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酸甜》中的经济个人主义

任 盼

一、作者简介

毛翔青是一位英籍华裔作家，他的小说大多以跨文化背景为题材，同时关注对东南亚殖民统治的影响。《酸甜》是他的一部唐人街叙事小说，曾获得布克奖提名。这部小说主要围绕陈先生一家在英国的经济活动展开，作为边缘人的中国移民陈先生一家努力通过改变自身经济状况来建立在异乡生存的归属感。朱哈克(Juhász)指出：“仔细探究英华小说家的写作技巧就会发现，经济需求的主题是离散移民自我定义的重要途径。”[1](注：笔者译)与许多其他有关经济移民文学的作品类似，《酸甜》小说中的人物参与经济活动的目的对其行为方式和心理状态都产生了一定影响。尤其是小说中的两位女性人物莉莉(Lily)和其姐姐梅(Mui)自己开餐馆后，积极投入扩大餐馆生意，增加利润的经济活动中。但是，目前有关《酸甜》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分析其离散身份、跨文化意识以及儒家思想对小说人物的影响方面，鲜有学者从经济角度出发来研究小说。本文主要结合经济个人主义的相关知识，探究陈先生一家如何利用英国的经济制度的优势完成对自我的构建。

二、经济自由制度下陈先生一家的中国餐馆

经济自由是经济个人主义的重要特点之一，经济自由的首要条件是人的身份自由。哈耶克(Hayek)认为：“个体的地位不能由其所处的群体所决定(如血统、法统等优势)，个人可以凭借自身的能力来获得经济利益。”[2](注：笔者译)陈先生一家因家乡香港的经济推力和英国的就业拉力漂洋过海到英国去谋取财富、追求发展。他们想要凭借自己的努力在英国获得自己想要的财富，拥有属于自己的家。起初，陈先生在唐人街一家中国餐馆做服务员，虽然他的薪水可以维持一家人的基本生活需求，但是作为家庭主妇的莉莉却不满足于这样的生活。她想要拥有一家自己的餐馆，攒更多的钱，“为她的儿子满齐提供好的教育、买汽车和大的彩色电视机”[3]6(注：笔者译)。很明显，莉莉是想通过改变自身的经济状况来过上和英国人差不多的生活，从而获得归属感和被尊重感。在开餐馆之前，莉莉很少会有自己的人际交往活动。表面上看，她的行为是在抵制英国文化，但其实这时候的莉莉多少因为经济原因而显得有点自卑，不愿与人交流。

宫敬才在其著作中也提到：“在经济生活领域，人的社会身份不由人的血统或法统来决定，而应当由人的经济活动及其成果来决定，虽然血统或法统在有助于人的经济活动界面上有间接意义，但其绝对不会成为判定人的社会身份的标准。”[4]对于生活在社会底层的陈先生一家来说，改变自身经济状况是他们重建在移民国家身份的重要途径。莉莉牢牢抓住了这一点，坚持开办自己的餐馆，实现经济独立。

克里克认为：“陈先生一家餐馆里提供的食物不仅是一种经济收入，而且是文化交流的途径。”[5](注：笔者译)这个生活在社会边缘的移民家庭看似与英国文化格格不入，也没有直接的交流。但其实陈先生一家开办的餐馆为两种文化提供了交流的平台，也是两种不同的社会群体彼此接受的表现。“餐馆里提供的食物都是陈先生仔细研究过的，色香味俱全，沿用了传统的菜单，但又做了自己的创新。”[3]105(注：笔者译)陈先生及莉莉在努力改善餐馆生意，吸引顾客的同时不知不觉了解和接纳了异乡文化。

与此同时，陈先生一家尤其是莉莉，通过经济活动也有了自己的人际交往活动。他们与邻居康斯坦丁尼建立了经济合作关系，邻居把顾客介绍到陈先生的餐馆，他从中拿取一定报酬。这种经济合作关系的建立不仅增加了餐馆收入，而且增加了他们与外界的交流和互动的机会。随着陈先生一家经济条件的改变，他们与移民群体的联系也日益紧密，莉莉在春节时主动邀请她的朋友——罗先生(Mr. Lo)和劳夫人(Mrs. Law)去家里庆祝春节，拉近了与他们之间的感情。

三、经济自立导致的家庭结构的变化

经济个人主义主张个人通过自己的努力而不是依靠政府来获得想要的经济利益。陈先生一家在英国的奋斗历程就是不断通过经济个人主义实现经济独立而获得自己想要的经济利益的过程。他们通过自己开办餐馆改善了生活状况，买了属于自己的汽车，还组织了家庭旅游，这些都帮助陈先生一家提升了在英国生活的幸福感。

在陈先生的母亲去世，其他兄弟不愿花钱赡养父亲的情况下，他们毫不犹豫地将父亲接到英国和他们一起生活。同时，莉莉觉得接陈的父亲来英国使她在家庭生活中的角色变得完整：她扮演了妻子、母亲和孝顺的儿媳的角色。陈先生父亲的加入使他们的家庭结构发生了一次微妙的变化，由原来的两代人变成了现在的三代人，而且也使他们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在此之前，莉莉一家与父亲之间的联系通过他们每月寄回去的汇款维持。发生这样的变化也归因于他们自身经济状况的好转，经济状况的好转使他们能够担负起无劳动能力的老人在英国的生活。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下的莉莉即使身处异乡，也不忘让老人安享晚年，而这一点与哈耶克所提倡的个人主义道德中强调的“对弱者和衰老者的体恤”[6]有着相似之处。

