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传统政治文化视域：比较与启示

于长雷

摘要：中西方传统政治体系迥然有别，反映了中西方在观念、价值和思维方面的差异，折射了人类不同文明建构和发展的文化基础。阐释并区分中西方政治文化的论域和差异，有利于揭示传统社会的政治形态，厘清中西方政治制度的生成与嬗变，解释政治发展的精神基础。这对于中国吸收借鉴西方优秀政治文化，推进中国政治文明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政治文化 人治 法治 异质化

阿尔蒙德首次提出并使用“政治文化”这个概念，并将政治文化界定为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情感。基于政治文化的视角，阿尔蒙德和维巴一起运用行为分析方法，采用民意调查的手段，对不同国家的政治文化进行了比较研究。他们发现，人们在过去形成的态度和持有的观念对于未来的政治行为有着强制作用，意味着政治文化一经形成就具有强大的独立性，它能够在时间上持续并在空间上周延。因此，剖析中西方传统政治文化，有助于互相借鉴彼此的优秀文化成果，推动政治文明的发展。

一、中西方传统政治文化的不同特征

（一）政治价值追求方面

自由、民主、平等、法治、参与等精神已成为人类社会普适的价值观念，这些观念的土壤根植于古希腊文化之中。雅典进行过早期的民主实践，并形成了完整民主学说。执政官伯利克里演讲时说道：“我们的政治生活是自由而公开的。我们的政体的确称得上是真正的民主政体。当私人纠纷产生时，所有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西方人对自由和民主的热爱与追求，内化于每个人心里。这在西方思想家的著述中随处可见。普罗泰戈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苏格拉底强调人要认识自己。亚里士多德更明确指出，人不是为了别的什么人而存在。充分体现了古希腊文化中的自由民主观。

尽管先秦时期有过百家争鸣，但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自发生成自由民主的概念。中国文化中有着强烈的民生意识和民本思想，如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民为重，君为轻，社稷次之；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可以载舟，亦可以覆舟；等等。这些民本思想大都属于政治范畴，或者说是一些治国之术。总体来说，主流的儒家思想追求大一统和整体意识，这使得我们渴望完美的整体，却忽略了个体的独立人格与价值。

（二）政治体制类型方面

西方社会的政治形态自古希腊就呈现出多元化倾向，如君主制、贵族制、僭主制、民主制等，每一种政体又有不同的组织方式。历代西方人对各种不同的政体形式十分熟悉，即使他们生活于君主专制政体下，他们也熟知其它政体。他们的任何政体设计，都有其它政体为背景，都是在与其它政体的比较中的一种选择。

中国古代的政治形态从先秦开始便只有君主制这一元化的结构，中国古人从未设想过这种多元与横向的权力关系和结构。在治国之道的探讨上，先秦诸子的思想呈现出多元化倾向，甚至相互势如水火。然而，在政治体制的设计上，他们却以相同的价值观念为基础。

（三）公民和国家关系方面

在个人与国家关系问题上，西方政治文化传统对国家这一政治共同体的政治认知倾向，是公民自主认定的基于公民个体自由建立契约关系形成的公民联合体。这一对国家的政治认知定格，突出了公民的认知主体性、个体自由的基础性、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契约关系性、国家这一政治共同体的“公民联合”组织性。

中国古代政治史以家国同构的面目出现的，家族中的经济关系、人伦关系与政府制度中的政治关系交织在一起，在天人合一的框架下组成一个复杂的等级网络。在这个等级网络中，每个人都有固定的身份等级和地位。

（四）治国方式方面

西方政治运行一直有着法律传统，毕达哥拉斯有“人治不如法治”之说。柏拉图在后期退而求其次，也提出要实行法治。第一个阐述法治原则的思想家是亚里士多德强调法律统治更为恰当。谁说应由一个个人来统治，这就在政治中混入了兽性的因素。

中国传统治理理念中也有一些法治说辞，比如韩非曾提出一系列“法治”口号，如“以法为本”“明法者强，慢法者弱”“尚法而不尚贤”。但这个法治更多是把法律作为一种工具对待，典型法律工具主义倾向。另外，治国方式强调道德因素，这种德治文化强调的是圣贤通过道德教化来治理国家。德治就是按照天道进行治理，而德治能让民众产生自律的精神。

（五）政治运行机制方面

西方政治思想中，如何制约当权者的权力，一直以来是思想家们着力探讨的主题。柏拉图就曾提出“混合式”的国家原则，以期通过力量的均衡来达到和谐。亚里士多德提出了政体三要素说体现了分权意识。罗马史学家波里比阿更是提出了混合政体，以防止单一政体所带来的危害。中世纪的欧洲是教权、王权、贵族权分权而治的社会，这对于后来洛克与孟德斯鸠思想的影响以及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设计意义重大。

