报人们也藉由游戏场报对于戏剧和花事的书写，勾勒民初传统娱乐文化向世俗化转型的趋势，也丰富民初时代更迭之下城市社会的文化图景。

四、结语

民初重商主义影响下与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舶来文化生根等复杂因素，促使沪上娱乐产业形成激烈的竞争环境，游戏场报对娱乐产业的宣传作用继而突显。从娱乐事务的书写中，不难看出消费文学的快速发展，更有利笔者归纳消费文学快速吸引大众关注的原因：舶来之物更展示了都市摩登地景，更为游戏场塑造娱乐产业融入摩登之感，为游戏场报注入消费现代性风貌，突显游戏场报异质性舆论空间特征。另外，通俗性也是刊物得以快速发展的原因，大量社会指向的小说引导刊物更加贴近大众日常生活。1917年7月到12月，两游戏场报内容以戏曲、小说和介绍娱乐活动为主，《新世界》在花事上有更多着墨，与此同时，《大世界》也迅速发展；《新世界》面对同业竞争，一方面提升刊物与游戏场之间的连结技巧，从巧妙的地景和娱乐体验，透过视觉化的方式再现于刊物上；另外《新世界》也举办娱乐活动，透过各式商业活动推动游戏场发展，引导沪上休闲娱乐发展，并借媒体空间建构消费主义，同时协助消费主义文化在大众之间传播。1917年末，《新世界》举办花选，透过操纵娱乐活动，《新世界》、新世界游戏场和群芳选举大会，迅速引起沪上大众和大报媒体关注，并在沪上娱乐舆论占据一席之地，声名鹊起。

游戏场报展现了娱乐舆论与娱乐文化的生产过程，更体现了娱乐舆论、娱乐文学文化的社会影响力。游戏场报向大众传递戏剧戏曲与名妓文化，呈现娱乐文化在新旧更替之间的文化风貌，这些书写展示大众文化品味与性别秩序。游戏场报是娱乐界其他新兴媒体行业的连接点，为读者介绍休闲娱乐项目相关信息，读者闲暇时想看场电影，翻阅游戏场报便可得到指南。同时游戏场报在娱乐界也具备舆论操控能力，他们可以捧红沪上名妓，为名妓博取大众关注。文学性则体现在其通俗性和娱乐性中，赋予读者更多阅读娱乐，报人们连结文人社群，凸显小报知识分子八面玲珑的角色；他们一面以各式文人活动展现文人雅趣，提升小报的品味，一面又刊登许多大众欢迎的社会小说，同时建构市民文化，为沪上都市生活秩序写照，传递“地方感”和地方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