相比于莉莉和陈，梅则更具有在英国生活的经济头脑。在遭受文化冲击后，她积极了解英国文化和社会体制，以积极的态度面对并处理文化差异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何漪涟指出：“只有梅能够理解并遵守社会和法律制度。”[7](注：笔者译)在与妹妹一家生活的过程中，她利用自己学到的经济和法律知识，帮助莉莉解决了不少问题，如餐馆地址的选择、卖汽水赚钱和通过合法途径解决陈的父亲来英国的问题。

生了女儿后的梅不愿意再和妹妹一起生活，她决定和陈的朋友罗先生结婚，并利用自己所拥有的经济知识开办自己的餐馆。同时，她决定在英国生活，成为英国的合法公民，建立自己的家庭。当莉莉提出要借钱给姐姐梅的时候，梅拒绝了莉莉并说她准备从银行贷款。这也表明梅将以一种新的身份生活在英国，在尊重其社会制度的同时也让它为自己服务，以合理合法的方式获取经济利益。

梅脱离了莉莉的家庭，实现了经济独立，这个移民大家庭也由一个分裂成了两个。但也就是在此时，“莉莉觉得梅是她可以平等对待的朋友”[3]277(注：笔者译)。在这个移民家庭的发展变化中，经济因素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梅从依靠妹妹到拥有自己独立的家庭，是因为她的经济渐渐独立。

四、移民群体支持下经济伙伴关系的建立

在《酸甜》中，陈先生一家与其他移民群体有着不可言说的认同感，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互相支持。小说一开头就提到，即使陈先生在英国已经四年，他仍然感觉不到归属感。但是，在乘公交车去上班的途中，与他们之间的无声交流给了他心灵的慰藉：“印度的公共汽车售票员经常少收他的车费，他心里明白售票员是故意这样做的。”[3]1(注：笔者译)这些印度移民和陈先生一家一样，都是在英国社会底层奋斗的人，他们也和陈先生一样，对和自己有着相同经历的移民陈先生有着认同感。莉莉也一样，她叮嘱自己的儿子满齐，去学校乘公交车的时候一定不要乘坐白人司机的公交车，要认准少收他们车费的印度人。这些移民群体之间无声的交流和支持，形成了一种“经济团结感”[1](注：笔者译)，这使远在异乡的移民在心理上得到安慰，同时缓解了他们心理上的被孤立感。

与陈先生一起工作的餐馆服务员喜欢用家乡的语言交流，这可以让他们缓解在异乡的孤独感，舒心的交流会使他们感到快乐和满足。同时，他们还有机会了解一些有关香港的消息。陈先生的休息日也大多是和他的朋友罗先生去看香港电影，了解发生在家乡香港的逸闻趣事。

在陈先生的朋友罗先生生病后，莉莉主动去罗先生的家里照顾他，给他送去了可口的食物并帮他打扫屋子。得知罗先生的工作岗位被别人顶替，莉莉找到她认识的富裕的劳夫人帮罗先生解决工作的问题。出自对他的同情，劳夫人成功帮罗先生找到了一份餐馆的工作并时常去照顾他的生意。这些移民因为经济压力离家去追求财富，也正是因为这种相同的处境，在他们的同伴需要帮助的时候，他们及时伸出自己的援助之手。

梅未婚怀孕，莉莉不想让姐姐使自己的家庭蒙羞，劳夫人欣然答应让梅在自己家里生活直至生下孩子，而且每天为她准备营养丰富的膳食，让她体会到宾至如归的感觉。此外，在三合会误杀了陈之后，他们每月以陈的名义给莉莉母女寄去一笔费用，补贴家用，让他们觉得陈还活着，给他们生活的希望。黄彩虹和阮炜指出：“毛翔青安排三合会寄给莉莉一笔费用其实是一厢情愿的理想主义安排，三合会虽然对内强调兄弟成员之间的友爱，但是他们坚持一致对外，谋取最大的经济利益。”[8]可见，在毛翔青看来，影响移民家庭在异乡稳定生活的主要因素是经济因素，毛翔青这样的刻意安排表达了他希望这些移民能在英国互相帮助，过上自己想要的美好生活。

五、结语

《酸甜》中的移民陈先生一家在两种文化之间摇摆不定，他们因不能立即被异乡文化接受而陷入困境。但是，毛翔青牢牢抓住了英国社会经济自由的优势，让陈先生一家通过改善自身经济状况来重建他们在英国的社会身份认同，从而获得在异乡生存的归属感。尤其是小说中的两位女性人物莉莉和其姐姐梅，她们在开餐馆的过程中不断学习经济知识，为了获取经济利益慢慢融入移民群体以及英国社会中，从排斥英国社会制度到遵守并利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为自己谋发展，这个移民家庭通过经济个人主义成功找到了在英国的生存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