中国政治文化是王权主义，在这一基础之上，形成了“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的根本制度，形成了以皇帝为主宰的高度中央集权统治制度。在这种政治制度中，权力集中于皇帝，权力结构呈一元化、单向化。

二、中西方传统政治文化异质化的成因

（一）地理环境的影响

柏拉图认为，人的性格和智慧由氣候决定。近代孟德斯鸠也认为，地理环境决定人们的气质性格，不同的气候形成人们不同的精神气质和内心感情，同气候需要产生了不同的生活方式以及适合他们的不同的社会政治制度。西方文明发源地——希腊半岛多样性的地理条件和狭小的土地使得该地区很难产生农业文明，这种环境下，难以产生世袭君主制度。

中国是一个自然封闭的地理环境，在这些屏障以内，容易形成相对统一的整体。另外，肥沃的土地使得古代中国有着发达农业经济。农业经济的自给自足抑制了其它经济形式的发展。这在政治思想方面往往表现出一种单线型的思维模式。

（二）思维中的理性与感性区别

西方政治文化传统的形成和发展尤其受到古希腊早期自然哲学的影响。西方自然哲学从一开始就关注、重视对于自然、宇宙奥秘的本原性探究，从中寻找并抽象出自然法则，以之指导、处理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对于政治生活，西方学者思想体现了对政治原理的探究。如国家的起源、国家的本质、国家的功能、权力配置、公民的地位等等。中国文化缺乏探究自然的传统，尽管初期也有阴阳五行、数学神秘主义，但最终唯一的对象就是关于当世的政治权威的问题。这种文化具有明显依附性倾向，容易产生直觉性思维。由此，西方文化的思维模式注重逻辑和分析，具有理性主义传统；东方文化的思维模式则表现出直觉整体性，具有感性主义色彩。

（三）人性假设不同

西方传统中并没从性善或者性恶的角度来探讨人性。在西方，对于人性最有影响力的判断与基督教原罪说有关。人生来就是有罪的，需要救赎。这种消极的政治观对于抽象的政治文化和现实政治制度的设计容易产生权力制衡、法治、有限政府、自由平等理念。不可能产生像中国把希望寄托在圣贤身上。

中国古代关于人性有不同的见解，但性善论是主流观点。儒家性善论和圣王之治理论使得中國政治的重心强调“为政以德”，只要进行道德教化，把人教育成尧、舜，那么社会的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所以传统中国政治突出的是德治。孔子强调：“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孟子也说：“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

（四）公域与私域分类差异

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在西方一直以来是泾渭分明的。古希腊把政治视为城邦事务，体现了公共事务和私人事务的区分，这种区分自然就划定了政府的活动范围，为限制政府权力奠定了基础。罗马时期，国家被认为是人民的事务，这凸显了公民个人可以作为独立的个体参与政治事务讨论，而不完全是国家的附属物。后来基督教中的契约精神，以及凯撒与上帝事务划分，更加强化了个体并非依附国家单独存在的意识。

在中国古代，国家是借助于宗法关系建立，血缘和家族在政治建构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因此，伦理在政治和个人事务中都一样重要。国和家不分，治国和治家相同。政治权力可以介入私人领域，私人生活也变成公共生活。这抑制了政治思考的空间。

三、简短的启示

中西方政治文化都是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生成。作为社会意识的主要组成部分，政治文化自成系统，具有超越个人人格特质和态度倾向的整体性和共同性。因此，政治文化对于政治文明的发展有着强大的影响力。毋庸质疑的是，中西方政治文化中都存在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消极因素，如中国的人治观念、臣民意识、专制色彩，西方的霸权主义等。这些消极因素，需要通过彼此交流、碰撞，然后才能蜕变、发展。作为源于西方的现代文明及其优秀的政治文化，我们应该积极吸收。一部分人以文化自信和自尊的姿态蔑视或者反对西方政治文化，这种典型的思想偏见显示的是一种极端狭隘的民族自卑情结，真正的文化自信应该有海纳百川的气度。

只有开放的社会形成的文化，才具有持久的生命力。源于古希腊罗马的西方文明也是在不断的吸收古巴比伦、古埃及文化而成长起来。中国自国门开放之后，对于西方的技术、科学精神与方法、市场经济和管理模式、生活方式和文学艺术、法治理念以及政治制度都在不断的学习、借鉴。因此，我们对西方优秀的政治文化要积极的引荐和吸收，以促进中国现代政治制度的确立和运转。

参考文献：

[1]阿尔蒙德、小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28页

[2]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2页

[3]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68页

[4]丛日云.中华文明如何面对西方政治文明？[J].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8（6）