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公子养士关系探析

凌 璐 丝

(渭南师范学院，陕西 渭南 714099)

在《史记》中，魏公子无忌以礼贤下士、爱惜贤才的形象展现。太史公曰：“天下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然信陵君之接岩穴隐者，不耻下交，有以也。名冠诸侯，不虚耳。高祖每过之而令民奉祠不绝也。”[1]2897明朝茅坤有言：“信陵君是太史公胸中得意人，故本传亦太史公得意文。”[2]299太史公着力歌颂忠于知己、奋勇献身之人，对魏公子肩负国家大任、拜访岩穴隐者，与侯嬴、朱亥、毛公、薛公等从耳闻眼察到生命相酬的过程进行了细致传神的描写，更以窃符救赵这一典故通过比照，将人物置身于重大历史情境中，明晰展现了魏公子求贤相辅的心理动机与行事风格。

关于战国四公子养士的研究，易国杰在《〈魏公子列传〉的对比描写艺术》中，分析了太史公运用对比手法，充分表现人物性格特征，着重刻画魏公子礼贤下士，用士得心应手的形象。[3]韩兆琦在《读〈史记·魏公子列传〉》中，分析了侯嬴、朱亥等人“士为知己者死”的进步性，重点解析了侯嬴策划窃符救赵、击杀晋鄙、北向自刭的苦心用意。[4]庞存周在《太史公“人才观”在〈史记·魏公子列传〉中的展示》中，定义了魏公子既为“千里马”，又为“真伯乐”，能够求贤自辅，捐弃私嫌，共护宗庙，其取士与平原君形成了“求贤”与“豪举”的对比。文中还对养士之人提出需有经常警惕、保持信誉、信任爱惜的态度。[5]谢芳在《史记食客研究》中认为，魏公子的流芳百世与侯嬴、朱亥等隐士的经营善助是密不可分的。[6]赵晋在《战国四公子研究》中解析了齐、赵、魏、楚国风之于四公子个性修养、德行素质的影响，认为魏公子深受中原周礼文化浸润，得以屈尊礼士、敦厚儒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