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晨昕
在弥尔顿作品中,“谎言-反谎言”的博弈始终占据着情节设计的主体。18世纪英国作家塞缪尔·约翰逊在《诗人传·弥尔顿》中较早关注到了弥尔顿作品中“谎言-使命”结构的重要性。他认为,这些情节中“伟大的奉献和坚定的抵制始终是谎言最常见的主题”,由此展现了弥尔顿真实持有的使命追求[1]。
以约翰逊的视角来看弥尔顿各时期的故事文本,除却代表作《失乐园》,或许《斗士参孙》与《科马斯》恰是反谎言表现的两端,前者侧重“伟大奉献”,后者仅限“坚定抵制”,而只有《复乐园》的耶稣才实现了高尚的折衷。
而放眼国内,吴玲英教授等也曾对弥尔顿不同作品的英雄观和诱惑观提出过观点,如从“循道英雄”到“殉道英雄”的梳理,可以视为对前人理论的重新阐释与升华。关于这些情节背后投射出的人物的反谎言表现与使命感,目前仍有纵向探讨的拓展空间;以下聚焦这些作品并结合弥尔顿本人精神世界的变化,以求对其笔下演化着的使命感产生更明晰的理解。
在弥尔顿的早期写作中,散文诗以及政治题材的创作始终处于主导,而舞剧剧本《科马斯》是少有的故事性文本。这一阶段的弥尔顿已经较多地将清教思想注入文字,但似乎尚未突破美德战胜邪恶的“神助色彩”,仅显示出一种面对黑暗力量的信心与孤勇,这也投射在了其笔下人物的行动上。
见到科马斯所化身成的牧羊人,听到他的谎言与诱惑,小姐(女主角)在最初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始终是深信不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